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山口的财产权入宪
07/13/04    陈永苗    世纪中国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39
  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似乎认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发展,最终导致均衡和平等,经济增长让民众保持富裕和平等的希望。我且暂时认可这种想法。在这种前提下,为了发展国家经济,适当的不公平是可以容忍的。只有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剥削和不公平才是被同意的。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仅是手段,其目标是全民共同富裕起来。

  今天共同富裕的梦想不再高悬于心,而是已经粉碎。只是致力于发展国家经济,而对如何让国家经济的发展成果最终落实于每一个个人缺乏可靠的,明确的方案,这足以使梦想破灭。模糊的想法无助于避免只受益于特权阶层的情形。梦想幻灭的人们可以认为,从内部产生的蛀虫已经侵食了绝大部分奋斗的成果。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是不可容忍的,是罪恶的。如果社会存在大规模超出道德底线的不公平现象,可以说,整个民族几十年来的共同发展的梦想和为此付出的奋斗,不过是黄梁一梦,转头已空。雅典娜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刻才能起飞。可能只有社会危机已经让统治阶层不安,他们才会做出让步,财产权的保护就是如此。

  当大伙对财产权入宪欢呼时,我确是心中惴惴不安。古今的历史一次次证实,贫富严重分化造成平民和寡头之间的矛盾,是内乱的根源。所以这次财产权的确立具有先天不足的虚弱,而且极有可能象清末确立的财产权在1927年夭折一样。

  而且必须看到,这次恐怕还是没有清末那次长寿。清末确立的财产权,直到国民党确立开始一党专制时,才让政府这个有形之手慢慢入侵,而缓慢死亡的。

  任何存在严重财富不平的社会结构都会存在威胁。我不无悲哀的观察到,其实人类文明社会的根基在极端时刻,例如战争、大规模灾荒,会一文不值的。财产权也有其死角。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保存了18世纪时欧洲对传统教义的最清晰的表述:在极度贫穷时所有财产权失去效力。

  用民法的术语表示之,就是生存权是高于财产权,生存权是对用于维持肉体存在的生存资料的需求的自然权利。这个权利肯定是个人对其所在社会提出的最低要求。美国哲学家兰德认为基于生命原则,有必要逾越某些权利。门格尔在《对于全部劳动产品的权利》中说,生活必需品是生存权的基础,其特性就是每个社会成员对于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物品和服务的要求优先于满足他人不太迫切的需要。

  伯纳尔在《1907年以前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一书,提起到在清末那场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首的改良派之间的争论。革命派已经尖刻的指出,自由主义就有了其"短处",一是其形式理性和自由放任的特点,并不能解决社会不平等、贫富分化等问题;形式理性要牺牲一定的实质正义,例如保护私有财产,对于已经贫富分化已经相当严重的社会来说,在他们眼中,无异于火上浇油,要抹杀人人平等的道德要求,自由放任要求公共力量不得以强制性力量来矫正贫富分化,在他们眼中,无异于助纣为虐。虽然左派就像清末的那场争论中革命派都是站着到的制高点下论断,没有清晰地说理,但是在我看来,现在自由主义与过去一样,也是要遭遇新左派的封喉一箭。格里德在《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对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进行总结,他说简言之,自由主义之所以在中国失败,乃因为中国人的生活是淹没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义不能为暴力与革命的重大问题提供什么答案。这一次自由主义能不能有自己的贡献?

  我认为自由主义者也不能认为民众一定会跟随在改良旗号下。金雁在《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描述了俄罗斯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的错位,当19世纪世纪70-80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时,社会却十分"保守",尤其是农民,那时还指望沙皇"抑强扶弱"。而当1913年前后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区域保守化的时候,社会却积累越来越强烈的激进情绪。

  目前中国的情形大致相仿,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中激进情绪高涨,而社会底层农民和工人纹丝不动,甚至时至今日,还在与最高当局的结盟之中,希望最高当局打击政府官员和商人形成的既得利益者。而在目前,知识分子作为整体而言趋于保守化,但社会矛盾越来越激烈。

  民众的追求与自由主义者的理想相反。在面包和自由之间,宗教大法官说,要给民众面包。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只有进行土地改革以后,才有几百万农民用小推车将中国共产党推到庙堂之高。那么自由主义者能够给民众面包吗?

  在汉娜.阿伦特看来,对于重视公共幸福和政治自由的美国革命来说,不存在贫困阻碍革命成功的问题。然而法国大革命则由于社会问题和贫困的重负而最终遭到破产。当大众还挣扎在贫困之中的时候,革命要创制新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的。

  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先天疾病,显然美国没有。汉娜.阿伦特说的,窥视美国革命可以看出,对于一切革命来说的,最为紧迫且在政治上难以解决的问题,即以一切大众的贫困这种可怕形式表现出来的社会问题,在美国革命过程之中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如果还比较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成果,更是知道民生问题对革命的致命影响。其实孙中山已经知道了这个问题,所以提出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一起,但是最终也没有解决民生问题。所以没有理由对将来可能的暴力革命乐观。

  按照黄仁宇的说法,国民党是完成社会上层的改造,而共产党是完成社会底层的改造。虽然孙中山等人嚷嚷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一起完成,把民生也纳入革命的范围,要毕其功于一役,但是辛亥革命毕竟没有承担用暴力革命重新分配财产的重负。而这次社会危机则不同,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渴求和对财产重新分配的熊熊欲火交织在一起,甚至水乳交融(这与公有制有关)。如果说孙中山是自大,而我们的将来发生暴力革命,则是不得不将民生问题也一体纳入。

  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灾难性的。政治革命将变形,而财产权也将烟消雾散。汉娜.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说,法国大革命创造自由行动的持久条件这个政治问题被大众贫困这个问题排挤掉了,革命堕落为野蛮和暴政。即使发生暴力革命,也是不能通过政治革命来解决民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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