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及反驳文章)
08/11/04    冼岩等    网络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294
冼岩: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 »
冼岩:为什么提出“自由主义让路”?

拙文《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改革只能渐进》发表后,果如所料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文章触及到许多人心目中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禁地(就象是基督徒的信仰、马克思主义者的共产主义理念一样的东西)、涉及到不少人的饭碗,批评声音铺天盖地;但批评大多只是情绪性指责和立场性反应,少有对笔者关于自由主义及其宪政民主理论主导社会思潮所可能造成的后果分析提出的针对性反驳。

无论是批评的音量还是方式,都证明了笔者关于自由主义已成为当今民间学界思想主流并导致社会思潮激进化的判断。如果自由主义还是它自己原来所引以为傲的开放性思想体系,那么它就会欢迎一切不同意见和批评声音,而不会厌恶和敌视批评;因为只有在不同意见和批评的砥砺下,自由主义本身才能与时俱进、才能不断完善和提高。

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缺少自由主义精神、仅仅把自由主义理论当作政治运动工具的伪自由主义者实在太多。他们说,自由主义只能接受“善意的批评”,不能容忍“恶意攻击”──如果要分辨人心用意的善恶,恐怕需要有“他心通”的特异功能。况且,这种做法和专制政府又有何分别?专制政府也会鼓励和接受“善意批评”,而“恶意攻击”也正是它拒绝和打击批评的借口。需要分辨的,不是批评者用心的善恶,而是看他究竟是在摆事实、讲道理,还是在破口大骂。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笔者一再质疑自由主义的思想主张,但从未“反对”自由主义。笔者对当下中国自由主义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点:1,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宪政民主制度不具有普适性,自由主义的这种标榜,无视于宪政民主制度在当代发展中国家普遍不适应的事实,或者将此事实荒诞地归结为那些国家只搞民主、不搞宪政,或搞的“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事实上,由于缺少经济社会条件的配合,宪政民主理论所设想的种种“优越性”在发展中国家大都发挥不出来。相对于权威政体,宪政民主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表现出显着的优越性。

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成为当今思想主流,具有实际危害性。由于宪政民主并不适合于当下中国,近期内启动政治民主化改革更将造成不可承受的社会动荡,因此笔者提出“自由主义让路”,即从当前的思想界主流位置上暂时退下来,为目标较低、温和渐进的思想体系预留空间。

如果中国现在已经是宪政民主国家,笔者会毫不犹豫地支持这种制度,不足之处无非再尽其可能设法弥补而已。但事实并非如此,中国现在是权威政体,走向民主宪政需要经过政治转型。任何社会转型都会伴随震荡,而由权威走向民主的政体转型震荡将更甚,中国现在已经经不起这种震荡。只要中国发生类似前苏联(休克疗法前)那种震荡,结局就会与前苏联大不一样,具体说可能会出现国家分裂、社会崩溃、难民盈野。因此,宪政民主在中国只能缓行。

都是主张渐进,笔者与王思睿等自由主义渐进一派的重大区别是:王思睿们的渐进主张是基于“充份认识到中国社会力量对比的实际状况”(王思睿《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或基于“极权政治现实的语境限制”(王怡《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兼评冼岩》;笔者的渐进主张则是为了避免激进所必然酿成的社会灾难。只要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还象现在这样居于民间社会思想主流,启动任何程度的政治改革或政治开放过程,民心都会直指宪政民主、过程都会趋于激进;不管宪政主义者如何关注基本秩序的建成,只要以“宪政民主”为号召的自由主义还在主流位置上,所谓“基本秩序的保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渐进就会成为不可能,当局也会惧于启动政改。这一点,并不以自由主义者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们中间的渐进声音最终也将无济于事。因此,唯一可能有效的着力处是改变民间社会的思想基础,即请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暂且从主流位置上退下来。

要自由主义让路,这对自由主义者确有不公。但从效果上说,似乎又只能如此提倡,理由有二:

1,任何一种理论,不管其构思如何精密,它在中国这种状态下能够被大众掌握的都只会是一些简单理念,甚至就是那么几个简单口号。上世纪前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风靡一时,大多数人就是被“消灭一切压迫、剥削”之类的口号所打动、吸引。自由主义固然体系繁杂,但其最易识别、最具吸引力的还是“自由民主”的理念和“宪政民主”的主张,在政治参与的开放过程中,大多数人认可的,也只有这个。

2,自由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和政治力量,也有个自我推销的问题。自由主义最能够吸引人心、最具竞争力的理念主张,不是宪政,而是民主;这既是自由主义吸引人的卖点,也是它本身的道义立足之处。在思想和政治竞争中,除非“语境”的硬限制,否则自由主义不但不可能自我抑制这一卖点,而且还必须大力张扬、必须与其它思想政治派别争夺这面大旗。因此,自由主义者如王怡,一方面说“对政治制度的大变不急于一时”,另一方面又说“政体制度最终必须完成自由民主转型,而且认为政治制度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强制变迁的”,并预留余地说自由主义当前的保守“渐进姿态”,“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极权政治现实的语境限制”(王怡《从民权到民主:自由主义的渐进思路──兼评冼岩》);而王思睿则乾脆说:“自由民主主义者对于自己的理论具有充份的自信,他们不会像冼岩所希望的那样,[作出大幅调整,放弃‘宪政民主’的口号,将‘政治民主化’悬诸未来]”(王思睿《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

由于以上两个原因,在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作为意识形态主流的民间社会思想基础上启动政治改革,民心必然指向政治民主化、过程必然趋于激进。自由主义的保守渐进声音不但阻止不了社会思潮的自动趋势,而且反过来它只能跟着潮流跑;换言之,虽然王怡说“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在当下也主张渐进改革、民主缓行,但形势一旦变化,政治民主化就会重新变成“大陆自由主义的主流”。因此,笔者主张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在今天最好只是作为一种支流、一种制衡存在,或者在学界内部进行探讨,不要急于形成意识形态。笔者原来即提出过“民主缓行,宪政先行”的主张,今天,在“权威自由主义”的指称下,笔者仍然坚持这一点。

高举“宪政民主”旗帜的自由主义退下来,那么以何代之?笔者提出了两种方式:“要么象康晓光一样将一种关于中期阶段性目标的理论提升为终极理论,完全告别西方范式,在理论上走出一条新路;要么象列宁主义将社会主义界定为共产主义初级阶段一样,根据中国的现实需要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一种初级阶段理论”(冼岩《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王思睿说:“冼岩的观点从《凤凰周刊》版《中国要前进,自由主义必须让路》到《权威自由主义》,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变化”(王思睿《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确实有变化,但并非如王思睿所想象的那种变化。笔者在《权威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困境和出路》一文中所提出的权威自由主义,就是“为宪政民主目标量身定制的一种初级阶段理论”。笔者承认,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将来宪政民主仍然有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因为它确实是迄今为止最适合于中产阶级社会的制度形式。

王怡说笔者的主张“事实上为中共最近在意识形态上打压自由主义,缓冲政改压力张目”--笔者无意“缓冲政改压力”,但确实乐于缓冲“政治民主化”的压力。因为笔者认为,这种压力正是造成当前社会结构刚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笔者作“自由主义让路”一文的动因。

“改革渐进、民主缓行”当然也有可能渐致于“天下大乱”,这是改革与崩溃的赛跑。但是,赢得比赛的关键并非仅靠跑得快,而主要需靠稳定时间的延长;只有时间足够,才能跑到终点。主张“即行民主”的激进改革必然很快导向“天下大乱”,如果稳定能够多维持一段时间,情况就有可能发生变化,“不可行”就有可能成为“可行”。在当代中国,真正的现实主义者不可能不是悲观主义者;从最极端的可能性而言,即行与缓行只是“找死”与“等死”的区别--结果可能都是死,但后者可能生出变化、可能出现生机。

王思睿很有自信地劝笔者“多读一些书”,这说明他本人已经读书不少了。但读书多似乎并不能使他免于提出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例如:“美国至今还没有通过关于男女平等的宪法修正案,你是否认为美国的女权运动及其成果还不如那些在宪法上规定了男女平等条款的发展中国家?”──既然美国在1964年1月23日通过并公布《宪法修正案第二十四条》,禁止以纳税条件剥夺或否认投票权,这就说明在当时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这种剥夺和否定;既然西方各国都是在二战后才相继取消对投票权的纳税限制,这就说明在此前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一限制。英国工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前即曾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这只说明选举权的范围已经在扩大,并不说明这一过程已经完成。因此,笔者不得不建议王思睿先生:读书方法可能比数量更重要,如果总是观念先行、意识形态主导,戴着有色眼镜只看于己之既有观念有利的内容、不看于己不利的部份,那么读书越多,恐怕不但于思想无益,甚且有害。

王思睿的意识形态主导倾向在《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一文中的又一典型表现是,他将理性讨论、缩小分歧、达到共识称作“这正是自由主义言说方式所期待的积极效果”──奇哉怪也,这难道不是一切思想讨论(而非政治斗争)“所期待的积极效果”吗?连这也要给戴上一顶“自由主义”的帽子,看来“自由主义”对专利申请倒真是术业有专攻呵。

王思睿说:“台湾、韩国则是在威权制度末期、宪政民主体制初期形成[中产阶级社会],这足以说明[中产阶级社会]不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也从来没有说“中产阶级社会是宪政民主体制的必要条件”,笔者说的是“中产阶级社会是现代宪政民主体制真正确立和有效运行的必要条件”;如果只想得到效用不彰、即王思睿所言“不是真正的宪政民主”的制度,确实不必以中产阶级社会作为前提。

感谢王思睿在《必然、应然、可然──答冼岩》一文中正式承认了“中产阶级的成长,主要还是以经济发展为动因”,这正是笔者的观点。同时,这也证明了王思睿自己的说法:“只要我们没有仇恨,理性和诚意就能够指引一条通向共识的坦途”。

王思睿说:“以[开拓了足够的外部空间]作为自由主义秩序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是没有历史根据的”,在此,他显然误解了笔者的意思。笔者说的是:“开拓了足够的外部空间”,是西方资本主义能够从原始积累阶段快速平稳过渡到中产阶级社会(而非“自由主义秩序和宪政民主制度”)的重要原因;笔者同时指出:四小龙的外部机遇,也同样构成了这种外力因素,因此,外因并非只有“开拓外部空间”一途。希望王思睿的误解,并非仅仅为了导出后面冼岩“为中国军国主义者的蠢蠢欲动张目”的结论。

至于“后发优势”和亚洲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能否证笔者的上述结论。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快速增长,并不能保证它们能够平稳进入中等发达程度。只有持续相当时间的、类似四小龙经济起飞阶段的增长速度,才能抵消社会内部阶级分化的负面性,渡过社会转型的危险期;越是大国,转型越需要更长的经济持续增长期。

王思睿说:“要是冼岩真的相信[必然性],他就没有必要如此勤奋地写文章了”--这又是在“误解”,笔者早说了:历史“必然性”并非是马克思那样的历史预言,而只是历史中的一种逻辑关系;就象自然规律一样,它并非不可违背,但违背必受惩罚。笔者不敢说自己已发现“真理”,但也颇愿为社会略尽一己之力;所以才不揣冒昧,一再发出微薄之音,一方面就教于达者方家,一方面希望于现实有所裨益。

王思睿还说:“在[中产阶级社会]尚未形成的当下,冼岩希望[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两极携手],就不算是在[精神层面]寻求妥协了吗?难道他也是在[编造]一个[神话]或[童话]吗?”--此处很难相信王思睿曾经试图理解笔者的原意,抑或他只是无论如何也要“驳倒”冼岩?妥协“必须依托一定的物质基础”,不等于都必须依托中产阶级社会。不同对象之间的妥协,需要的“物质基础”不同。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主义与权威主义的两极携手,是从俾斯麦以来即已在历史上多次发生过的故事,合作主义也往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滋长出来的。

王思睿所说,冼岩“在官方威权主义和自由民主主义之间寻找一个中间的位置”,这种说法倒有其道理。笔者确实是有意站在中间,各方都沾一点,所以自称中间派--如果只是一心一意坚定在一方,却又自诩中间,这岂不令人奇怪?笔者认为:由于实际行动所必须立足的约束条件都是历史所预先给定的,由于每一种理论都有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因此,没有一种理论能够完全适合于某一现实场景,除非它本身就是对这一场景内经验的总结。路必须由走路的人走出来,来源于不同场景的“成功经验”,最多只能作为一种借鉴。在荆棘丛生的荒野上,总是先有走路的人,然后才有可走的路;这种“走出来”的路径,往往是对多种既有“定式”的综合。

抽象说,宪政民主的理念很好,搞宪政民主笔者也赞成,但至少必须首先拿出可行性方案来。在中国这种现状条件下,没有可行性方案搞改革,无异于举头撞南墙;没有可行性方案而鼓吹宪政民主,无异于教唆别人头撞南墙。除了加剧社会紧张和结构刚性外,这样做不会有其它效果。没有可行性的设计,却大声疾呼宪政民主,政府不可能采纳、只可能拒斥;如此不但改革难以启动,社会对立也会越来越严重、结构刚性会越来越突出,不但无益于前进,而且必然加速崩溃的到来。因此,笔者主张,在可行性方案出来以前,可以研究,但不要鼓动、不要传布。但是,当今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无一不是在做着“启蒙”和鼓动的工作,何曾有人提出过真正可行的方案?己不知如何可行而致力于行,适足以致乱,这就是笔者主张“自由主义让路”的原因。

既然不知道如何才能达到目标,那么就暂时不要鼓吹还只是空中楼阁的目标,而只是致力于现在可以做的事。不打旗号,只是脚踏实地做实事,既避开了门户之争,支持、参与做实事的人也会更多,推动形势发展的合力更大。但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似乎不此之图。一方面说赞成“渐进、缓行”,另一方面又以言行加大压力、制造刚性,使“渐进、缓行”在客观上难有可能,这似乎是自由主义渐进一派的普遍作法。

从现在已经出台的各种方案设计看,没有一种宪政民主的改革方案能够避免转型动荡。或许,方案和制度的有效性取决于一定的现实条件;只要包含了政治民主化的制度设计,其成功就必须以中产阶级社会为前提,否则将难以避免社会大幅震荡和制度被扭曲。在客观条件不具备时,再精巧的设计也无济于事。

宪政民主的现有理论,主要是关于制度的自我建构和逻辑自洽;对于制度在不同环境下的适应性,论证很少,更谈不上充份。至少笔者所提“宪政民主制度怎么在发展中国家条件下保障少数既得利益者利益(尤其是私有产权)”的难题,宪政民主理论至今尚未涉及。迄今为止,宪政只有在发达国家条件下保护少数派利益的有效制度安排,这与发展中国家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反之,发展中国家宪政民主制度效果不佳的表现形式很多,但就所见资料而言,最终皆可归结为无法解决“宪政民主制度怎么在发展中国家条件下保障少数既得利益者利益(尤其是私有产权)”这一难题(详见拙文《中产阶级与普世制度》)。

在中国,政治改革的方案设计还必须能够满足特殊要求。由于在当前形势下改革只可能由执政高层启动,而任何人都不可能发动于己不利的改革,因此,改革设计至少应该对执政高层无害。换言之,改革设计必须能够实现全社会和执政高层二者的双赢,改革才有可能被启动、才能获得足够动力、才不会遭遇致命阻拦、才具备可行性;否则,政府和民间的反向发力,足以撕毁本已结构脆弱的社会。

如果改革方案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那就应该继续埋头钻研,不要公开传播;因为传播这种不成熟的政治主张,只会导致社会混乱、加剧结构刚性--这应该是转型期知识分子“共任时艰”的自觉担当:即使不能促中国于好,至少也不要致其于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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