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即相关资料
★ 舟桥部队:工程兵的中的专业部队 ★

舟桥部队是担负渡河工程保障任务的工程兵,基本任务是构筑浮桥渡场、门桥渡场,保障部队快速通过江河障碍。

工程兵通常由工兵、舟桥、建筑、伪装、野战给水工程、工程维护等专业部队组成;有的国家还包括铁道、测绘等部队;分属各个军种。工程兵具有快速遂行多种工程作业和遂行一定战斗任务的能力,是军队实施工程保障的技术骨干力量。

自夏朝始,军队即有筑城设障、架桥修路等工程作业。据《周礼》,西周军队中设有“掌固”和“司险”等官职,掌修筑城郭沟池及有关防守之事。春秋战国时期,保障军队作战行动的工程作业已有相当规模,《六韬》中记载了军队中组织工程作业的专职官员的名称、任务,军队行军时要携带的渡河、架桥、筑城、设障的器材和进行土木工作业的工具等。公元前257年,秦在兼并韩、赵、魏等国的战争中,曾在蒲坂(今山西永济市西)附近的黄河上架设浮桥。辽朝,军队在攻城作战中,由后勤兵“衣甲持兵,旋团为队”(《辽史·兵卫志》)进行工程作业,并组织乡兵随军队行动,专营修路筑垒之事。宋朝,筑城设障、修路架桥等工程作业主要由厢兵担任。元朝初期,开始出现担负工程保障任务的专业部队,军队中编有“匠军”,专事装填火炮弹药和架桥、修路,其总管职称为“炮水手元帅”,后又建立专管浮桥架设和漕渡的“船桥水手军”,在进攻泸州时曾在长江上游支流架设浮桥20余座。太平天国的军队中,曾编有土营和水营,土营由道州、郴州等地的矿工组成,专门负责“私挖地道,暗置地雷,以轰城墙”;水营担负水上运输、作战和架设浮桥的任务。清朝晚期,湘军和淮军中营配“长夫”,每营定额180人,负责运输并担负筑垒、浚壕、修路等工程作业任务。新军编有工兵营(队),包括筑城、电雷、架桥、绘图、修械、电报等分队,工兵遂成为一个兵种。中华民国时期,建立独立工兵团和军(师)属工兵分队,开办工兵学校;有的工兵部队曾赴缅甸北部参加盟军对日作战,修筑连接中、缅、印三国的中印公路(即史迪威公路,中国昆明——印度利多)。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工程兵得到很大发展。工程兵除有执行工程保障任务的专业部队外,还包括通信勤务、防御照明、水雷布设、军事航空、化学、装甲坦克、铁路工程、运输调度等部队和部门。战争初期,许多国家的工程兵占陆军总人数的5%~7%,至战争结束时,个别国家达到10%~12%,如美国的工程兵人数由2500人增加到30万人,占陆军总人数的12%。战争末期和战后,许多国家的通信、铁道、装甲坦克、化学、航空等部队逐渐脱离工程兵,发展成为独立的兵种。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许多国家工程兵加强了建筑部队,用以构筑边防工程和其他军事设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国工程兵普遍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陆军的工程兵人数最多时达70万以上,占陆军总人数的8%。苏联从1941年10月至1942年初,组建了10个工兵集团军(每个工兵集团军辖2~4个工兵旅,每个工兵旅辖6~8个工兵营)。苏军特别重视舟桥部队和地雷工兵的发展。战争期间,苏军工程兵共设置7000多万枚防坦克地雷,炸毁德军坦克和战斗车辆1万多辆,对抗击德军的进攻,歼灭其有生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苏军对德军实施反攻阶段,工程兵的工兵部队和舟桥部队有效地保障了苏军各集团军强渡宽大江河,在各种复杂地形上广泛机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工程兵的发展,战后各国工程兵普遍组建新的专业部队,提高了保障军队作战行动的能力和协同其他兵种共同歼敌的能力。

1927年8月1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工兵营和第11军第24师工兵营随部队一起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部队撤离南昌进军广东途中,工兵参加了瑞金、会昌战斗,并在广东省大埔县三河坝用汽船牵引自制的竹筏漕渡后卫部队过韩江,为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争取了时间。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部队组成的红7军编组有工兵连。为适应红军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1930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师编工兵队。10月7日,红1军团于江西省吉安成立以安源煤矿工人为主体的工兵队(后改称工兵连),1931年6月在福建省建宁县扩编为红一方面军工兵营,尔后又分编为师属工兵连和方面军工兵连。到1933年底,红一方面军所属的军团、军、师、团普遍建立了工兵分队。1934年6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在江西省瑞金县武阳镇组建直属工兵营。1933~1934年,红军第2、第6军团(后合编为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先后组建了工兵分队。在历次反“围剿”及其他作战中,红军的工兵分队以炸药、锹镐及简单的工具器材,执行架桥修路、坑道爆破、构筑工事、设置障碍等任务。在长征中,工兵分队多被编入先遣部队,担负道路侦察任务,以工程作业克服沿途江河、道路和雪山、草地等自然障碍;用竹筏、木船架设桥梁、实施漕渡,保障红军主力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架设袁水、潇水、湘江、乌江、赤水河及嘉陵江等浮桥,协同步兵斩关夺隘,保障部队胜利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7年8月和10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后,各师(支队)编有工兵营或工兵连。为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旅、支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军区、军分区相继建立工兵连或工兵营。先后参加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等各次战役战斗,以交通破袭和攻坚爆破协同步、炮兵歼灭日伪军。并在山东、河北等省指导地方武装和人民群众广泛开展破交战、地雷战和地道战。

在解放战争中,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和各野战军、大军区很重视工兵建设,不断改善其装备,使工兵迅速发展。1946年3月1日,成立东北民主联军工兵学校。1947年3月,华东野战军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个工兵团(华野特纵工兵团)。到1950年6月,全军组建了18个工兵团,团以上部队普遍建立了工兵分队,并成立了大军区(或野战军)的工兵指挥机构。在作战中,工兵协同步兵开展大规模的破袭战,完成了攻坚爆破(坑道爆破)、近迫作业和敌前架桥、漕渡等各种工程任务,协同步、炮兵攻取石家庄、济南、临汾、运城等城市,参加辽沈、淮海、平津、渡江等重大战役,以及向东南、中南、西南、西北的大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兵部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951年3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工兵司令部。1955年8月11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陈士榘、谭善和先后任司令员;黄志勇、谭甫仁、李真、王六生先后任政治委员。改称工程兵后,即着手开办院校,建立健全科研院、所,并调整整顿部队。1953年9月,将全军工兵团按任务区分为工兵、舟桥、建筑三种性质的专业部队。1955年10月15日,工程兵根据部队发展情况,重新规定工兵团、舟桥团、建筑团的番号和序列,并按任务将部分工程兵部队划归大军区建制领导。1961年5月,组建工程兵建筑师。随后,中共中央军委又两次给工程兵和大军区工程兵增加员额,用以组建和充实建筑部队,并帮助越南修筑公路和海岸防御工程。到1965年底,工程兵部(分)队发展到49万余人。

1967~1975年期间,工程兵根据任务的变化,逐步精简建筑部队,相应地发展舟桥部队。一部分建筑部队分别拨归国防科委、第二炮兵和总后勤部建制领导,另一部分建筑部队改编为步兵和守备部队。1975年,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担负国防工业工程和民用飞机场、公路等修建任务的工程兵建筑部队移交给基本建设工程兵。同时,将部分建筑团改编为舟桥团。

为适应部队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76年以后,工程兵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指示精神,继续精简建筑部队,重点发展工兵和舟桥部队,相应地发展伪装和野战给水工程部队。到1985年,工兵团增加了2.5倍,并先后组建了伪装团和给水工程团。1980年以后又相继组建了特种舟桥旅和工兵旅。工程兵基本上实现了编组专业化、行动摩托化、工程作业机械化的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工程兵部队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快速完成野战工程保障任务的能力。1982年9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央军委和军区工程兵领导机关分别缩编为总参谋部和军区司令部的工程兵部。1985年,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大部分工兵团编入集团军,以加强队属工兵力量。(新华社 2002/8/22)

★ 中国军队的军兵种建制与调整 ★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人民解放军军兵种的建立和发展,建立科学合理的军兵种编制指挥体制,加强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始终是军队编制体制建设的重点。

一、建国后我军军兵种组织体制的建立

1949年10月21日,毛泽东主席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

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军队建设问题。为贯彻中央军委第一次会议精神,1950年5月,中央军委召开了全军参谋长会议。聂荣臻代总长在闭幕会上作了总结报告,报告中对缩编陆军员额,加强空军、海军和特种兵部队建设与加强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的关系等作了深刻论述。指出:“必须要以陆军本身缩小数目,减少财政开支,加强空军、海军及其他特种部队,加强了其他兵种建设,也就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力量。”此次会议为加强我军军兵种和国防现代化建设确立了方向。以全军参谋长会议精神为指导,我军在进行大量精简陆军野战军、减少步兵员额的同时,空军、海军和陆军特种兵部队的领导机构迅速建立起来。

继1949年5月16日,铁道纵队改编为军委铁道兵团后,同年11月至1950年12月,先后成立了海军、空军领导机关,中央军委通信部,军委炮兵,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军委炮兵、摩托装甲兵司令部、防空司令部、工兵司令部及公安部队领导机关。

1949年4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支海军部队--华东军区海军,在江苏省泰州白马庙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是日,被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日。随后,又组建了中南军区海军、海军青岛基地等单位。1950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第12兵团兼湖南军区司令员肖劲光为海军司令员,并以12兵团机关及第4野战军后勤二分部机关为基础,于4月14日在北京成立海军领导机构,直属中央军委领导。1952年4月,成立海军航空部。1955年10月,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和海军航空部分别改称海军东海舰队、海军南海舰队和海军航空兵部。1960年8月,在海军青岛基地的基础上成立海军北海舰队。至此,三个舰队及海军航空兵部队构成人民海军的主体。

在海军建立之前,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提出筹建空军的任务。同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航空局。3月30日,军委航空局在北京成立,常乾坤任局长、王弼任政治委咒。7月2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第四野战军14兵团机关和军委航空局为基础合并组成空军领导机构。11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领导机关在北京正式成立,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肖华为政治委员。

空军是在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1950年至1951年,中央军委先后从陆军部队调给空军12个师部和49个团部以及大批干部、战士,迅速组建了军区空军、空军军、航空兵师(校)、团(场)等机构。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一支航空兵部队,装备有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的第4混成旅成立。以后又陆续组建了大批空军航空兵部队。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空军迅速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作战。1953年7月,朝鲜战争胜利结束时,空军已发展到28个师,拥有各种飞3000余架,成为一支初具规模的有一定战斗力的空中作战力量。

为了统一对防空部队的领导和加强国土防空建设,根据中央军委决定,1950年10月23日,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司令部,隶属中央军委领导。周士第任防空部队司令员,钟赤兵为政治委员。防空部队作为我军的一个军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

早在1948年8月,中央军委就提出对城市、要地实行积极防空的方针。从1949年4月起,以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高炮部队为基础,先后在华北、华东、上海、东北建立了4个地区性防空司令部。到防空军司令部成立时,防空部队已由单一的城防高炮部队发展为包括高炮、探照灯、雷达、通信等诸兵种合成的军种。空军歼击航空兵部队在遂行防空作战任务时亦归防空司令部统一指挥,初步形成了较完整的国土防空作战体系。1955年8月,防空部队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

1950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人民解放军实行整编,将陆军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规定国防军集中力量担负对付外部侵略、巩固国防的任务,公安部队担负肃清残匪、保卫政权、维持社会治安、保卫国家建设的任务。同年5月,总参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确定以全国军队总人数4.5%的员额,组建公安部队。

1950年9月22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命令。同年11月8日,以20兵团领导机关一部为基础,在北京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罗瑞卿为公安部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至1951年5月,各省、市相继成立公安总队,负责全国的内卫、边防和地方公安工作。1952年10月22日,中央军委公布公安部队整编番号,公安部队领导机关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司令部。1955年7月18日,根据国防部的命令,公安部队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军种。

在成立海军、空军和防空军、公安部队的同时,先后成立了军委通信部,军委炮兵、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工兵司令部、通信部部长王诤、炮兵司令员陈锡联,摩托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一兵司令员陈士榘。1951年7月,摩托装甲兵司令部改称装甲兵。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团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同时成立铁道兵领导机构,王震任铁道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明确指示,铁道兵直属军委领导,为陆军诸兵种之一。3月,军委通信部改称总参通信部。1955年8月11日,工兵司令部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根据中央军委1955年4月的决定,1956年1月,成立军委防化学兵部,张乃更任防化学兵部部长。
在成立军委特种兵的同时,各大军区也相应成立了军区空军和军区炮兵、军区装甲兵、军区工程兵等兵种。军兵种领导机关,作为中央军委的业务部门,统一领导和管理本军兵种的各项工作。

至此,中国人民解放军逐步由单一陆军发展成为包括陆、海、空军和具有空前规模的各特种兵在内的合成军队。至1957年5月,形成了中央军委领导下的陆、海、空军,防空军、公安军五个军种和铁道兵、通信兵、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学兵领导机关的多军兵种的合成军队和领导指挥体制。

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军的编制体制增加建立了核力量领导体制,组建了基建工程兵。

随着我国核弹和导弹事业的建立与发展,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建立一支独立的战略核力量。1966年6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领导机构和军委炮兵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领导机关。7月1日,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直属中央军委领导。向守志任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1967年9月,原属军委炮兵的导弹部队,院校和相应的机构等陆续划归第二炮兵建制。1969年8月,中央军委明确规定,第二炮兵各基地、除作战指挥必须集中于中央军委外,其他各项工作,由二炮和所在军区实行双重领导。

为适应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解决地方施工队伍家属拖累过大、跨区调动困难等矛盾,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以中央直属的部分施工队伍整编为基建工程兵。1966年8月1日率先在冶金部、建工部、谋炭部、水电部、化工部、交通部等中央部委直属的施工队伍中组建了基建工程兵第一批部队。1971年至1979年,又陆续组建了铀矿地质和矿山、水文地质普查、北京地铁和市政建设、战备通信等部队。1978年1月,成立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兵种,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双重领导。李人林任基建工程兵主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兼任政治委员。基建工程兵是担负国家基本建设重点工程和国防施工任务的兵种。到1979年底,已发展为共辖10个指挥部(军级)、32个支队(师级)、5所技术学校(师级)、156个大队或团、总人数近50万人,成为国家基建战线上的一支突击队。

二、我军军兵种编制体制建设的调整与改革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为国家建设创造了良好的国际环境。1953年,党中央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了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人民军队应整顿组织,精简机构和冗员,提高部队质量。

1957年5月17日,防空军与空军合并为空军,撤销防空军番号及领导机构。防空军并入空军,建立了空防合一体制与合成作战体系。同时建立了空军航空兵、空降兵、高射炮兵、探照灯兵、雷达兵部队和地空导弹部队。由主要对空作战转变为空对空、空对地、地对空的立体作战体系,大大提高了空军的全面作战能力。同年9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1月22日的决定,撤销公安军番号及其领导机构,公安军内卫、边防部队分别交所在省军区指挥、专区、县的公安部队交地方政府公安机关改编为人民警察。公安军撤销后,在总参谋部和一些军区司令部内设立警备部或警备处,作为本级机关领导内卫和边防工作的业务部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军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进入80年代,在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遵循新时期军队建设指导思想,我军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全军减员百余万,军兵种的领导指挥体制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调整。

1982年8月16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将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机关改为总参谋部业务部门的命令》。8月21日,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9月17日,中央军委印发《军队体制改革与精简整编方案》,我军兵种编制体制制作了较大调整。按照整编方案,自9月1日起,军委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由执行大军区级权限改为正军级;原隶属各兵种的特种兵部队编入集团军或归所在军区领导。1982年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将铁道兵并入国家铁道部。1983年10月1日,铁道兵机关及其下属10个师等共14万余人并入铁道部建制,撤销铁道兵番号及领导机构。并入铁道部的铁道兵部队官兵全部脱军装,就地转业。同年11月,撤销基道兵番号及领导机构。并入铁道部的铁道兵部队官兵全部脱军装,就地转业。同年11月,撤销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所属部队按系统对口集体转业到国家有关部委和所在省、市、自治区,有的部队移交有关军区、总参通信部队和武装警察部队。

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是以艰苦著称和能征善战的部队。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与发展,到撤销时,基建工程兵已拥有50余万人;铁道兵最多时,发展到41万人,成为我军参加地方建设技术雄厚、作风顽强的两支劲旅。

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全军裁减员额100万。各军兵种领导机构进行了精简调整,形成了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三个军种、一个兵种的编制体制,改变了军兵种机关机构重叠、班子庞大、职责不清的状况,提高了我军精干、合成、高效的现代化军队建设和现代战争条件下诸兵种联合作战的能力。

1989年,江泽民同志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和主持军委工作后,继承、发展毛泽东、邓小平同志的建军原则和军事战略思想,以战略眼光,与时俱进的时代意识和改革创新的开拓精神,对新时期军队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等重大问题,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改革。1993年军委制定了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战略方针。为适应和贯彻新时期的战略方针,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在80年代裁军百万的基础上,再次裁减军队员额50万。在军委的统一部署下,我军及军兵种的领导指挥体制进一步调整。由原军委诸兵种领导机构缩编的总参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部及防化学兵部再次缩编合并组成总参特种兵部,下设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化学兵局,作为总参指导特种兵的业务部门。各军区领导和编入集团军的特种兵,根据现代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特点和作战要求,与野战军步兵进一步组配优化。我军的后勤保障体制进行改革,推行以大军区内陆、海、空军后勤供应通用物资统供和专用物资专供相结合的后方勤务供给体制,实行联勤保障,节约了人力物力,提高了后勤保障能力。

在中央军委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精兵之路的指导思想指引下,紧密围绕和按照未来高技术局部战争条件下“打得赢、不变质”的要求,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编制体制建设也在改革调整中不断完善发展。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一支强大的具有现代化战斗力的海军”的指示,海军制订了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进一步发展了海军水面舰艇、潜艇、岸防兵、海军航空兵部队和海军陆战队等兵种,以及其他各种专业勤务部队,形成了一支诸兵种合成的强大海上战斗力量,提高了作战能力;空军加强了空军航空兵部队、导弹部队、高射炮兵部队、雷达兵部队和空降兵部队建设,至今已发展成为由空军航空兵等各专业技术兵组成的技术兵种,具备了完成空中突击、空中支援、空中运输、航空侦察和防空作战等任务的能力;第二炮兵根据本兵种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和提高作战能力的要求,加强了中程、远程和洲际导弹部队和相应的作战保障、后勤保障和技术保障部(分)队,以及院校、科研单位的建设,至今已成为一支拥有中程、远程、洲际和常规导弹装备,配套作战阵地和指挥控制、通信、情报手段的作战体系,完善的作战保障和后勤、技术保障体系,以及战略核威慑能力和实际作战能力的重要国防力量。

至此,我军军兵种编制体制经过不断调整、改革和发展,形成了中央军委领导下的陆、海、空军和第二炮兵三个军种、一个兵种的领导指挥体制。(吴必富、郑艳萍 文 军事史林 供稿)

★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 ★

军队的规模受特定历史时期国际形势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科技、人口、后备力量、国土面积以及地理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特别是国际形势、国家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战略等是决定军队规模的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进行了多次大的精简整编。

1950年-1954年的精简整编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人民解放军迅速壮大。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总兵力已达到550万。为在尽量短的时间内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1950年5月,全军参谋会议精简整编方案中规定全军定额400万人。会议确定了全国陆军系统编为国防军和公安部队,野战军领导机构兼大军区领导机构,全国划分为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6大军区,整编后的陆军军、师统归大军区直接指挥,中央军委成立公安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公安部队和人民警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之后,全军进行精简整编。到1950年底,顺利完成了100万指战员的转业复员任务,全军总人数精简17.1%。不久,朝鲜战争爆发,精简整编工作终止。到1951年底,全军总兵额至627万人,达到历史的最高点。

1952年1月,根据毛泽东批准的《军事整编计划》的要求,到1954年,国防军步兵部队从258万人减为135万人,裁减47.7%;总部和各级机关由112万人减为38万人,裁减66%;军兵种部队由61万人扩大到84万人,扩大37.7%;院校由10.8万人扩大为12.8万人,扩大18.5%;地方部队95万人改编为公安部队,全军总定额保持在300万人左右。1953年8月28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军事系统(包括公安部队)应再整顿组织、精简机构的冗员、提高部队质量的紧急指示。截至1953年9月底,全军部队人数减到420万左右。在此次整编尚未结束之际,1953年12月,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决定,把全军简编为350万人,在体制上重新设立中央军事委员会,设立国防委员会和国防部,并形成八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训练总监部、武装力量监察部)领导体制,同时还将6大军区改划为12大军区(即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兰州、内蒙古、新疆、西藏军区,后又组建福州军区,发展为13大军区),将军区体制由四级改为三级(即军区、省军区、军分区,并延续至今)。

通过精简整编,压缩了军队定额,减少了军费开支,充实了连队,并向地方各条战线输送了一大批骨干,为加强国家的工农业生产增添了力量。1955年与1952年相比,全军总兵力又精简23.3%,其中陆军部队精简29%。

1956年-1958年的精简整编

1956年9月,党的摪舜髷决定,降低军政费用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据此,中央军委于1957年1月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了加强国民经济建设同加强国防建设的关系,通过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确定全军总人数再裁减1/3,即从383万人中裁减130万人左右,保持在250万人的规模。此次整编重新恢复了三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并延用至今)体制,撤销了公安军、防空军,将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同时压缩调整了军事院校,设立了军事科学院和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到1958年底,全军成建制地集体转业或移交地方的有1个军部、46个师、30余所医院和30余所院校。全军总人数在1956年的基础上精简36%。全军总人数与新中国建立时相比,精简61.2%。

1961年-1983年的精简整编

这个时期,全军进行了多次精简,但精简幅度较小。1966年以后,军队员额又有扩大。到1971年,全军总人数同1958年相比,增长了1.53倍。到70年代中期,全军员额又突破了600万。

1975年6、7月间,中央军委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军委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和重点解决了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等重大问题。9月,军委批转了总参谋部《压缩军队定额调整编制体制的方案》,确定了大力精简机关、裁并重叠机构、减少保障部队、压缩普通兵员、淘汰陈旧装备等原则,规定全军总人数精简26.2%。这次整编从1975年10月开始进行,陆军部队和军区机关进行了整编;铁道兵地铁部队、部分工程建筑部队和县、市中队移交地方有关部门;撤销了部分空军军部、高射炮兵师、地方独立师和步兵师。到1976年,军队总人数比1975年减少13.6%,精简整编工作取得很大成绩。后来,精简整编任务因受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没有完成就停了下来。

1977年1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军队编制体制调整方案》,要求全军继续完成1975年规定的精简整编任务。中央军委决定,再次进行精简整编,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大力精简机关,改革不合理体制编制。1980年8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精简整编的方案》。1982年9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决定在1980年精简整编的基础上,从9月1日起进一步调整全军的编制体制。这次整编,三总部和大军区机关作了较大幅度精简,将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关缩编为业务部门,人员也裁减较多,军区机关减少25.5%至30%,铁道兵部门集体转业并放铁道部,撤销基建工程兵,使全军总人数大大减少。据1982年10月2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1982年人口普查公报,在总人口10.32亿人中有现役军人423.821万人。整个整编工作到1983年结束。

1985年-1987年的精简整编

1984年11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全军裁减员额100万的设想。随后,中央军委研究了精简整编方案。1985年5月底6月初,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全军精简整编方案,确定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转移。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军队裁减员额100万。1985年7月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据此,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开始大规模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一、军委三总部再次作了较大幅度的精简;二、将11个大军区合并整编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成都、兰州7个,军区机关人数减少50%;三、省军区、军分区机关人员作了相应精简,把县市人武部改归地方建制;四、成立了全军最高学府--国防大学。在裁减建制部队的同时,把陆军改编为合成集团军,部分独立的装甲兵、预备炮兵、独立工兵部队编入集团军,充实扩编了通信、防化、运输分队,使其火力、突击力、机动作战能力都大大加强,同时根据所担负的任务和地区地理气候特点,对师的编制装备作了调整。合成集团军的编组,是人民解放军在建设现代化合成军队的道路上迈出的个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步。

精简整编工作到1987年初基本完成,共裁员100万。其中减少师团级单位4054个、军级单位31个、大军区4个、县市人武部划归地方建制2592个,并降低了部分单位的等级;裁减了大批机关工作人员,其中三总部机关平均减少47.5%。到1990年,实际裁减103.9万。

1997年-1999年的精简整编

1997年9月,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上指出:为适应世界军事领域的深刻变化,加强教育训练,提高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下的防卫作战能力,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我国将在今后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

这次裁军,将在3年内按计划、分步骤、积极稳妥地进行。其中,陆军拟裁减19%,海军拟裁减11.6%,空军拟裁减11%,人民解放军的总规模将保持在250万人。在精简员额的同时,将优化结构,调整编组,理顺关系,走质量建军、科技强军的道路,把中国军队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到1997年底,部分集团军建制的乙种师已归武警部队。(军事常识)

★ “以军养军”还是“正税养军” ★

一、正税养军与军队职业化

军队是国家的支柱。国家需要军队来防止外国入侵,维护国家统一,保证社会安全。简而言之,保境安民是军队生存的基本理由。在绝大多数现代国家,军费是由国家以税收形式征集而来的,而不是由军队自行筹措的。其原因是,军队为本国人民提供的服务——国防——是一种“共享物品”。

共享物品(又称“公共财产”)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只要有一人从共享物品受益,其他所有人都能从中受益。这就是说一人受益并不妨碍其他人也受益。就一双鞋或一副眼镜而言,甲享用了它们,乙就不能享用它们;而就国防而言,甲享用了安全丝毫不影响乙也享用同样的安全。这也就是说,多为一位居民提供国防服务的边际费用等于零。既然如此,从效率的角度考虑,共享物品应提供给所有居民。但是,谁来支付生产共享物品的费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共享物品的第二个特征,即“谁付款谁享用”的原则在此行不通。如果有一家人拒绝为国防付费,付出国防费用的人也没有办法阻止这家人享用国防带来的安全。

由于作为共享物品的国防具有上述两个特征,其费用必须由中央政府提供。道理很简单,首先,让我们设想,某国的居民都不太开窍,他们不知道国防这种共享物品具有上述两个特征,因此,该国居民每户都投入自己的资源保卫国家的安全,其结果是资源的浪费。因为只要有人提供了国家安全,别人也能享受,大可不必重复努力。当然,这种不开窍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人是理性的,他们知道,如果他人提供了国防服务,自己也同样可以享受。既是如此,自己没必要去支付国防开支。让别人负担,自己坐享其成,是最理性的选择,如果自己为国防做了贡献,没做贡献的人也一样可以沾光,岂不是成了“冤大头”?但是,如果人人都打这样的如意算盘,人人都想“免费搭车”,其结果是没有人负担国防开支。国家无国防可言,人们也没有“免费车”好搭。
即使我们把分析单位从居民个人变为地方政府,结果仍会一样。地方政府是本地的“中央政府”,只有它才有意愿和能力为本地居民提供免受外部势力入侵的服务。如果各省都发展足以保全自己辖地的武装力量,整个国家是安全了,但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内地省份也许不必在国防上花那么多钱);如果只有边疆省份这样做,其他省份“免费搭车”,由此引起的省际矛盾不仅不会加强整个国家的防卫,反倒会削弱它。

在国防问题上,个人之间或地方政府之间的行为能否通过谈判协调呢?也不太可能。一来谈判的主体数量太大,国际形势千变万化,根本不可能及时达成共识。二来各主体都不愿亮出自己的真实偏好。他们会伪称“国防对我来说不重要”,并以此为据拒绝负担国防费用。

由此可见,希望居民个人或地方政府在自愿基础上提供充足的国防费用是不现实的。此路不通,那么由军队自行筹措军费行不行呢2中外历史上,的确不乏其经费不是由中央政府财政提供的军队,但它们的功能都不是保卫国家的安全。一种情况是军队向其驻扎地区的居民派粮、派捐、派款,甚至派了。所派捐款毫无法律依据,任由部队长官狮子大张口。老百姓敢怒不敢言,因为拒绝缴纳捐款可能招来杀身之祸。这样的军队不是保民,而是扰民,其行径与土匪强盗毫无差别。另一种情况是雇佣军。这种军队可以保护某些人的安全,但前提是受益人必须为此付费。谁给钱就保卫谁,谁不给钱就不保卫谁。如果某地居民希望借雇佣军之力保卫一方安宁,他们必须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谈判。首先,居民内部要决定谁出钱、出多少,这里会出现上面提到的“免费搭车”问题。其次,居民作出决定后,要与雇佣军谈判。如果雇佣军只有一支,它便据有垄断地位,可以漫天要价。如果有几支雇佣军,它们会互相竞争。但这种竞争不像商场上的竞争,是暴力的竞争,可能会打得昏天黑地,殃及周围的居民,直至一支部队力挫群雄、独占鳌头。如果一国内各地的居民都希望得到安宁,分别在两个层面上与各支雇佣军谈判,且不说谈判成本太高,初始的谈判结果一定是各地所出的军费高低不一。另外,各地雇佣军之间也会相互缺乏联系。军费高低不一,会导致雇佣军的流动;各地雇佣军各自为政,会加大整体国防开支。两者都不是均衡状态。如果能够从非均衡状态演进为均衡状态,即在全国范围内,以统一的费用雇佣一支统一指挥的军队,就等于是中央政府用正税养军了。

第三种情况是军队自力更生、自食其力,如1949年前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解放区便带有这种色彩。但是,这种情况只有在部队活动范围狭小、流动性不大时,才可能出现,且不能持续长久。这种军队必须是理想主义的军队、革命的军队,而不是守成的军队。一旦理想主义退色,或革命军转化为国防军,靠军队自己种地、织布、造武器显然是不现实的。尤其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这种自给自足的可能性已经完全不存在了。

军队自筹(部分)费用的最后一个途径是本文要讨论的重点,这便是军队经商。军队经商的目的是为了以军养军。讨论军队经商的着眼点不仅仅在于这种方式养不养得起军,而且在于这种方式养出的军是什么样的军,是不是人民可以信赖的、能够抵御外敌入侵、维护国家统一、保证社会安定的军。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严禁军队经商。所以在讨论军队经商以前,有必要先讨论一下世界各国在国防问题上的通常做法及其理论上的依据。众所周知,通常的做法是由中央政府以税收的强制形式从居民手中收取国防费用,并用此费用供养一支统一指挥的职业化军队。由中央政府出面筹措军费是为了解决居民之间和地方政府之间的集体行动问题。全国性的政府可以将国防服务的外部性内部化,造成无人能免费搭车的制度环境。供养一支统一指挥的职业化的军队可以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节省开支,提高质量。如果由居民各家各户自备武器,恐怕很难抵御拥有坦克、大炮、飞机、导弹、潜艇的外国入侵。而且武器分散在民间可能造成暴力蔓延,使社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

这里有必要对军队的职业化多说几句。根据亨廷顿(SamuelHunington)的研究,职业化军队应有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专业性。士兵的专业是使用暴力,军官的专业是组织暴力。如果部队官兵忙于办卡拉OK娱乐厅、倒卖煤炭、炒地皮、炒股票,就像牙医开修车行、律师为人在澡堂搓背一样,叫做不务正业。不务正业不仅会降低军队的素质,还可能使它产生干预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兴趣。

第二,责任性。军队只有一个责任,就是保境安民;军队只有一个主人,就是整个社会。军官和士兵不是生意人,不能谁付钱多就为谁服务。反过来,这也要求社会为部队官兵在服役期间和退役以后提供体面的待遇,使之不会为金钱所困扰。为了保证军队对整个社会的安全负责任,军队还应独立于社会中的各种纷争,无论是民族性的还是地域性的,政治性的还是经济性的。一旦军队与社会中的某些利益有太多瓜葛,就会影响它的中立性;中立性受了影响,责任性也会大打折扣。

第三,统一性。统一性要求军队强调下级服从上级,强调纪律,强调令行禁止,强调团队精神。自立性、多样性、竞争、平等交易也许能为经济生活带来活力,但对军队而言,它们是对统一性的腐蚀剂。适用于经济生活的原则,不一定适用于军队生活,反之亦然。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一旦经济生活的原则潜移默化到军队生活中,其灾难性的后果短期内也许看不清,但遇到危机就会显露出来。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军队越接近职业化的理想,就越强大,越有力,越不会于预政治,反客为主,利用自己对暴力手段的垄断,对社会进行欺凌、压榨。

本节的理论性讨论可以归结为两句话:一是国防服务应由职业化军队提供;二是军队的费用应由中央政府提供。但目前中国军队据说“已逐步从‘国家兵国家养’的供给制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并全面进入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为什么中国的做法如此与众不同?以军养军的目标能够实现吗?军队经商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些便是以下几节要讨论的问题。

二、军队为什么经商?

军队经商的原因,一言以蔽之,是国家财政拨付的军费严重不足。中国是世界上的大国,从地域上讲,是仅次于俄国和加拿大的第三大国,从人口上讲,是世界第一。为了保卫这么大的一片疆土、这么多人民,中国必须维持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外国爱强调中国军队有320万之众,是世界第一大军事力量,这固然是事实。但中国平均每千人只有2.8个士兵,在全世界排列第96位,大大低于俄国(大约10个)和美国(8.4个)的比重,也是事实。尽管中国军队的相对规模并不大,但要维持它也并非易事。在财政分权的宏观制度环境下,更是如此。

中国经济改革的核心思想是“放权让利”,即向企业和地方政府下放财权和管理权。“放权让利”为中国经济增添了活力,对过去15年的快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反映到财政上,出现了“两个比重”急剧下降的局面。一方面,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31.24%下降到1993年的15.33%,跌幅超过一半;另一方面,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78年的60%以上下降到1992年的38.6%。结果负担国防支出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980年的15%左右跌至1992年的7%以下。这个比重在当今世界各国中,也许是最低的。发达国家中央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一般在25%以上,发展中国家的比重也在15%至25%之间。人口超过5000万的大国中,没有一个国家的这项比重低于10%,多数超过15%。中央财政收入的萎缩对中国政治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其中之一便是中央财政无力负担维持人民解放军正常运作的经费。

谈到中国的军费,有必要将狭义军费与广义军费区别开来。狭义军费是指财政上专项列支的“国防支出”或“国防费”,该项费用专供人民解放军使用。广义军费是指狭义军费再加上财政上归入‘经济建设支出”项下的国防工业支出和军事科研支出。关于前者,中国出版的各种统计书籍给出了较好的数据;至于后者,没有公开的统计数据,只有各种各样的猜测。

先让我们来看看狭义军费的变化趋势。近年来,国际上一直有人在大叫,说中国的国防预算正在“猛增”、“剧增”,“它的膨胀正在影响世界的军事平衡”。在台湾畅销的《1995闰八月》更耸人听闻地说,中国大陆的国防预算大幅增加,1994年占总预算的48%,超过财政负担能力。这些不过是无稽之谈。说中国军费大幅度增加的人一般以1989年作为比较的基点,而且只用当年价格的数据(名义军费)。这样看,中国军费似乎真的呈直线上升状态。但这样看问题未免太偏颇。正确的做法是将观察时段放长一点,并将价格变化因素考虑进来。我们看到,中国实际军费除在中越边疆冲突那一年(1979年)呈上升态势外,一直呈下降态势,直至1989年跌入谷底。1989年的实际军费只相当于1978年军费的74%。1989年后,中国的军费开始回升,但直到1993年,仍低于1978年的水平。这也就是说,中国军费在16年中不仅毫无增加,反而有所减少。在全世界,恐怕再也找不出在同一时期内其军费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国家。说什么中国军费“剧增”,显然是毫无依据的。如果中国的军费叫“剧增”,美国、俄国、日本、台湾地区的军费增加又该用什么词来形容呢?

还有一种比较方法是看军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和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1978年中国军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是15.1%,1993年是8.1%;1978年军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4.67%,1993年是1.36%。而在1991年,美国的后一项比重为4.9%,台湾地区为5.2%,均比中国大陆高得多。总而言之,不管是就军费的实际绝对值而言,还是就军费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经济的相对地位而言,中国的军费都是下跌的。如世界各国都像中国一样,天下恐怕要比现在太平得多。

狭义军费下降当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广义军费的下降。那么广义军费除去狭义军费的剩余部分在过去16年中是如何变化的呢?这个所谓“剩余部分”主要是指军工企业的开支。这里有必要澄清两个概念,一是军工企业,一是军办企业。前者并不由军队直接控制,后者才由军队直接控制。军工企业和军办企业在财政收支上是分开的两条线。军办企业的支出可以归在“国防开支”项下,但是,军工企业获得的收入并不会自动流入军队的钱库。海外关于中国军费的讨论往往断言军工企业收入是额外军费的重要来源。殊不知,按照中国的财政制度,军工企业的税金和部分利润要上缴财政,而财政拨多少军费与军工企业上缴利税的多寡没有任何必然关系。当然,军工企业收入多了,可能增加他们的军品生产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军工企业收入上升,可能意味着中国用于国防的费用上升。但也只是‘可能”而已。须知军工企业并不是只生产军用品,也生产民用品。换句话说,只有当军工企业军品生产上升时,才意味着这部分国防费用上升了。关于军工企业军品生产的绝对价值,没有任何公布的统计数据,我们无从讨论。但我们知道,自从1979年以来,中国军工企业一直致力于“军转民”——从生产军品转向生产民品。1979年民品在军工部门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只有8.1%,而今天,这个比重已经高达77.4%。这意味着军工企业的性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的生产重点已不再是与国防相关的军品,而是以民品为主。因此将军工企业的开支都算作国防开支显然是不恰当的。例如在“七五”和“八五”期间,国家财政先后向军工企业投资100亿元,安排了700多个民品项目,目的是使更多的军工企业拥有民用产品生产能力。这100多亿元,就不应算作“国防开支”。既然军工企业开支中与军品生产相关的部分已大幅度下降,挂在“经济建设支出”项下的国防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或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应呈下降趋势,而不是像海外很多人说的那样,“在不断上升”。

海外讨论军工企业对中国军费的贡献还有一个时常引起误导的方面。我们常常看到有的人引用中国官方媒介关于军工企业(如北方工业公司)营业额的报道,然后不加分析地将营业收入等同于盈利,将盈利等同于军费来源。这是对经济学常识和中国官方媒介性质缺乏起码了解的表现。稍懂一点经济的人都知道,盈利是收入减去成本的差额。收入大于成本固然会带来盈利,但成本大于收入时,就会出现亏损了。因此只看收入不看成本是不行的。稍微对中国官方媒介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它有“报喜不报忧”的毛病。如果只看正面报道,不看负面报道,对事物的认识也会出现偏差。事实上,中国的军工企业亏损是相当严重的。如被不少人视为中国国防工业摇钱树的“北方工业公司”就是亏损企业。从总体上讲,由于军品订货不足,军转民困难重重,中国军工部门的亏损面一直在拉大,目前已高达81%,是各行业中亏损面最大的。我们不知道其余19%的军工企业的盈余能否弥补81%的亏损企业的赤字。如两者相抵是负数,即使国防工业与军队的开支是一条线,也不能指望前者补贴后者。也许,军队会庆幸它与国防工业的开支是两条线,否则军队自身不大的预算还要拿出一部分来补贴国防工业。

说中国军费上升的人还经常将军火出口收入列为军费的重要来源。事实上,经营军火出口的既有军工企业(如北方工业公司、长城工业公司),又有军办企业(如保利公司、凯利科技公司)。如上所述,两者的收入是两条线,前者的收入并不会自动流入后者的口袋。前面说军工企业总体上可能是亏损的,已将其军火收入计算其中。这样看,至少把军工企业的军火的出口收入当做军费来源是站不住脚的。至于军办企业的军火出口收入,在我们把它当做军费来源之前,必须减去其成本。由于缺乏资料,我们无法了解两者的差额到底是正数还是负数。但不管怎么说,仅看军火出口收入额是不够的。

即使我们退一万步,也把军火出口收入当做军费来源,这部分收入自1988年以来也是呈下降态势,而不是上升态势的。请看美国“武器控制与裁军署”公布的统计数据,从1981年到1988年,中国的军火出口只有一年(1985年)是下降的,但1988年以后三年,却连续分别以24%、42%、36%的大幅度跌落。最新的数据显示,1993年中国的军火出口额已跌到1981年的水平以下,只有4亿美元左右。显然将军火出口额的变动当做中国军费“剧增”的证据之一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综上所述,中国军费无论是狭义军费还是广义军费,1993年的水平大概都只相当于80年代初的水平,十几年中,军费的绝对值没有变动,这在世界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如果要选削减军费的状元,依据中国在过去十几年里的表现,它应是当之无愧的。国际上关于中国“急速扩张军力”的宣传,是无知或别有用心的人编造出来的神话。说它是神话一点也不过分,拿两个所谓国际权威机构对中国军费的估计为例,就能说明问题。据美国“武器控制与裁军署”估计,中国1991年的军费为510亿美元,用当年汇率(1美元=5.3元)计算,510亿美元相当于人民币2703亿元。而当年中国的财政总支出为3813.6亿元,这等于说中国的军费相当于财政支出的70.88%。又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中国1993年的军费为2446亿元。而当年中国财政总支出为5287.4亿元,这等于说中国军费占财政支出的48.5%。(《1995年闰八月》的数据也许由此而来)如果中国政府真的将财政支出的50%至70%用于军费,需要解释的是中国经济如何还能快速发展。事实上,这两个估计依据的资料漏洞百出。如后一项估计中包括了15亿美元的军火出口收入,而该书附录中的统计数字显示,当年中国军火出口收入实际上只有4亿美元出头。这一项就多估了近3倍。更何况,4亿军火出口收入并不等于4亿军费。

上面我们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讨论中国狭义军费与广义军费的变化情况,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让人们感受到中国军队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窘境,并由此了解军队经商的真实背景。人们从上面的讨论中应已认识到,对人民解放军的运作而言,只有狭义军费才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广义军费中的国防工业部分即使增加了,对军队来说,也只能看得见,但摸不着,是镜中花、水中月。既是如此,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狭义军费变化对军队的影响。

两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军队仅靠财政拨付的军费无法生存下去。

一是国家职工的平均名义工资在1978年至1993年间增长了548.1%,同期物价上涨了255%,两者相抵,国家职工的平均实际工资上升了215%。在此期间,中国军队削减了约100万人,亦即部队官员的数量下降了约25%。这意味着,要使部队待遇与国家职工的待遇同步增长,军队花在人头费上的钱(按1978年不变价格)应至少增加164%。

二是人民币在过去十几年中不断贬值。如1978年的汇率以1美元=1.5元计算,当年军费(167.84亿元)折合约112亿美元。而1993年的汇率跌为1美元=5.75元,当年军费(425.80亿元)只折合约74亿美元。这意味着,如只靠财政拨付的军费,军队从国外进口先进武器装备的能力至少会下降约40%。

事实上,国家职工的实际收入上涨了不止2.15倍,因为除货币收入外,他们还有大量实物收入。而军人待遇也许未能与国家职工的待遇同步增长,因此军队的出版物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一直在抱怨日益扩大的“军地反差”。军地差距造成了招兵难。城市青年,甚至发达区域的农村青年都不愿意当兵。因为当兵在经济收入上是吃亏的。不得已,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征兵指标,不得不设立“优抚金”,每年定期向服役者发放。战士的优抚金,国家未作统一规定(政府财力有限,也不允许这样做),来自发达地区的战士每年可得几千元,而来自落后地区的战士,同在一个部队服役,却一分钱也拿不到。这种差距无端造成了战士之间的矛盾,对国家政策的不满。

同样,在国际军火市场上,1993年74亿美元的购买力与1978年112亿美元的购买力绝不止仅相差38亿美元,恐怕要相差50亿—60亿美元。中国军队国防现代化的目标,如仅政府财政拨款,恐怕根本无法实现。

军队弥补军费不足的途径,如前所述,不外乎:(1)自力更生,力争自给自足;(2)派捐派款,掠夺老百姓;(3)变为雇佣军,谁出钱保护谁;(4)军队下海经商。第一个选择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已失去了可行性。由于仍存在中央权威,第二、三种选择在目前情况下很难变为现实。但一旦中央式微,军队则完全可能采取这两种更直截了当的聚财方式。由此来说,下海经商也许是中国军队目前在军费严重不足情况下生存下去的惟一选择。问题是军队经商到底并不能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军费不足的压力,军队经商却易使军队的行为发生变化。

三、军队经商的特点

报道军队经商情况的文章已有很多,不必我在此赘述。我只想点出军队经商的几个特点:

1.军队的经济活动由自给向营利性转化

人民解放军参与经济活动由来已久。早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就为军队规定了“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三大任务。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后,军队仍然保留了参与经济活动的传统。但在80年代以前,军队的经济活动只限于五大类。(1)军队企业化工厂。这些工厂分属总后勤部、总参通信兵部等各总部或各军兵种。它们由军队投资、统一计划,实行企业化管理,生产军需产品、军训器材或修理武器装备。(2)军办小厂矿和农副产品加工作坊。这些工厂由各部队投资。管理、经营、受益,从业人员主要是随军家属子女,产品和服务是为了满足部队需要。(3)军队农场。办农场目的是为部队提供辅助性的粮食和农副产品,实现“标准加补助”,“斤半加四两”。(4)军人服务社。满足物质生活的需求,是军人服务社经营的根本目的。其经营范围是日用百货、部队办公用品和以理发、洗涤、照相、修理为内容的劳务服务。(5)铁道兵和基建工程兵。这两个兵种现已撤销。在其存在期间,它们是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的专业性部队,主要承担修铁路、修隧道、修营房。开矿山的任务。总而言之,80年代以前的军队经济活动是以自给性为特征的。

80年代以后,军队经济活动的范围迅速拓宽。一方面已有的军办经济实体开始转向营利性活动;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军办经济实体,其经营目的从一开始就是营利。

从自给性向营利性转化的最明显例子是军队劳务。从战争年代到80年代初,军队的支农、支工活动一直是无偿的,对树立解放军的“人民子弟兵”形象起了很大作用。但80年代后期,一些部队开始私下为社会提供有偿服务,军内一些理论家也将有偿服务誉为“利国、利民、利军”的新创举。到1992年,政府正式认可了“有偿服务”的合法性,规定解放军各部队除奉命抢险救灾外,平时支援地方建设,一律采取“有偿服务”的形式。

2.部队各级都卷入了营利性活动

总后勤部有“新兴公司”,总参谋部有“保利公司”,总政治部有“凯利公司”。有三大总部带头,解放军内出现了“层层搞经营,家家搞创收”的局面。如空军设立了‘冲国联合航空公司”,海军设立了“中国海洋航运公司”。各大军区紧紧跟上,纷纷成立企业管理局,并组建了自己的经贸集团,如南京军区的“南方工贸公司”,沈阳军区的“金城实业公司”。各集团军也不甘落后,大张旗鼓进入商界,如二十七军在山西开采煤矿,四十二军在广东经营房地产。省军区、军分区干得热火朝天,沿海、沿边地区的军区(如海南军区、新疆军区)更是全力以赴,有声有色。部队指挥机关带头,师、团、营、连各级干部也不甘示弱,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创收活动一直深入到了部队的最基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整个解放军都已浸在商海之中。

3.军队的经商范围无所不包

与国防、武器有关的产业自不在话下。除此之外,解放军已全面进入了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新、老行业。到过海南岛的人,不会不对公路两侧标有“八一”军徽的加油站留下深刻的印象,在南方很多城市里,随处可见空军、通信兵、省军区经营传呼服务的广告。军办的旅店、餐馆、酒吧、卡拉OK屋已是老故事,同时,军队也迅速进入房地产业、证券业和期货业。总之,在中国大陆,三百六十行,没有一行没有军队的参与。

4.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日趋复杂

军队下海经商之初,军办企业的产权关系是十分清楚的,其所属部队便是所有者。但随着下海越来越深,它们的产权关系也越变越复杂了。现在已出现了不同部队单位合股的企业、军事单位与非军事单位合股的企业,甚至军队单位与港资、台资和外资合股的企业。一区合股,这些军队和非军队的单位便有了利益上的一致性。作为独立的经济主体,军事单位也会像非军事单位一样,努力保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失。

5.军队经商中常常进行非法活动

军队经商在中国是件新鲜事,在当今世界上恐怕也是举世无双的。怎样约束军队经商的行为,不要说中国没有经验,世界上也没有可以借鉴的经验。甚至军队这种特殊社会组织的经商行为能否被有效约束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由于制度不健全或无法健全,军队在经商过程中常常进行违法和非法活动。例如,近年来,城乡一下冒出了许多挂军用机动车牌的汽车,似乎军队一夜之间变得更机械化了。但实际情况是,不少部队单位以自己的名义申请机动车牌,然后将它们借给、租给或卖给非军事单位或个人。对部队而言,除去申请需要时间外,不需什么成本,但车牌一转手就能换来成捆的钞票。这种无本生意,何乐而不为。但租用和购买军用车牌的单位和个人也有自己的算盘:他们是要利用军用车牌带来的特权从事合法或不合法的经济活动。当卖车牌的情况引起交通警察的注意以后,有些干部干脆将自己的军车连同汽车兵一起出租,继续为希望借军队“虎皮”的单位和个人“保驾护航”。军队某些部门自己也常利用军队的特权(如以保密为由)避免工商、税务、海关、森林部门的检查,从事非法经营,甚至大规模走私。还有的炒地皮、倒批文、擅用部队装备、出租银行账号、搞国防费搬家,五花八门,不一而足。

6.军队经商缺乏统一领导,大有失控之势

允许军队经商的初衷是为了弥补军费的不足,而不是为了改变军队的性质,使之成为惟利是图的商业性组织。但是,一巳为营利性经营开了绿灯,商潮便在军内一发而不可收拾。“层层搞经营,家家争创收”的结果是谁也不知道全国有多少军办的经济实体,有多少官兵、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在搞创收,这些人从事什么样的活动,它们的盈亏情况如何,经商所得如何分配。原因很简单,一旦有了切身的经济利益,各单位都希望保守自己的“商业秘密”。这样,连瞒营、营瞒团、团瞒师、师瞒军、军瞒军区、军区瞒总部,三大总部又相互瞒,谁也不可能掌握全局的真实情况。更为严重的是,在利益的驱使下,军队经商的目的——弥补军费不足——已日益模糊,有些部队单位现在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不可避免地与军队的基本职能——保卫国家安全——相冲突。一些领导明知下属单位的经营指导思想和具体创收措施有悖于国家法律和部队宗旨,却不积极制止,致使不少人以搞活经营为名,“什么钱都敢赚,什么事都敢办”。

四、军队经商能弥补国防开支不足吗?

军队经商是手段,弥补国防开支不足才是目的。此手段能达到彼目的吗?答案是未必。

军队经商的收入(利润)可以有两种用途:一是改善部队官兵的生活待遇(伙食补贴、薪金补贴等),一是加强国防的各种硬软件设施建设(如添置武器装备等)。现在,我们来想象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各级经商收入统一缴给军队最高指挥部门(国防部或中央军委),由军队最高指挥部门责成专门机构(总后勤部)将这部分收入与国家财政拨发的国防费混在一起,依据全局的需要,统一规划、统一分配加大后的国防费。这种做法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一样,只是国防费的一部分是由部队赚取的,而其他国家的国防费是全部由国家财政拨付的。它的好处是可以保证军队的统一性,避免出现“军内反差”及与之相联的种种不利影响。但这样做等于要求部队官兵为提供国防这个共享物品做出额外的贡献。由于国防费增加了部队经商收入这一块,国家的安全更有保障了,全体居民都是受益者,但部队官兵在军事训练之外,还得付出额外的努力来创收。除了部队官兵以外,全体居民都是“免费搭车”者。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参与经商的积极性不会很高。不错,军费加上经商收入后,更有可能改善所有部队官兵的生活待遇。但一个连、一个营、一个团、一个师少作点贡献,对全局难以有显著的影响。而且,既然改善生活待遇的经费是统一由总后勤部拨发的,少作贡献也不会妨碍自己像其他部队一样获益。如果每个单位都这么理性地思考,总的经商收入不会高,国防开支不足的问题依然存在。

第二种情况,各级经商收入留在本单位,但规定除用于改善生活待遇外,一定比例的所得应用于营房维修、购置或改进训练设备。这种做法对经费不足的军队不无小补,同时也给各部队单位以所谓“选择性激励”,哪家经商收入多,它便可在较大程度上改善本部官兵的生活待遇。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官兵经商的积极性应会很高。但这种做法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苦乐不均,比如驻扎在沙漠、荒岛和深山的部队不可能像驻扎在矿区、大城市的部队一样,“不尽财源滚滚来”。二是部队与国家利益背向,国家希望部队多用经商收入加强国防设施(共享物品部分)建设,部队则希望尽量改善对他们有“选择性激励”作用的自身生活待遇(独享物品部分)。利益冲突会促使部队用虚报、谎报国防设施开支的方式误导上级部门,影响军队的统一协调的能力。为了防止下级弄虚作假,上级只好允许部队将更大的份额的经商收入用于独享部分。当独享部分扩大到极限,亦即所得可全部用于改善生活待遇时,军队经商已不再是为了提供国防这种共享物品。这时,各部队也许会全力以赴拼命赚钱,但它们的性质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它们成了拥有使用暴力特权的公司。部队经费也许缓解了,但巩固国防这个目的则落空了。

第三种情况,各级经商收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留给部队改善本部生活待遇,一部分上缴统一使用。如果上缴和留用的比例是全军统一规定的,军内反差仍将出现,在统计上做手脚也仍会是严重问题;如果这个比例不是固定的,而是依各部队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军队上上下下都会卷入无穷无尽的讨价还价的游戏之中,就像承包制下的国有企业一样。不管怎么规定,其结果要么是挫伤部队经商的积极性,要么是创收的收入变成独享物品,无助于国防建设。

中国军队经商的收入分配格局大概三种情况都有,以第二、第三种情况占主导地位。上面的分析表明,军队经商,如管得太严,不能解决军费不足问题;如管得太松,“军地反差”也许会缩小,“军内反差”肯定会扩大,而且经商收入会主要用于独享目的,而不是用于巩固国防。总之,军队经商无助于国防建设。关于这个结论,下一节将更详细地讨论。

五、军队经商的影响

军队经商的影响有些是直接的、显而易见的,有些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它的全部影响也许只有到了国家出现危机时才会显露出来。下面的讨论既包括现在已能观察到的影响,也包括在逻辑上可能出现的影响。

1.市场逻辑侵蚀军队逻辑

军队的逻辑要求所属部队没有独立的利益,全体官兵应将国家安全当作自己的使命;经商使各部队都变成了独立的利益主体,造成了部队官兵的认同危机。

军队的逻辑要求民族整体利益至上,市场的逻辑是各利益主体应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

军队的逻辑强调上下级关系,市场的逻辑强调各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

军队的逻辑强调要求统一决策,市场的逻辑要求自主决策。

军队的逻辑强调无条件服从上级的命令,市场的逻辑要求等价交换。

军队的逻辑强调合作,市场的逻辑强调竞争。

军队的逻辑强调单一性(统一性服饰,统一的作息时间),市场的逻辑强调多样性。

如果用市场的逻辑来管理军队,军队是无不打败仗的。同理,当市场的逻辑严重侵蚀军队以后,军队的战斗力会被大大削弱。

2.军内反差造成内部不和谐

军队本来实行的是统一的工资、补贴制,但军队经商打破了这个“整齐化”的局面。军内反差已体现到了部队生活的方方面面。

——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反差。摸爬滚打的战士与经营的战士相比,福利待遇是天壤之别,搞得士兵无心操练。

——军官与军官之间的反差。有些单位创收心切,违反部队晋升程序,提拔重用所谓“商业能人”,甚至将平民拉入部队,授以军衔,希望他们能帮部队发财致富。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部队的职业化准则,造成军官们的普遍不满,使他们无心带兵。

——官兵上下级之间的反差。部队经商收入在官兵中分配不均。据说现在部队各级的福利基本上是“一级是一级的水平,上级机关比下级机关好,机关比基层强”。有的部队干部任意挥霍创收所得,进高级餐馆,住豪华饭店,乘进口轿车。士兵对此十分不满。

——单位之间的反差。由于经商收入主要用于改善单位官兵的福利待遇和物质文化生活,不同部队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在同一兵种,担任同样职务的人,所在部队不同,生活待遇就不一样。穷的部队至多只能稍微改善一下伙食,富的部队每月可拿各种补贴几十元到上千元不等,还能住进备暖气、煤气、热水器的营房。

——各地驻军之间的反差。既然创收所得很少在单位间分享,它当然更不可能跨地区分享。沿海驻军和大城市驻军创收的机会多,所得外快大;但西南、西北和北部边疆的官兵则没有那么幸运,有些地方完全无商可经,无钱可赚。

“军内反差”对部队官兵来说更直接,也更具有可比性,因此它对军心的影响比“军地反差”更明显、更大。军人的职业特殊性要求团结一致,生死与共,而日益扩大的“军内反差”使官兵思想躁动、怨气满腹。一向为军人所夸耀的“团队精神”成了经商的绊脚石。

3.破坏了民众心目中的军队印象

“军爱民、民拥军’本是军队自豪的传统,但创收的压力使部队有时不得不与民争利。例如承包土建工程的部队往往引起地方工程队的嫉恨。

某些部队创收不择手段,滥用所谓“能人”、“企业兵”。这些人身着军装,打着部队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这些人的不法行为不仅引发了军队与工商、税务、海关、药检等政府工作人员的不满,也败坏了军队的声誉。

4.埋下了军队干政的隐患

军队于政可以采取各种形式,轻则干扰政府内外政策的实施,重则抵制政府的某些决策,极端者直接插手政治,甚至建立军人政权。防止军人干政是各国军政关系的首要考虑。政府一方面需要军队的支撑,一方面要防止军队变成独立的政治力量。要达到这种平衡,政府必须设法做到两件事:一是消除军队干政的动机。军队职业化可以使军队摆脱与社会各集团的特殊关系,对政治、经济、社会问题采取中立立场,只将保境安民作为自己的惟一使命。二是消除军队于政的条件。由中央财政给军队统一拨发军费不仅是为了解决国防共享性引出的集体行动问题,也是为了避免给军队“打野食”的借口,及其可能由“打野食”造成的军队特殊利益。
而军队经商产生的效果正好相反。军队‘打野食”成了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打野食”过程不仅突显了军队的特殊利益,而且使军队与国内外各种利益集团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剪不断、理还乱”的复杂关系。这一切都为军队干政埋下了隐患。

更为危险的是,军队经商使各地驻军与当地经济形成了共存共荣的纽带关系。现在已看得很清楚,驻军的经商收入情况与本地经济发展是同步的。这就使得驻军有可能关心地方经济发展甚于全国性政策的落实。军队的地方化可能危及军队对中央权威的服从。尤其是在讨“皇粮”还不如“打野食”的今天,驻军在财源上也越来越独立。随着手中本钱的增大,他们自行其是的可能性也增大了。

军队的使命决定了它应扮演的角色是保持中立,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只要军队与某些特殊利益靠得太紧,就有于政的危险。

综上所述,军队经商改变了军队的行为逻辑;造成了军内关系不和谐、军民关系不和谐、军政关系不和谐;打断了军队职业化的进程,破坏了军队应有的专业性、责任性和统一性,埋下了军队干政的祸根。试图用允许军队经商的方式解决军费不足问题无异于饮鸩止渴,虽能解燃眉之急,但腐蚀了国家柱石。这种局面必须尽早改变。

六、出路——正税养军

军队经商不是解决军费不足问题的正常途径,正税养军才是。但是为了筹得足以养军的税款,中国的“两个比重”(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必须有所提高。我们在另一项研究中曾建议,前一个比重应逐步提高到20%—25%,后一个比重应提高到2/3左右。即使提高以后,这两个比重与大多数国家相比仍是比较低的。但当中央财政收入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15%左右时,中央政府应能有较为充裕的财力来负担国防开支和履行其他必须由它履行的职能。在逐步提高国防预算开支的同时,中国应做两件事,一是使军费透明化,以避免外国不实的估算和不必要的疑虑;一是禁止军队经商,使预算成为军费的惟一来源。

当然,禁止军队经商也不能一蹴而就,要分阶段稳妥地进行。目前,中国在这方面已作了一些努力。如果中国领导人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全面禁止军队经商,一定会赢得海内外更多人的喝彩。(王绍光)

C.西蒙·范(C.Simon Fan),岭南学院(香港);赫斯切尔I.格罗斯曼(HerschelI.Grossman),布朗大学。本文仅供读者参考,不代表编者观点。

★ 允许军队经商容易导致腐败 ★

问:后邓小平时期中国大陆会遇到哪些问题与挑战?

答:主要是四大挑战。分别是:

1.地方和中央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强地方与弱中央的关系。

2.党、政府和人民、社会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党和政府机构自身腐败的挑战。

3.国家和军队的关系。主要是来自军队经商与自身的腐败的挑战。

4.来自发达与欠发达地区差距日益扩大的问题。

这四大挑战都是相当严峻且相互联系的。如因为国家能力的下降,导致出现强地方和弱中央的关系,又由于中央财政不足,导致军队不得不经商,军队经商的过程就导致军队的地方化和商业化,军队的腐败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些都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问:请先就您所研究的第三个挑战,也就是军队和国家的关系表示看法。

答:国际经验表明,无论是正面或负面的,无论是美国、英国、巴西、印尼或泰国的例子都说明,允许军队经商,就等于为军队的腐败大开绿灯,为社会动乱埋下隐患。因此,一个国家,特别是现代化的国家,保持长远稳定与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确保军队的非商业化与非地方化。

解放军在传统上具有“生产队”自给自足的特色,但只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而已,和军队外部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之所以有自给性生产的特色,是迫于形势条件下不得已的情况,1949年以后虽保留了这个特色,但还是严格限制在某些方面,绝不允许军队和外界发生商业关系。到了80年代以后,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军队深深地且大规模地卷入商品经济活动,这就不只是一个战斗队了,发展到目前,陆海空三军与三大总部都全面卷入经济活动。在全国都可以看到军方所经营的商业活动,不仅如此,野战军、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等无一不在经商。目的是补充军费的严重不足,在这一个过程中,军队不仅参与正常的商业活动,关键是还参与一些营利性的非法牟利活动,如走私汽车、香烟,倒卖军火,经营豪华饭店,炒房地产等。

军队经商的后果是什么?就是军队的商业化、军队的地方化和军队的腐化,从而影响人民军队在全社会和国际上的形象。

事实上,军队这种发展已引起许多军人的反对,军队成为以经营商业为主的体系,到处经商赚钱,甚至为争夺资源和地方发生冲突。对此,我个人尖锐地指出,允许军队经商是中央政府严重失职的表现。

问:在解放军经过长期的经商活动后,是否可能扭转这个局面?再就您的主题所说,今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应该导向什么样的制度关系?

答:现在有一个争论,就是在全面经济改革过程中,军队的职能应该是什么。我的答案是,军队的职能就是保国卫民,是维持一个战斗队的特色,而绝对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军队没有必要,也不应当参与经济活动。
第二个问题是,军队要不要吃皇粮。我的答案是,军队不但要吃皇粮,而且要吃中央政府提供的皇粮,不可以吃地方的皇粮。

目前一个很关键且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军队未来作用的走向。不在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而只是调动几个军区司令员,这是没有什么作用的。这个含义在于,军队既然是吃国家的皇粮,即使中央政府领导人没有打过仗,军队也要听中央政府的,但如果吃的是地方的皇粮,这就不一定听命于中央的了。

因此,我们的建议就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为了实现这个政策,显然就需要大幅度提高军队经费,提高到什么程度呢?现在军费只占GDP的1%,要提高到1.5%至2%,中期看,要提高到2.5%,远期则根据情势再做调整。我国的军费提高程度既然远远不及外国,当然有充分理由提高军费。军费提高后中央就有理由严格禁止军队再涉足商业。

问:目前世界各国都已诊断中共军事实力在迅速提高中,中共如果如您所说大幅度提高军费,所谓的“中国威胁论”可能又要充斥了。

答:我的看法是,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也就是说,即使别的国家反对,中国军事强大也是无法避免的。现在军费严重不足,军队实力在下降中,已有国家别有用心地提出中国威胁论,日后如果真要依照军队需要较大幅度提高军费,这种说法又怎么可能避免呢?中国不能因为担心外国的反对而不解决军队与国家关系制度化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强大,故才提出所谓中国威胁论的说法。我在有关这方面的报告中强调,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也是不需要理会的问题,历史将会证明,中国威胁了哪一个国家,或是中国侵略了哪一个国家?

问:照您所建议,在短期内应将军费提高到占GDP的2%,比现在增加0.47%,但军队目前经商的利润可能远远超过这个绝对值,那么,军队会服从政府要求不得经商的命令吗?

答:提高军费占GDP比例是一个逐步实施的过程。在逐步实施过程中,军队应当会逐渐了解,不让军队经商,在短期内也许会使军队的利益受到影响,因其商业利益被拿走了,但长期看则是保证了军队的利益。我提出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一些军人支持的。

当然,我还要强调,我所提出的问题都不是独立性的,而是彼此联系的,只有解决了我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亦即加强国家能力,增加中央税收,才有可能解决军队和国家关系制度化的问题。

问:目前中共党、政府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日渐疏远,相当关键的问题是党和政府官僚体系腐败的问题。请问,大陆机关腐败的核心问题在哪里?是否是由于经济体制的转型所导致?

答:党和政府机关腐败的核心问题是制度性缺陷所造成的,也就是大陆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因制度性问题而导致的腐败。目前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双轨并行是必经的过程,但双轨制容易导致权力与金钱挂钩。这在经济学上叫做“寻租理论”。所谓寻租就是“用较低的贿赂成本获取较高的收益或者超额利润”。因此,腐败的经济根源是社会漏洞所出现的“经济租金”。这个理论是从制度上看腐败问题,提出这个理论在大陆社会中是极富新意的,更有助于以制度消除经济租金的来源,减少或消除腐败现象。

我们设定一个更符合实际情况的假设:“在现实生活中,共产党人或官员也是一个经济人,具有自利性动机,在某种约束的条件下寻求自己最大的利益;这里所说的约束就是道德与制度的约束。所以在制度设计上是将共产党员也视为一个具有自利动机的经济人。”就这一点而言,是在传统观念上的一大突破。

在上述的基础上,我们又提出了中国改革以来所形成的各种特殊的独立的经济利益集团和政治利益集团。改革以来,形成了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由统一性向分散性发展的趋势,党的作用在削弱,经济利益集团作用在加强,国家权威在流失,集团权威在扩大。什么是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特色:一是具有自利性动机,以寻求本身集团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属于分利性集团的性质,参与分离社会资源和利润;三是具有排他性与垄断性;四是具有强大影响力,导致“政府失效”;五是属于刚性的既得利益,其利益只能上升,不能下降。

中国反腐败就是要根除特殊利益集团。近年来,国家的力量在减弱,但特殊利益集团却因利益的增加而在加强,任何一项制度创新的举措,无疑都会遇到这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改革会触及它们的既得利益。
问:您提出以制度根治腐败,请解释其含义与具体政策。

答:制度创新就是建立现代化市场经济制度,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环境。这包括取消价格双轨制,取消经济特权,取消经济垄断,促进要素自由流动和贸易自由,限制特殊利益集团,纠正政府过度干预,减少政府失效程度。

我们所提出的具体政策建议包括:一是开放利率,向市场利率并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率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各类经济活动主体享受公平竞争、竞争自由的基本条件之一。二是降低关税税率,取消非关税贸易壁垒和外贸专营。三是严格限制垄断,保证各类企业和各地方自由竞争、公平竞争。四是严禁党政机关经商,以“正税养政”,实行官僚高薪制。五是严禁军队经商,以“正税养军”。

总之,我们提出以制度创新根治腐败的建议,目的是以反腐败保证改革开放与发展。不发展中国没有出路,但是发展不能以腐败为代价,以腐败为润滑剂。我们认为发展固然是硬道理,但反腐败也同样是硬道理。(胡鞍钢)


author:刘林枫搜集整理    source:正义党资料   last updated:07/19/04    visited:206
printed from: CDJP Overseas Headquarters Website
website address: http://66.49.218.225/gb/article.php/15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