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翻中共》到底好在哪(六)
08/11/04    武振荣 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356
《如何推翻中共》一书读后感想之六

——是历史否定主义还是历史承认态度

围绕《如何推翻中共》一书所写的这几篇文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而是读书的感想。书评一般是主要针对书的内容本身发表议论,关注的是书说什么,怎么说,而读书感想虽然也关注书本身的内容,但是它还关注书与读者们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它关注书的内容在读者们当中的反映,在我们的文章中所关注的读者对象主要是指民运人士。有鉴于此,我们的文章注重的问题就是“宪政俱乐部”诸君们所说的“民运的道路”和“策略”,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以为《如何推翻中共》的书在一系列问题上偏离了目前民主运动的“道路”,也谈不上是民主运动的正确“策略。”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对这一本书所提出的和所反映出来的主要问题有澄清之必要。至于说我们的文章也可能存在错误之处,那么我们欢迎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只要这种批评不是义气用事的话,我们可以与批评者做进一步的商榷,这样以来围绕高光俊的著作所可能展开的有益的讨论恰恰是目前民主运动所亟须的。

否定之历史观不是民主的历史观

在我们目前的民运队伍中间,一旦大家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反动、专制的政党,那么我们在反对它时,就好象要把它描述成为一个从一出娘胎就变“坏”的党,因此,我们在分析这个党从小到大的历史时,我们就会必然地会把它看成是一个历史的怪胎,于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取得大陆政权的这一段历史,就必然地会被我们看成是“邪恶”的或者“血腥”的。这样的一种观点反映在高光俊的书中,就有了“中共的邪恶历史”、“血腥的夺权史”“屠杀和邪恶的执政史”等等这样的内容。表面上看,这样一种极其激进的精神似乎在反对共产党的行为有着一种可以鼓舞人心的作用,但是,他却没有任何的历史内容可言,是一种彻底的非历史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中根本就不可能包容同时期的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的任何的积极性作为。因而从表面上看,它好象只是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其实它的要害是否定了人民的初期历史和早期历史。要知道中国的民主运动本身只能是一种人民的或者公民的运动,所以,这样的运动本身也在同时要求着一部人民历史和公民历史,又如果认为这样的历史不是一蹴而就的,那么它的那段目前还隐蔽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中的历史就弥足宝贵的了。

上述议论完全不排除这样的意思:即于中国人民的初期、早期历史相关的那一段中国共产党历史是不是也有价值的问题,回答这样的问题,对于我们今天的民主运动无疑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我们今天的许多民运人士缺乏一种认真地历史态度和必要的历史知识,因而不能够自由而又自主地处理目前中国社会上存在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历史遗留的问题,所以就有可能完全重复共产党在20世纪40年代末对待国民党的态度和做法——“全盘否定”,以至于把共产党统治时期的历史弄成为一张“白纸”,从而达到在“白纸上”“绘画”“绣花”(毛泽东语)目的。如果说共产党当年的全盘否定做法,针对的是长期陷入“社会大动乱”(1911——1949年)的中国,在这样的时期中,王朝国家的解体和新近形成的民族国家遭受的危机本身就排除了许多有价值的事物的话,那么共产党的这一否定行为所威胁到的社会价值也许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但是到了21世纪的今天,我们这种从共产党那里无意之间所“承袭”过来的方式和方法,就有可能对中国社会的现在和未来造成完全不利的后果。

在中国现在所有的价值建构之中,有这样的几种价值是我们民运人士应当认真对待的:民族国家、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就第一种价值而言,共产党只是在民族国家的体系上套上了一个专制主义的枷锁,因而民主化的任务是打开枷锁解放民族国家,而不是用“武装革命”的方法“打烂国家机器”;就第二种价值而言,民主化就是要继续发扬过去中国人民曾经发扬了的民主运动的伟大精神,使“前民主革命”中所“赋予”给人民的种种权利成功地“回归”到人民的手中;就第三种价值而言,民主运动是要为经济和社会的活动消除不自由的障碍和消除不公正的种种人为的设置和政策,使之真正地实现自由。在我们看来,所有这些价值的维护根本不存在任何的“否定”和“全盘否定”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讲,消除共产党的那种以“历史否定”形式为其历史前进模式的东西在民运队伍中的消极影响就极为重要。

如果高光俊是一位坚决的反对共产党的人,那么我以为他在反对共产党时最好不要落入共产党的窠臼,谁都知道共产党的否定主义的历史观这样表现在它的专政史中:1949——2004年的历史,被自我“否定”的方式腰斩为三截:1949年——1966年的“17年”被毛泽东批之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专政”,1966年——1976年的“10年”,又被邓小平批为“10年动乱”,所以1978年之后的所谓“改革开放”也就不得不“否定”所谓的“10年动乱”。情形正如武振荣在《对一个伟大时代的回忆与理解》的书稿中所说的,共产党的“二把刀子”下去,就把自己的一条历史“砍”为三截,一截送给刘少奇;一截送给毛泽东;一截留给邓小平及其徒子徒孙。今天我们这些口口声声要对共产党“革命”的人们如果没有从上述的共产党的历史观中汲取教训,认为反对共产党的最好方式是用共产党的方式去反对共产党,那么我们就完全有可能走上共产党的“老路”,《如何推翻中共》一书中所鼓吹的“武装革命”,在“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之间去组建“以农民为主”的“民军”的“道路”不是共产党的“老路”又是什么呢?在最后的一篇文章中,我们将要详细的谈到这个问题。

民主的运动之于我们要求一种民主的历史观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论述了民主的宽容精神,依据这种宽容精神的本性来分析,我们可以说民主的历史观可以包容共产党的某些价值,也就是说当中国共产党不能够自己包容自己的价值的时期,民主的方式可以组织这些看起来是互相抵制和互相矛盾的价值。举例子来说,当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政治复辟派”在推行他们自己“设计”的经济改革政策时,就不得不对毛泽东在此之前用政治运动的方式改变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做法和思想采取否定的态度,原因很简单,在毛的政治运动和“政治革命”的方案中,有着一个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内容,而他们这些人,恰恰是毛所反对的“对象”,所以把毛描述成为一个“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就有着一种被迫的意义,于是经济改革就不得不以政治否定和政治的取消为前提,这样做的结果是,政治运动中的那些民主的因素就势必在“经济改革”的网中给“过滤”掉了。所以,在他们所推行的“经济改革”中,他们只能拿到一种单一的经济价值,并且这种单一的经济价值还要必然地同时担负起政治否定的任务。但是对于我们民运人士来说,就没有上述行为中的那样的“被迫”意义,我们维护前毛泽东时代中人民政治大解放运动的政治价值同经济行为上的自由没有任何的矛盾和抵制之处,都是理论上和实践上需要我们整合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以经济的方式追求人身和社会的自由的时候,以往拿到了的政治上的自由恰恰是最关键的部分。

民主的看法是这样,上一个世纪70年代末共产党经济政策的调整,是对1966年伟大政治运动之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的一种反映,所以一个表面上的反对“动乱”的政策实际上是对于已经被人民造反的运动“打乱”了的专制社会主义秩序的一种多少具有自由意义的安排,表明了经历过政治解放运动的人们不可能被放置到一个完全没有自由的环境之中去的真理的不可侮性质。在这样的意义上,所谓的“新政策”不得不以共产党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为“代价”以实现其“经济效益”就是它的致命的弱点。在这里要害的问题并不是“新政策”,而是“新政策”必须要适应于已经产生了新的重大变化着的中国人民的需要。所以,仅仅就发生着的现象的历史意义去分析,在被“新政策”制订者们“否定”了的那一段历史中,我们民运派却可以发现它的价值。一个被中国共产党的“否定”之刀“砍”成为三截的中共历史在民运人士的批评、批判下,就有可能变成为“蒙昧时代人民史”建设的“脚手架”。立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中国的民运人士如果在研究中国的现代问题和重大事件时,若跟在共产党内的右毛派人物的屁股后面人云亦云,那么,我们只能做他们政治上的传声筒,目前我们在《如何推翻中共》这样的书中,就看到了类似的问题。依据作者的本意,一部“邪恶的历史”在中国的胜利,肯定被当成历史的怪胎,而“打掉”这样的历史怪胎,就好象是成全了今天的历史公正。

要知道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陆取得政权这样的事实,同纳粹在德国、法西斯在意大利和布尔什克在俄国取得政权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语,在德国和意大利,民主方式的薄弱和民主制度的缺欠造成了不健康群体和不健康势力的泛滥,在俄国,新近产生的临时政府没有能力应付以市民革命方式发生的“政变,”所以上述运动都有着一个或然或者偶然的意义,也同时发生在一个相对短的时间上,这同中国共产党的那条已经走了出来的中国革命的传统道路和由这样的传统所创造的现实是完全不同的。这样的革命虽然受到了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影响,但是它总归是一种中国的革命;它有着一个时间上的“长期性”,同那种在短期之内发生的事件根本不同。依据事物的自身法则,它在时间的进程中就有可能淘汰那些“偶然”的或者“或然”的因素,所以也就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历史的“实在”性。对上述现象若还做一个高屋建瓴式的通盘的分析的话,那么我们把欧洲革命现代性质变化中的哪许多不确定的因素和变数(俄国哲学家有“革命的代数说”)同中国传统革命的那些比较确定的成分联系起来分析,我们就不会对共产党的革命战争在中国大陆取得胜利的历史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了。这样以来,我们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同时,就有可能发现中国人民的“前民主历史”。而这样的“前民主史”正是我们中国的民主化运动所非常欠缺又非常需要的。因此,我们的任务不是否定与“从头开始”,而是肯定与在历史肯定的基础上重新的;重新发展要求我们要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现有和已有的价值,哪怕这样的价值与共产党曾经有过关系而被人们认为是“可疑”的或者“有问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民主的东西才能够真正地表现出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和性质。

否定之历史观在我们民运队伍的反映不至表现在高光俊的著作中,在它在很多的方面和领域都有表现,与这样的现象相关的是在哪些异议言论中,它的市场就更为广泛。不久前武振荣在网上发表的《否定之历史观刍议》的文章中已经做了专门的议论,他认为,这样的否定性质的历史观完全有可能把我们民主队伍引导到自我取消的地步,因为这种历史观在客观上托起着一个我们对自己的历史的厌恶以及抵触的态度和心理,是我们在历史的探索和历史的研究上不自觉地会偏离历史的现实和历史的存在而去想象一个在理论上至少是理想的虚假的历史图式去代替它。“否定之历史观还可以放大,它可以虚拟出以下的图象:在美国当了两任总统的华盛顿将军退休之后在北京找到了工作——代替乾隆爷坐朝,情形又如何?又在公元221年统一中国的不是暴虐的秦始皇,而是文质彬彬、温和而有节制的柏拉图,情形又当如何呢?”可见否定之历史观对于我们充满着诱惑,总是诱惑我们脱离真实的历史而去想象和臆造“正确”的历史,而在这样做时,我们好象是处于一种“超然”的状态,其实我们只是被一种历史的虚无主义所支配。

否定之历史观把历史分为“好的”和“坏的”或者“正确的”与“错误的”,从而迫使我们对于哪些根本不能够选择的事物进行所谓的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们就不得不立足于虚无主义的境地,在这个境地中,我们认为一切都没有和一切都无价值的行为就必然地要求我们要重建一切,于是,我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中就必然地会导致我们完全回到了它的“出发点”。谁都知道,正是那个否定之历史观才鼓励中国共产党人挥动“革命的铁扫把”发誓要把“旧世界一扫而光”,其结果呢?他们的“建筑”不是被新加坡的前领导人李光耀笑话成“在瓷砖上绣花”吗?今天,由我们民运人士推进的中国民主运动如果真的要给未来中国的发展和发达奠定基础,那么我们就必须肃清否定之历史观在我们民运队伍中的影响,不然,我们完全有可能变成“共产党第二”。

异议言论中的历史否定的问题

高光俊的书中多次涉及到“中国民运20年的教训问题”,所以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愿意顺着他的意义去思考。按照这本书的观点,“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始于1978年的民主墙运动”——这一点我们权且同意,但是我们需要补充与指出的有这样两点:一、民主墙运动是1966年政治大解放运动的产物,也是那场消解和失败了的运动的最有代表性的遗产之一;二、在民主墙运动中许多现在的民运领袖大皆以异议角色从事政治活动和写作大字报。就第一点分析,1978年的民主墙运之前的那个1966年运动有可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源头这一点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但是在高光俊的书中,我们看不到对这个运动有任何的理解和了解,完全是站在邓小平为首的右毛派人物一边,把伟大的人民运动原封不动地放在了“10年动乱”的框架之中,没有发现这个运动一星半点的价值,这样以来他在谈论“如何推翻”共产党的这个问题时丝毫都没有发现除毛的那已经变成为空架子的“党中央”和军队师以下的组织之外,全国的共产党地方组织全都在造反人民的“炮打”之下“崩溃”了的事实。一本专门研究“推翻”共产党的书,对这样的全世界都为之震惊的共产党垮台事件竟然不致一词,难道能是正常现象吗?连共产党人自己也承认在那个运动它们“受了严重的外伤和内伤”,而我们自己的人却认为受到“伤害”的是中国人民。在这里,我们发现否定之历史观反映在民运队伍中的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就是要把我们中国人民的作为放置在一个非价值的系列之中,从而影响了我们同中国人民的关系,使我们有可能走到孤家寡人的地步。就上述的第二点来看,异议言论虽然在在20年前是一种典型的民主的言论,但是随着时间的关系,民运人士若还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那么,我们就显得落后于时代了,到今天为止,民主运动为什么总是打不开局面,我们看,这与民运人士不能很快地褪去那张异议之皮有极大的关系。

在我们的一贯的思路中,其所以要严格的区分异议言论和民主言论不是没有理由的,我们的本意并不是低估异议言论的价值,相反我们认为人类历史上的那许多的伟大运动首先都是由异议言论造成的,所以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异议的言论具有无穷无尽的威力。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对抗世界,他就是耶稣;有一个人对抗宗教制度,那就是马丁路德;有一个人对抗资本主义的社会,那就是马克思,在上述人物们的身后,不都是留下了持续不断的运动吗?因此,我们在说到中国的异议运动时没有丝毫地轻视它的意思,我们只是强调一点,若还不能够把已经勃兴多年的异议运动卓有成效地转化成为民主的运动时,我们就没有办法使中国走向民主。现在在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当中存在的问题是如何组织民主的言论和如何领导民主的运动,所以,我们就不得不脱离个人的立场而站到一个更为宽广的立场上。就异议者的立场看,人们不能够要求每一个言论都具有历史的内容,也不能够要求与此相关的人民的价值,就好象我们不可能在尼采和鲁迅的著作中去寻找现代西方人和中国人的美德与品德一样,但是,同样的话,移到了中国民运人士的身上就是不合适的。

中国的专制社会主义时代不是一个没有任何价值的时代,事实上,它是一个产生了大量的价值因而引起了价值滥觞的时代,对于这样的时代我们不能够仅仅抱有一个仇恨的心理和否定的态度,而应该树立起一个负责任的科学的态度,重新地审视那些价值并且把他组织在民主的价值系列之中,在这样做时,我们的一个原则是处理那些交叉性质的价值,这些价值即出于中国人民之手,却又存在着共产党“制作”的嫌疑,因此,我们的行为绝不可能痛快到“快刀斩乱麻”的地步。如果说我们面对一种完全否定式的价值,那么,我们可以采取最简单的“全盘否定”的方式(这是邓小平方式),于是,高光俊所说的“武装革命”就会派上用场,在这“座巨大的劳改集中营”里,发动奴隶起义式的暴动就成为必然的事情了。如果我们这样的看待事物,那只会暴露出我们认识事物的方式的错误与幼稚,无补于民主事业的大计。用这样的方法和方式我们显然也不能够总结出近一百多年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和民主运动之经验与教训,一段又一段的历史“空白”就会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我们也只能做这样的“空白历史”的继承者。

读了《如何推翻中共》一书之后,使人一次又一次地联想到了毛泽东在20世纪20年代末与30年代初的“枪杆子论”,不过区别却在于到了40年代时,毛泽东对于他的“枪杆子论”做了许多重大而又重要的修改,修改后的理论突出了“历史知识”这一大块。依据毛的解释,一个政党要能够取得革命战争的最后胜利,必须要有足够的理论知识和历史知识,可见,在一个“枪杆子”称王称霸的时代毛竟然唱起了“学习理论”和“学习历史”的调子,现在分析起来,共产党其所以夺得了天下,这不能不算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今天,在文明高度发展了的时间中,我们民运人士主张“武装革命”竟没有丝毫地留意到毛曾经给于极大关注的“理论问题”和“历史问题”,这不是一个重大的失误又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费南尔、布罗代尔在杰出的著作《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对于一名历史学家来说,理解昨天和理解今天是同一个过程”。同样的意义,美国著名的法学家霍姆斯也说:“历史必须是研究的一部分”。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一个要从根本上改变和推进我们中国的文明、文化进程的运动,缺乏起码和必要的历史知识将会一事无成。我们的队伍中缺乏近代知识,缺乏对民主的创造式理解和创新的思路,所以我们在面对复杂而又多变的中国现代诸多问题时,就表现得一筹莫展。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那样的理论中,如果我们还可以发现以文盲和半文盲居多的中国人民的那种“教育”性的因素存在的话,那么,在我们的民族摆脱了文盲和半文盲的今天,我们却没有发现一个可以表现出教育意义的东西的存在。说实在的我们的人民现在最缺乏的就是教育,在共产党已经丧失了教育所应该具备的一系列的资质、资格的情况下,中国的民运人士和异样人士却不能够“取而代之”。我们目前的民主理论,用毛在延安是话来说就如同“瘪三”。海外民运的那么多的“高论”其所以打不进中国人民的内部,除去共产党封锁这个并不重要的原因之外,最为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民缺乏吸引力,出于我们之口、之手的语言和文字打不动人民的心弦。林肯曾经说过,政治家应该是人民的“代言人”,但是人民要说什么话,这样的话又应该怎么说,却是政治家应该解决的问题。在这篇文章中,如果我们采用中国文艺批评的方式来解读上述意思,也许不会造成题外的议论。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中指出诗词上的最好的语言是“我欲言而人言”。比如,我们在阅读“问君今有几多愁,恰是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就感觉不到自己和被读的作品有任何的间隔,在欣赏的最佳境界中我们甚至觉得我们自己也可以写出这样的作品的,其实呢?情形并非如此,我们即使生于李煜之前,也绝对写不出这样美的词的。把这样的意思拿到我们目前议论的政治问题上去,情形也有相似之处的。现在的中国社会真正地走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中国人民中间的确存在着大量的怨气和不满,但是如何能够把这些东西引导到民主运动的秩序之中去使之变化成为推进民主前进的动力,不就是中国民运人士应起的作用吗?在这里,出于我们民运人士之口的话,在中国人民中间如果能够引起“我欲言而人言”的效果,民主运动的伟大画面不就可以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吗?这样的运动只能是以城市为中心,向农村辐射,并且最终地把农村组织在内的新型政治运动(如1966年和1989年的运动),同在高光俊所说的在“崇山峻岭,江河湖泊”中间的游击战是绝对不相同的。

民主历史观的人民因素

我们其所以竭力反对否定式的历史观,原因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中没有给普通中国人民的作为留下任何价值的空间,于是,在由这样的历史观所提出的历史中的人民历史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就被混为一谈,并且往往造成以后者代替前者的后果。无论怎么说,这样的历史观处理不了前民主阶段的人民行为和人民作为之价值,所以由此而引起的问题是人民历史和人民的道路总是要求一个又一个的“新开端”。表面上看,这样的“新开端”似乎同共产党的历史的开端有所不同,其实呢?它们在否定自己以前的历史这一点上是完全相同的,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的差别。

在历史上我们认为最难处理的关系是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把它们当成为物理学上的受力物体之间的关系,认为从领导那一头传到了被领导的人民中间的东西具有物理学上的力的传递的关系,所以我们把最复杂的人类关系放置在一个物与物的关系场中去把握,以至于我们认为我们对这样的关系的理解达到了“科学”的程度。其实,这不过是我们对于人际关系的错误理解,不是人际关系中的本来的东西。议论到这里,我们明白了,当前我们民运队伍中所出现的这样的否定式的历史观原来是我们在共产党统治时期所接受的东西,也就是说这样的观念和观点应该是我们反对的东西,遗憾的是,它倒变成我们今天的许多人所竭力维护的东西。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糊涂观念和思想,我们中国的民运人士在整理出了一条“共产党的血腥历史”时就没有办法再前进一步,只能把与之存在的同一个人民的历史“淹没”在“血腥史”之中,使它实际上化为乌有,于是,由这样的方式所提出的历史,除了特殊人物们的“阴谋诡计”之外能够抓住的东西就为之不多了。共产党把中国过去的历史叫做“帝王将相史”,我们接着这个茬,又把他们的历史叫大人物们的“阴谋诡计史”,这不就是表明我们正在步他们的后尘吗?

我们反对否定之历史观,我们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历史看成是“前民主史”,在这个时期中国人民迫不得已的参与了一系列的军阀战争、政党战争和民族战争,在这些战争中人民虽然遭受了许多的痛苦和磨难,但是这样的历史中所孕育着的忧患同时又包含着人民发展和进步所需要的力量和精神,因此,如果我们把1949年的历史看成是人民解放史的一个阶段的话,那么,研究这个阶段,我们会在其中会发现许多散乱的经济、社会或者文化方面的解放意义,如果又认为这样的解放性意义在1966年的伟大运动中以“政治解放”的方式提了出来,那么在这个运动中所发出的“第二次解放”的政治声音所表露出来的精神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的产物就是我们竭力推进着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在这样的一部人民历史中,共产党的那些作为和因素,就不再是“属一属二”的东西了,专政史的反面是人民的抗争史、斗争史、发展史和发达史。

在一个否定的历史观的主导下,我们对共产党的历史和行为做了一种完全放大式的处理,经我们之处理,统治和被同志关系中的许多的因素事实上都被我们给弄颠倒了,以使我们丧失了独立地处理、整理人民史的能力,因此,当我们在呼吁人民行为时,总是有人民不够格的感觉,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感觉,我们同中国人民之间的情感和距离就无形之中拉开了。我们没有理解到民主的历史观就是人民历史观的问题,我们的心智和心态还很难说是民主的,我们对于普通事物和普通人的作为没有兴趣,而对于那些大人物和由他们弄出来的阴谋诡计却饶有兴趣,这是我们修养和道德上的问题,是要下很大力气克服的。

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了人民的运动,已经有了民主的道路,已经有了走上这条道路所需要的丰富而又多彩的经验,只是我们不愿意正视它不乐意研究它而已。我们总是愿意站在一个狭隘的受害者或者受虐者的立场上看待问题,发表意见,而没有努力站到解放者的那个正确的位置上去研究问题和分析问题。我们是在一个人民的时代生活着,但是,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却生活在过时了的英雄时代,在过去,我们以为英雄可以给我们带来幸福,现在,我们却在数说他们带给我们的灾难……。在海外民主的队伍中,我们看到大量的事实和听到的大量言论,都缺乏对人民的基本敬意,也缺乏对人民行为的民主方式的理解,由此去理解近20年来中国民运一事无成的原因,我们就会有许多的感想。

“假使有人问历史学家,近代最新奇的、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是什么?”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哈威、鲁滨逊说:“他可以回答:近世最新奇、具有最大影响的发现就是我们对于普通人和普通的事的重要性有了认识和兴趣。民主精神,和它所有的希望和志愿,就是以尊重普通人为根据;我们的科学和它所有的成就和希望,就是以尊重普通事物为根据”(《新史学》中译本第92页)。

2004-8-10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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