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翻中共》到底好在哪(七)
08/20/04    武振荣 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42
《如何推翻中共》一书读后感想之七

是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还是反对流行马克思主义?

宪政俱乐部诸君在推荐《如何推翻中共》这本书的文字中指出,它“是现代民运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和完整地阐述中国民主运动道路和策略的著述”。依据我们的见解,这话所表达的意思是对的。本书虽然提出了以“武装革命”的形式来“推翻中共”的主张,但是它并不是单纯得就事论事,而是围绕这个主题“系统和完整”地提出了对“中共”的全面的批判,表现出了一位中国民运人士对于被反对的东西的基本的态度和基本立场,同时也体现出了作者个人的政治批判的水平。仅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欣赏作者的批判,认为只有我们民运人士不断的进行这种必要而又必须的批判,中国民主化运动才会有成功的希望。因此,我们虽然对于这本书提出了批评,但是我们的目的只在于通过民运内部的批评以求提高中国民运的整体水平,这同那位在我们的文章的跟贴中对我们所做的“保皇派”的斥责的“民主革命党人铁饶”的看法绝对地不同。在这一篇文章中,我们只就高光俊书中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问题发表一点见解,也许有不妥之处,大家批评。

一、关于批判马克思主义应该注意的一个原则问题

本书的开始几章,运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批判了“马克思及其信徒们”的“哲学”和“学说”,指出了它是一个“走向毁灭人类精神文明”的“极端反动”的东西。书中,作者还不厌其烦地列举了以下的内容作为题目进行写作,其中有“哲学的贫困”、“政治学的荒谬”、“经济学的可笑”等等,读到这样的文字,如果读者们对上一个世纪90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批评和批判的风气有所感知的话,那么只差一个“历史学的短见”就可以说是对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所发的那一肚子“牢骚话”的全面而又准确的“复原”。10多年过去了,如果我们的民运人士还停留在那个“10年一贯制”的水平上,我们前进的“步子”就太慢了。

50多年以来,中国实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统治的政策至今都没有变化,但是,要在这个“不变”之中去发现变化,不就是我们民运人士的职责吗?如果我们脱离了专制社会主义者的那种粗陋的看待问题和粗糙的分析问题的方式和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发现其中同样充满了变化,某些变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引发重大的变革,这里的关键是我们民运人士应该有着一个高屋建瓴的气度和具有高瞻远瞩的气质。如果,我们对于我们中国的现代历史有着一个深刻理解,那么,我们就应该知道,在上一个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理解和60年代中叶毛泽东个人的理解以及80年代以后邓小平等人的理解的冲突与不同,就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当把握的一个重点。抓住了这个重点,然后去分析50年“一贯制”的强迫式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在我们中国究竟造成了一种什么样的“后果”?我们应当如何批评和评价这些“后果”?这就是摆在我们民运人士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我们不但不能回避它,而且我们应当努力的面对它。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不同于韩国、菲律宾以及智利、阿根廷这样的国家,事实上面临着一个人人都应当“迈过”的“马克思主义的门槛的问题”。

在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之于每一个人不光是一个批评或者评价的问题,事实上几乎关乎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广义上的文化问题,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要求我们每一个人“表态”,因此,它对于我们来说,有一个“历史和现实”的“被迫”的压力。正因为如此,检验我们民运人士政治水平和思想、精神质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标志也与此有关。在中国有两个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应该于以区分,于此有关的是在所谓的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和“教育”上,也有两个不同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应当加以区别。具体地说,两个马克思主义分别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流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两个不同的层面是:统治层面上的由统治者们所掌握的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层面中的由“教育”所授于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我们在说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且不可“眉毛胡子一把抓”,把他们搅和在一起。一定要掌握分别这个原则,不明白这个原则所强调的“区分”和“区别”,不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同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区别,不知道人民层面上的“接受型”的马克思主义和统治者们的那个“施加型”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分,企图用“一锅煮”的方法想把一个马克思主义“煮烂”,是绝对办不到的。

做出了以上的区分之后,我们就可以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人民层面上的“接受型”的马克思主义是有价值的;流行马克思主义和统治的“施加型”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价值的。对于前者,我们可以运用一种“改造”或者“再造”的方式去对待之;对于后者我们可以采用批判的方式去“清除”或者“清算”之。

二、经典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不应该当作我们反对的对象?

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有关解放的文本,是在传统的宗教之外主张世俗的无产阶级福音的学说,而象无产阶级这样的东西,“说实话”的,“在任何政党里都没有对手;在书本、报纸、在戏剧表演和议会辩论中,所有的富人都声明想为无产者谋福利”(见帕累托《普通社会学纲要》中译本378页)。今天,我们搞民主的人,如果连这个一点都不懂,宣布自己是反对无产阶级的,那不就是让自己处于最不利的位置上了吗?在日常生活中和在日常的语言中,无产阶级这个词很容易和“人民”、“大众”、“绝大多数人”这样的词相互转化不就是常识性的东西吗?因此,我们同意社会学家帕累托的上述意见,我们不可能把“没有对手”的无产阶级作为我们要反对的对象。事实是,在我们所推进的民主化事业,同样也有着一个“无产阶级”和“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所以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违反常识去向它宣战。在民主的理论里,“无产阶级”的利益仍然是各阶级利益构成中最主要的利益成分,至于说到“绝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也是民主的“精髓”。议论至此,如果我们已经说到了中国民主运动的“策略问题”的话,那么岂不是说我们应当从“策略”的考虑出发放弃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我们中国的民运派在不主张取消无产阶级以外的各阶级利益时,在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方面,我们应该表现的更有作为。目前的中国社会根本就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真正的无产阶级仍然处于被“专政”的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关解放无产阶级的理论同样地具有意义。

说立足于“策略”的考虑我们不应当反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是说我们民主派并不享有批评、批判它的权利,相反我们认为,从理论上讲,每一个中国人都享有批评、批判它的权利。在民主的体系和范围内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不接受批评、批判而会存在的理论和思想,但是如果把这样的本身属于思想和理论上的问题同民主运动混为一谈,那么,我们就犯了原则的错误了,不要认为民主运动要反对一切,民主的运动应当尽量地减少反对的目标,从而达到使自己要反对的东西在量上的最少化。从这个角度考虑出发,我们在列举民主运动应当反对的事物的清单时除坚持那些极少数非反对不可的东西外,尽量地减少那些次要的和不主要的或者事是而非的东西的数目就成为我们行为应当把握的原则了。正因为有了被反对的东西的量的减少,民主运动的建设性目标才会更加大其分量。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才认为在中国民运人士“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目标中”应当排除经典马克思主义和已经“灌输”到了中国人民中间的那个马克思主义。这样我们就有可能集中精力去反对统治的流行马克思主义。

在形成了上述看法时,我们对于高光俊书中的那样的一锅煮式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不可能表示赞同。我们其所以在我们反对的事物的清单中主张取掉经典马克思主义,原因也在于我们当中的许多人缺乏同马克思主义较量的能力和知识,因此,我们如果真正地要同它较量,那么势必会把我们引到钻古典主义的牛角尖中去;其此,我们现在的民主运动的现状远远不是马克思的理论所能够阐述和解释的;最后,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现代发达民主国家的政治和文化现实中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被消灭的现象,非但是这样,它的批判语式在民主自由的社会中同样的兴时。所以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若还从这样的现象中发现不了新问题,从而把自己的精神和思想用在50年前的“冷战时代”的旧盔甲包裹起来,我们不就是变成了21世纪的唐吉诃德了吗?

权利和权利的运用是两码子事情,且不可混为一谈,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武装革命”虽然是一种人民革命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却是要受条件限制的,同无条件限制的个人权利不可同日而语,依据同样的道理,批判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也具有权利的内容,但是,这样的权利的运用也是有条件的,就是说批判者必须要懂它,对于完全不懂的人来说,批判就毫无意义。要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普通的学问,用我们中国的话来说,是一种“阳春白雪”式的学问,不是普通的人能够很容易弄懂的。在中国,它虽然被当成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但是在几千万的共产党党员中和几百名所谓的“中央干部”中,又能有几个人懂。针对这个现象,毛泽东生前曾经以十分惋惜和十分抱怨的口气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人不多”。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民运队伍中是不是就有很多的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呢?我们看,不见得。在高光俊的书中,他声称他在“读《资本论》和其他政治学说时,越觉得它荒谬不堪”。其实呢?是高光俊的方式不对,他把“经典”意义的东西同“流行”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读,当然会感觉到“荒谬不堪”,其实呢?他只要单独地读〈〈资本论〉〉并且在读的时候不要用“流行”的那种思路去理解它,就不会有“荒谬不堪”的感觉。同样是《资本论》由世界级大师阅读,好象并没有留下“荒谬不堪”的印象,马克斯韦伯、桑巴特、熊彼特、福柯等等似乎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给马克思的思想以“全盘的否定”,都在一定的程度上肯定了马克思的思考的价值。可见,高光俊的“荒谬不堪”的感觉可能和他阅读方式和方法的有关。要知道,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我们民运人士在批判一党专政时,也没有必要非说到《资本论》不可,何况,在我们中国,今天社会上的许多的专制的现象并不必然地根源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在下面的议论中,我们将要说明它完全是流行马克思主义的“制作”。

三、流行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应当全力反对的东西

上一个世纪90年代,武振荣在《经典马克思主义解析》和《流行马克思主义概述》两部手稿中,对这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马克思主义做了一个分别,他把出于马克思本人手笔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文字中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称经典马克思主义,而把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以马克思的名义做出的那种马克思主义叫流行马克思主义。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活了12年,流行马克思的第一个形态即奠定在这个时期。依据武振荣的分析,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未成系统的学说,当然就包含着多元混杂的因素。“流行化”使它实现了“一元化”和“体系化”,又最终地获得了“工具化”性质的。流行化的第二个时期是由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完成的,第三个表现形态就是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那种马列主义的了。

如果说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中,寓于着一个解放无产阶级的意义的话,那么,在流行马克思主义那里,他就完全地变成为让人服从于马克思主义者的统治的问题,解放的文本被“转述”成为统治的文本。而统治文本的全部永远都在于证明统治者占有真理(马克思主义)。让占有真理的人来统治人——这就是流行马克思主义的要害。有了这的看法,说流行马克思主义是“荒谬不堪”的,那是对的,也算是抓住了“要害”。所以我们以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在放过经典马克思主义一马时,紧紧地抓住流行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就不失为明智之举。

要能够有效地批判流行马克思主义,首先就得认识它,了解它或者摸准它。在某种意义上,流行马克思主义可以是共产主义,也可以是社会主义,甚至还可以是资本主义或者是“什么主义也不是”的如流行歌曲一样的那种无主义的东西。不了解这一点而发表议论,就有可能造成无的放失的结果。在《如何推翻中共》一书中,高光俊把主要的精力放在批判共产主义上面,就给人以浪费精力的印象了,其实对中国的现状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知道共产主义早已经在中国成为“子虚乌有”的东西了,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这样的人早都是不相信共产党主义的了。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高光俊还要那么卖力地反对共产主义?在我们俩人所知道的人之中,中国只有一个人相信共产主义,他是我们的一位陕西老乡,可惜在10多年前已经自杀身亡。他曾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中共14大召开的那年那月,他读了14大通过的文件之后,感觉共产主义已经被共产党中央“出卖”,在绝望之际喊着“共产主义万岁”的口号从7层高楼跳了下去,为共产主义而殉身!在这位老乡离世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在中国发现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了,对于那些嘴上挂着共产主义口号骗人的人,我们为什么要认他们为共产主义者呢?

流行马克思主义不仅可以不是共产主义,而且并不必然也是社会主义。在前毛泽东时代,我们认他们是社会主义者是没有错误的,因为那些左毛派人物们的确是一伙(专制)社会主义者,但是,在他们失势之后,流行马克思主义却已经变成了高光俊在书中大加赞扬的资本主义者了。发生在中国社会和中国统治阶级中间的这样大的变化竟然被高光俊忽视,实在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在这里,高光俊的错误不在于反对“中共”,而是它在反对20世纪50年代的“中共”的“战斗”中放过了现在的、现时的“中共”,现在的和现时的“中共”他们既不走共产主义的道路,也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是在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什么也不相信,只相信掌握在他们手里的“权”和“钱”。美国杰出的法学家德沃金在中国做了实地考察之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就十分明确地指出:“虽然中国已经放弃了毛泽东时代那种极端的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但是今天的中国应当担心的是是一种更老式的,也许是更持久的压迫形式:那就是一些什么‘主义’都不信,但掌握权力,并决心用一切手段维护权力的人的所施行的统治。我补充一句,这种形式的压迫可以建立在某种所谓的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的基础之上。事实上,他过去一向就是这样。”

在高光俊的思想中,一定也有“两个凡是”:“凡是共产党都搞共产主义”;“凡是共产党的中央也都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所以在他的文章中,反对“中共”就等于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主义也就意味着反对“中共”。其实这“两个凡是”在许多的中国民运人士的认识中大量的存在着,只是他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而已。在我们民运队伍中,许多的人其所以操着50年前的“冷战时代”的语言说话,原因主要在于我们没有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以至于我们最后竟失去了对新事物和新情况的兴趣。在我们从事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当中,当然地存在着一个我们应当努力反对的对象,但是如果说这种对象已经不是一个在完全意义上存在的政党的话,那么随着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地调整我们自己的行为就成为我们的本身的一项主要任务。事实上是50多年以来,我们中国人民在要求民主、自由,反对专制社会主义方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与教训亟需我们整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没有很认真地面对这些东西,而是自以为我们可以舍过它们另搞一套,这样以来错误就在于我们自己的了。在谈论民主时,我们当中的许多人面目可憎,语言拙笨,个中的原委自待追究。

四、如何对待和处理人民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并不关心统治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早已经在中国构不成重大而又重要的研究课题,我们仅仅关心人民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从1966年起,马克思主义在“风起云涌”式的人民政治大造反运动中已经变成了人民“自我解放”的“政治武器”,人民运用这种“武器”以马克思主义名义起而造反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复活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文本中的“解放”意义。于是,在60年代的国际社会中就出现了人类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中的一个“中国式”的现象。外国人看着这个现象目瞪口呆,不了解一个压迫的“主义”为什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解放的“主义”自然是情有可原。因为他们没有生活在专制社会主义的社会之中,不知道人对人的压迫的形式和方式,也不知道这种压迫在被压迫者的身心上到底造成了哪些感触和感受,自然也不会了解在一个偶而的解放的时刻它怎么样地转化为解放的运动。但是,我们中国人在这样的时刻“行动”,如果说“行动”本身就有可能包含着理解的话,那么,这种理解导致的我们普通中国人把马克思主义从形而上学的渠道中“拉”了出来,使它变成自己生活中的一个活生生的因素的后果,这就造成了我们人民的一种理论生活的历史。今天,我们的中国民主派的任务不是要取消它,模煞它,而是要正视它,尊重它,并且要竭力地维护它的价值。

如何看待人民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是我们当前亟待的问题,中国民主化运动虽然是一个政治的运动,但是它同时包括思想、精神和文化方面的民主化问题,因此,这样的问题不是简单而又轻松的方式可以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民运人士花费大气力来研究和对待之。在这一篇非专门性的文章中,我们只能说出一个大概的意思。如果运用哲学上的话来说,我们可以把人民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看成是一种“上手”的价值,然后,我们再想法如何去处理这样的价值。肯定地讲,这种“上手”了的价值之于我们不是一种现成的价值,是需要我们“再造”,所以,我们切不可采取“否定”的做法对待它,把它同那种统治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在这一方面,我们个人是有深切的教训可言的。上一个世纪80年代初,武振荣在写作《毛泽东思想批判》的书稿时,就持有一种“否定论”的倾向,把自己以前已经接受了的马、毛主义当成了“心贼”来看待,并且运用王阳明先生的“心贼说”去批判之。随着他自己对民主的不断的探索和思考,也随着他的民主知识的不断的增长,他才逐渐地脱离了原来的看法,形成了一个包容、宽容的看法和心境。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继续采用当年毛泽东使用过的那种思想斗争的方式,要把人思想中的那些所谓“错误”的东西(非马克思主义和非毛主义)“一扫而光”,试问:“我们同毛主义又有什么区别呢?”

民主的精神和思想是一种多元化的体系,而多元化体系的建构却不容许传统意义上的“正确”与“错误”的区分模式的存在,它必然要产生出一种能够使“错误”的“元”脱离传统意义上的“危害”的位格而实现其“无害化”的后果。因此,在我们推进中国的民主化任务的今天,我们得使我们自己努力地同专制社会主义对我们所造成的危害中解脱出来,使我们自己也同时的“民主化”。若不是这样,我们以为可以用专制的方式实现民主化,也就是许多人认为的应该“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那么,我们中国的民主化的前途就难免被迷雾所遮盖。

要知道经典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西方社会的民主环境之中,他本身就有着一种民主的“寓意”,所以,这种民主的“寓意”如果被我们解读为“初期”的民主,那么把它同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发展中”的民主联系起来看待,并把它作为“发展中”的民主的一元,我们不是就发现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民主历史的道路了吗?在这几篇文章中,我们一再地强调,我们中国不是没有民主的道路,不是没有民主的经验,而是我们对道路认识不清楚,对经验采取了漠然的态度。

五,前苏联和东欧巨变的有关启示

前苏联和东欧出现的巨变,乍一看好象是一种极其突然的事变,但是依据我们中国人“鼎折栋桡其所以由来久矣”的观点分析,巨变之前苏联和东欧出现的那个较高水准的对于专制时代和专制人物的批判和批评是值得我们注意的。50年代,苏联和东欧共产党党内反对派对于专制社会主义的新的阶级结构的批判,以及60年代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新理论解读都具有世界级的水平,更不用说多伊彻对于托洛茨基的批判,麦得维杰夫对斯大林时代和斯大林个人的批判以及阿尔托夫哈托夫对于勃列日涅夫的批判都可以说是“顶尖”的东西。相比之下,我们中国的情况就差得远了,和斯大林、托落托洛茨基相比毛泽东是一位更具有传奇色彩和革命精神的人,但是,我们对他的研究和批评基本上没有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在现有的批判中,只是毛泽东生前的“工作人员”秘书、医生的文字被视之为“宝贝”,1966年的政治大运动在全世界的所有的政治运动中也可谓“史无前例”,但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还处于邓小平那简单的“否定”阶段,马克思主义在我们中国“统治了半个多世纪”,可是我们对它的理解和批评是十分有限的。在那些已经公开了的著作中,王若水、王若望两位已故老人的著作已经是代表了。在上一个世纪80年代,用“人道主义”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中国的批评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峰”,显然,这同中国人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理解的水平相比而言,就不是很高的,其批评之精神在中国人民中间的普及面也是非常狭窄。当然也很难谈到世纪级的水平。在世纪级的有关毛泽东研究和文化大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革命的研究方面,高水平的代表人物不是中国人的问题,值得我们重视。

上述现象在中国民运队伍这的表现就更为明显,在需要我们为中国人民提供那种和我们中国人民的生活和经验相关的民主和自由的知识时,我们就力不从心,只能够说一些已经过时了的西方式的民主,或者情不自禁地返回到中国社会那已经过去了的历史之中去抱残守缺地拿出“陈旧”的东西当“武器”,企图用它去“建立宪政”。在这方面高光俊的《如何推翻中共》的书就很典型,他把20世纪30——40年代,一个经毛泽东“加工”以后变得“炉火纯青”的以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去“夺取全国政权”的“策略”,拿了过来,稍加包装,就原封不动地变成了自己的东西,因为这就是当今民主革命的“主要途径”,殊不知早在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毛泽东的那个“文化大革命”的有关信息就已经“更新”了他那个在战争年代被宣传成“战无不胜的法宝”,在下面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要论述它,此篇文章就议论到此。

2004-8-15于韩国汉城特别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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