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推翻中共》到底好在哪(五)
08/04/04    武振荣 邓韫璧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429
《如何推翻中共》一书读后感想之五

高光俊这一本书事实上关乎着20多年以来中国民主运动经验与教训之总结。在总结中,作者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如果民主的和平方式,不能够解决问题,那么“武装革命”的方式似乎就应当被采纳。在和平的方式中,如果意味着中国民运人士对共产党政权的承认、迁就、容忍,在“武装革命”的方式中,就应当变化成为对“中共”的仇恨、愤怒。正因为如此,这本书是通过对一个充满了悲剧性事件地描述开始的:“1972年春天一个月光皎洁、春意盎然的夜晚,不满10岁的我和村上的人们一起观看批斗我伯父高大可会议。”在这样的会议上,出现一个野蛮的打人的场面,“`……只见村党支部书记在几声下流的咒骂声中,突然操起一米多长,十来公分厚的擀面杖,高高扬起,狠狠打在我伯父的腰上……”“那一棒”,作者说:“打出了我立志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如果说《如何推翻中共》一书有一条思想的主线索贯穿了全书的话,那就是仇恨——对“中共暴政”的仇恨。正是在这种仇恨心理的支配下,作者才走上了“武装革命”的道路,还在中国时,他便去云南买枪,认为只有枪杆子才能“推翻中共”。

其实,在现在的海外民运队伍中,对“中共”怀有“刻骨仇恨”的人为数不少,因此,许多人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认为只要把民运的堡垒建筑在对“中共”的“深仇大恨”之上是可以取得最后胜利的。与这样的一种思路相关的是,许多人认为中国民运的队伍似乎应当变成为一支仇恨共产党的大军,每一位民运人士似乎都应当披挂上仇恨的盔甲,不然的话,中国民运就会因丧失战斗力而一事无成。我们不同意这样的一种见解和思路,所以仅就这本书内的有关内容在民运队伍中已经产生或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谈一下我们自己的看法,以和高光俊及诸君们商榷。

仇恨不应当是民运人士的正常心态

中国民主运动是要反对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的,这样我们就应当想一想,我们自己行为在哪些方面同共产党的以往的错误和坏做法有关系?也就是说,在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方面,我们检讨自己在哪些方面应当摆脱共产党统治在中国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我们认为,这样性质的问题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解决,我们就有可能重犯共产党的错误。在中国共产党那里,一个最为显著的错误是它大力地提倡“阶级斗争”并且卖力地鼓吹“阶级仇恨”,而现在民运队伍中的许多人对共产党的仇恨,也恰恰是来源这样的渠道,上面我们引证的高光俊书的“前言”部分就是以回忆这样的“阶级斗争”场面而展开其叙述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棒打出了我立志反抗中共暴政的信念”。我们的看法是,在目睹了野蛮的打人场面之后,对一个不满10岁的小孩子所造成的伤害有可能是终身的和致命的,这恰恰说明了我们中国的现在和将来要完全地结束和根除这种野蛮的以人对人的迫害,而这种迫害的根子是人对人的仇恨。正因为如此,中国民运人士就不能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和行为来搞民主运动。在这里,我们以为,我们最好是脱下已经披挂上了的仇恨的盔甲,换上一个宽容的心态,用一种正常的健康的精神武装我们自己,从而使我们的行为能够组织起十四亿中国人民的伟大运动。

其实我们如果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有研究的话,那么,我们就应当明白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那个自称以“阶级斗争”的方式起家的中国共产党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却是以“阶级联合论”而表现出自己的特征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看得特别的清楚。在这些文章中,毛公开地抛弃了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提出了“四阶级联合执政”的问题。这四个阶级分别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这个时期的毛和共产党的作为是值得我们中国的民主派好好研究的,不然的话,我们在反对共产党专政体制时连共产党如果取得了大陆政权这样的历史事件也不可能理解。“改宗换旗”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非但是放弃了阶级斗争理论,而且是大肆地鼓吹阶级的“联合”和阶级的“合作”,并且讲无产阶级的什么共产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民主义是“亲兄弟”,是最好的“朋友”,既然是这样,“亲兄弟”不分家和“好朋友”不分手不就是变成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流精神吗?所以我们认为如果这里存在着一个可以追究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它便是:中国共产党是以阶级的联合起家的。因而我们有理由把它在60年代鼓吹的阶级斗争论起家论看成是“统治”的方式和方法,而不是历史上的真实的情形,在他们所进行的“阶级斗争”中,其目的是要借用人性的弱点,把绝大多数人抓到他们自己的手里,并运用打击少数人的政策以造成统治所必须之社会恐怖。因此,我们到今天为止我们民运人士一定要认识到所谓的“阶级斗争”是他们的统治术而非夺权术。这样,我们在同共产党的政治斗争中,就不会受它的统治术的影响,把一个仇恨主义的东西当成为民主的“法宝”,以为用它就可以“推翻”共产党!

谁都知道,经过奇迹般的二万五千里大逃亡最后到达陕北的共产党对国民党充满了仇恨,但是,为了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他们竟放弃了鼓动仇恨最有力的武器——阶级斗争论,从而调整了自己的思路,成功地实现了共产党不断壮大的愿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民运人士如果总结不出自己的经验和教训,以为共产党的得势是靠着阶级斗争,那就完全地错误了。民主运动之于共产党来说是一场政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如果也存在着一个“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的话,那么我们从延安时期的共产党历史中应当看到什么呢?难道是那个仇恨主义的东西吗?在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采用仇恨主义的方式去对付共产党,不就是显得不和时宜吗?

要知道,现在由我们民运人士所推进着的中国民主化运动实际上表明我们中国文明的一种进步,如果这样的文明还包裹在一个仇恨的外衣下面,那么我们民族的文明进步的水平就读不出来了。所以我们力主民运人士和民运队伍脱去仇恨的外衣!

中国民主运动至今收效甚微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今天,中国民运队伍中站立着许多对中国共产党有仇恨的人,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不是人为的结果。在过去的时间中,那些在以往的“阶级斗争”中受到直接伤害和间接伤害的人,组成了现在海外民运队伍中的一支重要的力量,由这股力量所发出的声音在某些情况下被误认为是民主的主流声音;这种声音好象告诉人们,谁对共产党越仇恨,谁的民主的程度和某种觉悟似乎也就越高。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象《如何推翻中共》这样的充满仇恨的书,在我们中国的民主运动有可能造成的影响就不可能是正面的。

那些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人们有没有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共产党之所以由最初的一个革命党蜕化为一个专制的党,对于“剥削阶级”的仇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把所有坏事的根源都归之于一个因素(或者是阶级,或者是政党),就是思想上和认识上的错误;由这样的错误的思想和认识所导致出的思路的就是会滑入到专制主义的泥坑去。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都犯有这样的通病。仇恨可以导致人失去理智,在民众之中一个刻意煽动起来的仇恨的火焰可以泯没人的良心——这是历史特别是上一个世纪的历史所遗留给我们的深刻的教训,我们怎么能够忘记呢?千万不要以为我们是民运人士,所以我们的仇恨不可能被引导到错误的地方,如果这样的看待和认识问题,那么我们就不理解人性。仇恨对于民运人士和普通人一样,同样地会把我们引导到错误的境地。

到今天为止,民运队伍中存在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是民运人士对于中国的民主缺乏独立的认识和独立的见解,许多人都把中国的前毛泽东时代当成了斯大林时代或者纳粹时代,从而犯了很大的错误。中国专制社会主义不同于斯大林时代的主要的地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中国的集体化运动不是暴力的,是在带有游戏性质的所谓“示范”的基础上逐渐地引导农民上钩的,因而一个事实上强迫的政策竟是在各地农民的“敲锣打鼓”声中给“落实”的,这同苏联的集体农庄运动是截然不同的,在后者那里,许多农民在武力的驱赶下背井离乡,其中不乏有大量的流血事件,从头到尾充满了恐怖和暴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国家工业化政策时,中国共产党的做法也有别苏联共产党,他们对民族资本家并没有采取“没收”和“剥夺”的手段,而是采取了比较温和的多少也带有“赎买”性质的手段和方式,就是对于中国的皇帝和皇室他们也不是采取杀戮的方式,而是采取了人道的“改造”的方式,以至于使中国的皇帝在“改造”中变成了“公民”,皇室的成员也大部分地变成了自食其力的普通人,所有这些都是斯大林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因而,我们认为把毛泽东时代看成是中国的斯大林时代是非常肤浅的,更不用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六六人民造反运动,论述至此,如果认为毛的时代是中国的纳粹时代,那也不对,从表面上看,毛泽东时代迫害社会上的那些不幸的人有一点象纳粹迫害犹太人,但是,人们若要仔细地研究问题,就会发现,毛式的迫害,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和意识形态上的,它同那种赤裸裸的肉体迫害的纳粹行为完全不同,因此,不加分析地把他们看成为一体,用批判纳粹那样的方式去批判毛的时代,是完全不好的。

在批判斯大林和纳粹时,人们也许可以采用“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方式,并在批判中可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是同样的方式若移至于我们中国,就完全的不正当了。在我们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中,不是不存在民主,而是民主以“第二种方式”存在,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把这种民主从不发达状态中解除出来,组织到民主(也叫第一民主)中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对于中国的事情就应当持有一种中国人的看法,这样的看法应当同我们中国的人民大众保持一种情感和精神上的一致,所以,我们如果不解除自己身上的仇恨的盔甲,就不可能同中国的人民群众保持有效的联系。今天,我们一些民运人士如果要把民主运动的基点建立在对共产党的仇恨上,那么,我们的道路就会越走越窄。事实上,已经有了20多年历史的中国民主运动其所以走到了今天的地步,于我们思想上、精神上的狭隘有关。在这样的狭隘的思想和精神的支配下,我们就只能在对共产党有仇狠的人的圈子里打转,那样的话,我们也永远组织不成中国民主运动的大军。我们的看法是这样,民主队伍中存在的仇恨主义的东西原本就是共产党“阶级斗争”的遗留物在民运队伍中的反映,所以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看成是民运内部的涣散剂,在走向民主的道路上,它不但不是应该发扬的东西,恰恰是应当消除的东西,只有这样,我们中国民运人士才能够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肩负起从政治上领导中国人民的责任,否则,我们就只配做政治上的“落伍者”。

如果我们要在中国的民主运动史去寻找经验和教训的话,那么,1966年的运动、1989年的运动难道能够认为是由对中国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人组成的吗?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就连1999年的法轮功信众的中南海示威也很难看成是仇恨共产党的行为,尽管如此,对中国共产党一党专政体制构成最大威胁的难道不是这样的运动吗?要说1966年的人民仇恨共产党,要说1989年的大学生们仇恨共产党,要说1999年的法轮功仇恨共产党,多于事实不符合,但是这样的斗争和抗争的民主性质却是十分的明显的!我们一定要看到,要求民主和仇恨共产党是两样事情,这两样事情可能有联系,但是却没有必然关系上的联系。试想一想1989年的运动,要求民主的大学生和广大中国人民对于当时的赵紫扬、胡启立等改革派人物抱着什么样的态度呢?他们难道不是中国的共产党内的上层人物吗?事实的真相是:从1966年伟大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就已经分裂成为一个四分五裂的集团,所以我们如果运用一个一成不变的仇恨共产党的策略,无论如何是适应不了复杂而又多变的形势的。所以,我们认为《如何推翻中共》一书中所宣扬的那种仇恨,在未来的中国的民主运动的实践中根本不会产生出积极的意义,并且也同民主的主流精神格格不入!

我们应当知道,现代专制主义的基础大皆建立在人对人仇恨的基础之上,所以,在专制主义主要的精神之中,鼓动人对人、阶级对阶级、集团对集体的仇恨是一个普遍的现象;研究这样的现象,我们便可以从中吸取很多的经验与教训。在中国我们要建设民主的事业,就应当警惕,不要重蹈专制主义的覆辙。

宽容是民主的基本精神

我们俩虽然一直反对把现在中国的民主运动放到温和或者和平的框架中去分析,但是,这同我们对民主的基本精神的宽容理解和认识是不矛盾的。民主的精神说到底是一种宽容的东西,在我们中国的近代朱子的就是代表,他在对《易经》的解释时,提出了“包荒”的学说,意思是一个思想应当包容那些“荒谬”的或者“错误”的东西,而不应该执意地要把这些东西排除掉。朱子的学说的可取之处就在于他已经认为到了人类认识的多元化问题,即人类对于“荒谬”或者“错误”的东西的认识并不能取得一致的意见,所以,在认识上包容那些具体的认识者视之为“错误”、“荒谬”的东西就构成为思想的一个原则。这样以来人们便可以在思想都有“错误”的东西的基础上实现思想的交流。这个意思如果同西方基督教思想中的“原罪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话,那么一个民主的近代特点,就有可能被我们所理解。

同中国近代主流思想的宽容不同,西方宗教改革运动之后出现的群众性的信仰狂热导致了西方思想的激烈斗争,在斗争随之而来的迫害异端造成了西方思想的显著的特征。一个时期内,精神的迫害变成了赤裸裸的肉体的杀戮和肉体的摧残,于是,以消灭“异端”为理由的人对人的迫害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出现了以洛克为代表的主张宗教宽容的人物。在著名的《论宽容》的著作发表之后,民主精神就已经被描述为宽容的精神,这和“以暴易暴”、“以牙还牙”的《旧约》时代的族长精神就完全地不同。以此为起点,随着西方民主的现代的进程,宽容精神在法律的安排下,就转化成为一系列公民政治权利和社会、经济权利的种种保障。其结果是,民主的精神虽然也主张斗争,也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归结为“斗争的哲学”,但是,它的范围是受严格是限制的,就是说政治斗争仅仅是政治领域内的事情,绝不允许越出政治领域而变成人对人的斗争,起限制作用的是,不允许伤害人格,伤害人的尊严和伤害人的肉体——而所有这一切,都根源于民主的宽容精神。不了解这一点,把民主的对于专制的斗争有意地要引导到仇恨的地步,是完全错误的。

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们中国的民主派同样不应当放弃对于专制社会主义的斗争的精神——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立场和基本的态度,但是如果认为这样的斗争同共产党所搞的那种“阶级斗争”一样,那是完全曲解了民主的本意,要知道我们民主派同专制主义的斗争,不是阶级斗争,组织的人民的一方是各个阶级的联合体,站在人民对立面的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阶级,虽然他具有许多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特征,所以这样的一种斗争就没有必要去模仿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更不必要去组织阶级斗争式的对抗和阶级式的战争,它完全是人民的或者公民的政治运动;在这样的运动中,民主的目标不仅仅是否定性质的,更重要的它是建设性质的,并有着一个广泛意义上的教育的内容,用1966年伟大运动中的话讲,它就是“人民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反映在《如何推翻中共》一书中的一个重要的思想倾向是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运动的历史缺乏分析和研究,从而走上了一条简单直观的道路,认为现在的中国人民反对共产党的斗争同过去的中国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一样,只要有一个敢于搞“武装革命”的精神就可以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毛泽东式的真理,在高光俊的书中实际上变成了“枪杆子里面出民主”。这种极其简单和极其粗糙的看法如果发生在人民群众中间,也许无关紧要,但是它发生在民运队伍内部,就有可能造成为对目前正在进行着的民主运动干扰,所以是一个很不好的现象。现实情况是:在海外民运队伍中的确集结了许多在共产党的专政下深受其害的人或者他们的子女,这样的人在一个自由的国际环境中发泄自己对共产党的不满,是一种无可否认的正义行为,也具有民主的正当性。事实上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统治和政治压迫的确破坏和蹂躏了许多中国人的幸福,但是所有的这种现象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被揭示出来的话,那么我们民运人士就只能面对一种否定性质的历史,而这样的历史其所以在我们民运人士的历史建构中不能当成有价值的材料,就在于它缺乏宽容精神所需要的“历史的谅解”,而恰恰是这种“历史的谅解”才有可能使我们中国的民主派带领中国人民大踏步地走出由共产党一党专政所造成的蒙昧主义的历史!

有了上面的议论,我们完全有理由劝告那些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的人最好是能够从个人仇恨的立场上“解放”自己,也就是说在从事民主运动这样伟大的事业上,我们应该抱有一个更加崇高的目的和怀着一个更加宽广的胸怀,所有的这一切要高于我们民运人士中的个人感受和个人的情感。在这里,我们认为民运人士和异议人士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后者的立足点是纯粹意义上的个人,而前者的出发点却是对于人民的服从和尊重。对于一个异议人士来讲,披挂一副仇恨的盔甲,可以使他们显得威武雄壮,但是对于民运人士来讲真正伟大的力量和伟大的道义只可能来自于人民。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我们强调一点,如果我们对于中国的事情有一个很深刻的理解的话,那么,我们便会认识到中国在专制社会主义体系中构成了完全独立的一个种类型,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一个十分出特的党,它不但可以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且也可以走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点恰恰是高光俊所忽视的,所以他是运用了同一个方式来反对具有两个不同的面孔和在不同的时期会走完全不同的道路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说他的这种行为表现出了他对共产党缺乏必要而又必须的理解的话,他从小对它所怀的仇恨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2004-8-4于韩国汉城特别市衿川区加山洞1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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