会党与政党
08/24/04    章立凡    世纪中国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39

中国历史上的政治结社,往往被称为“朋党”,在汉语中含有贬义。孔子就说过:“吾闻君子不党”,《论语》中对此的注释是:“相助匿非曰党”1。按照《说文解字》,“黨”字由“尚黑”两字组合而成,释义为“不鲜也,从黑尚声”。

据谢国桢先生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一书中考证,“党”与“社”是有区别的,大体上在朝为党,在野有社,朝野之间,相与互动。为免烦琐,本文只从一般意义上的政治结社讲起。

政治结社可分为知识分子结社和民间结社两种。前者基本上是公开活动而相互间信守一定的秘密,后者则以地下活动为主,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迷信色彩。中国农民的造反以及黑社会的活动,多与后者有关。

知识分子结社形式,无论在朝在野,多属清流议政。远可追溯到东汉范滂、李膺、张俭等党人,史称“钩党”;其后历经唐代“清流”、宋代“元祐党人”等朝廷党争,到明末被称为“社党”的,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东林党和张浦、张采等的复社。

再看民间结社,秦末就有“大楚兴,陈胜王”的谶语作为农民起义口号,自东汉张角创立“五斗米道”后,以宗教迷信为外衣的民间结社形式更络绎不绝,不胜枚举。历时元、明、清三代的白莲教,则是其最著名的例子:朱元璋尝为白莲教徒,清代林清、李文成起义及义和团暴动,皆有该教之血脉。

到了明末清初,汉族为反对异族的统治,这两种结社开始相互融合。自黄宗羲、顾炎武、朱舜水、傅青主等大知识分子与民间势力结合“反清复明”起,逐渐形成洪门的天地会、哥老会、三合会等秘密会党。后来以官府漕运为背景的安庆帮(清帮),也逐渐认同了反清的宗旨。

萧一山先生在《天地会起源考》一文中分析说:“白莲教起于元末,是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只有‘彼可取代’的用心;天地会起于清初,是南方一个带有政治性的秘密会社,它们并有‘民族革命’的意味。所以南方的天地会支流与北方的白莲教支流,在清代虽然一样的活动,而意义显然不同。最后天地会变成了革命党;白莲教则变成了义和团。”2

关于洪门起源的掌故,据学者考证,与郑成功之父郑芝龙全家被清兵屠戮以及清初的伪“朱三太子”等故事有关。萧先生分析说:

“明朝遗老看透了中国人的特性是不讲民族而讲家族的,是不讲国家而讲君上的,是不讲后世而讲祖宗的,是不讲先民而讲宗派的。于是利用郑氏部曲的心理,下级社会的弱点,江湖豪杰的义气,造出为宗派、祖宗、君上、家族的复仇说,民族国家的大义,自然寄托在里边了。”3

近代史上洪秀全的“拜上帝会”,首创知识分子利用外来宗教、经秘密结社发动农民起义的先例,但与天地会也不无关系;戊戌维新志士谭嗣同、唐才常等,与会党有密切联系;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孙中山、黄兴等,均利用会党的力量从事革命活动,如孙中山是美国洪门致公堂的“红棍”(执法者),黄兴与哥老会首领马福益结盟,陈其美是青帮大老,等等。

会党是国家秩序的破坏者,亦是民间正义的维护者,故有“王法管得到的地方我们不管,王法管不着的地方我们管”之说。除了民族革命(其实核心是种族革命)的一面之外,也从事暗杀、绑架等恐怖活动。内部则实行家长统治,分为若干山头,类似封建家族中的各房,等级森严,层层论资排辈,产生各房各辈的掌门人;处于等级金字塔尖上的会党首领则如同族长,拥有极大权力,平衡各山头的利益与矛盾;其内部有严格的帮规家法,大老们议事决策具有神秘性,且实行恐怖统治,发现成员有违犯家规或不忠实言行者,会给予极严厉的制裁;对外则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和报复性,不容外人过问批评其内部事务或团体行为,其成员在社会上的不法行为往往受到包庇。

中国近世政党往往带有会党色彩。孙中山在东京创立中华革命党时,就要求党员宣誓效忠于他本人,但遭到黄兴的抵制。蒋介石本人是青帮分子,执掌政权后,继续会党政治作风,推行个人独裁和特务统治,抵制民主宪政,更受到强烈的批评。而国民党内则公然结党营私,日见腐败。

支持中国反清革命的海外洪门,后来逐渐与国民党分道扬镳:陈炯明与孙中山分裂后,晚年将致公堂改造为致公党,就是从会党向政党转化的案例。会党闻人如张澜、司徒美堂、朱学范等,也在历史的大变动中,完成了从会党领袖到民主人士的角色转换。

按照季特尔提出的定义,“政党是一部分有组织的公民成立的政治单位,根据其选举权的使用,去参加政治,监督政府,以实现其主张。”4

现代政党的功能是什么?根据M..瓦坦博格的阐述,主要有如下特点:(1)一致和忠诚的象征;(2)政治利益的表达和集约;(3)在选民中间和议会内部动员过半数的势力;(4)投票者的社会化和确保大众支持;(5)不满和反对意见的组织化;(6)补充政治领导人和获取政府职位;(7)使对抗和纠纷制度化、系统化及社会化;(8)克服地方主义和促进国家的利益;(9)实现政策目标;(10)使政府决定合法化;(11)促进政府的稳定。这些功能可以归纳为:①利益的集约功能;②补充和选出政治领导人的功能;③决策机构的组织化功能;④政治的社会化功能。5

当然,这是西方代议制民主下的现代政党,在封建主义根深蒂固的中国土壤中,始终没有给它以生存的空间。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部分带有民粹派倾向的知识分子精英,主张直接与社会下层群众结合发动暴力革命,因此也有一些会党人物加入了革命队伍:成为烈士的工人领袖汪寿华和成为叛徒的顾顺章,是两个相反的著名例子;刺杀汪精卫案的重要当事人华克之,原是被称为“暗杀大王”的会党首领王亚樵的部下,后来成为上海特科的骨干。举国一致的抗战期间,会党人物组织了活跃于苏、沪的抗日队伍“忠义救国军”,也有不少中共党员加入。从史料上看,青帮大亨杜月笙与中共是有合作的。至于利用青帮、洪门的通道从事秘密活动和输送军火物资,则是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所容许的手段。

当时的中共是一个农民成分占90%以上的政党,其中有一部分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民无产者,其参加革命初衷,还是“均贫富”的朴素农民革命思想,向往着“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的快意,这种人最易成为会党政治的拥护者。精英政治本身具有的排他性,会助长决策的不透明和家长作风;而在白色恐怖下险恶的生存环境,亦需要经常以严酷的纪律来控制内部。党史上一些“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当与会党政治的思想不无关系,是应当认真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的。

1949年以后,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问题摆到了中共领导人的面前。军事上胜利的速度超过原先的预料,无论从组织结构上还是从干部的思想上,尚缺乏接管一个大国的准备,这种欠缺主要表现为乌托邦主义及会党思想的影响。如何从一个造反的“武化集团”(毛泽东语)转化为治理国家的现代政党,成为对领导人的重大考验。国家政权的铁扫帚横扫了旧社会一切阴暗的角落,迅速取缔了烟、黄、赌、毒及一切帮会、行帮、会道门,一时弊绝风清,人人称道。会党对灰色地带的控制迅速被党组织和基层政权所取代。

但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决策不透明、宗派主义、家长作风、个人崇拜和残酷斗争等会党政治遗风,仍在对政治生活发生影响,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就是最明显的例证。“革命造反”精神指导下的“红卫兵运动”等风靡全国的暴民政治,总是令人想起庚子年“奉旨灭洋”的义和团。

高度集权的前苏联解体后,中央政权的式微,令黑手党和经济寡头大行其道,在黑白两道之间如鱼得水,成为至今困扰着俄罗斯领导人的社会毒瘤。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发展和相对宽松的社会生活环境,也给腐败及其他丑恶现象提供了温床和发展空间。腐败官员成为黑社会的保护伞,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网,共同祸害良民百姓;受到舆论监督和党纪国法查处时,则层层回护,相助匿非,犹如《水浒传》中“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江湖忠义。其实这也是会党政治的遗风在作祟,是对国家和人民最大的不忠。

会党政治在中国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革命的作用,但归根结底是封建家族主义的产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过时,现已不再具有任何的进步性。经济体制的改革会带来经济民主,经济基础的变动也必然影响上层建筑,对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国人已期盼多年。在提倡政治文明的今天,更需要理性的思维。驱除会党政治的幽灵,消灭政治腐败的温床,确立廉洁、民主的现代政党政治,既是历史的潮流,又是现实的必需。

2004年4月8日风雨读书楼

同年6月30日修订

发表于《博览群书》2004年第8期

注释:

1《论语》.《述而第七》。

2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10页。

3同上,第20页。

4转引自《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页。

5转引自冈泽宪芙:《政党》,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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