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国安密件外泄事件罗生门
06/27/04    曾慧燕    《世界周刊》2004.6.27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97
海外民运谍报风波台湾国安密件外泄事件罗生门

海外中国大陆民运圈长期以来谍影幢幢,抓“中共特务”之声不绝于耳,近日却传出多名知名民运人士接受台湾军情局资助充当“台湾间谍”,在海外民运圈和侨界掀起风波。台湾《中国时报》5月27日披露北京当局释出的台湾国安局和军情局3份机密文件,指台湾长期资助大陆民运,并利用一些民运分子搜集情报。“密件”曝光后,台湾情治单位和被点名的民运人士,两造均出面否认,事件颇有“罗生门”的意味。

5月28日出版的北京《环球时报》,刊登题为《台湾当局资助王丹王军涛等海外“民运”分子》的文章,以引用《中国时报》报导的方式,但值得注意的是,该报许多内容并未在时报刊出,而时报获得的密件,是由大陆国家安全部提供。

台湾情治机构资助海外民运的传闻,过去一度甚嚣尘上,并大量充斥各网站和论坛,但由于这类文章多采用谩骂攻击式语言,并采用“文革手法”无限上纲上线,许多人认为这是“网络共特”造谣,“可信性极低”。

1985年中共《人民日报》报导《中国之春》接受台湾情治机构资助,曾被中春创办人王炳章告入美国法院指该报“诬蔑诽谤”,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现在北京当局主动释出“截获”的台湾军情局密件,从公布的文件,涉及的人物、地点、时间和内容细节等,很容易令局外人信以为真。虽然台湾情治单位相关人士相继否认,并指出文件的许多破绽,可信度有多高,见仁见智。对一些满腔热血投身民运事业及热心支持大陆民主运动的人士来说,民运一旦成为“谍运”,是否预示着海外民运走向了穷途末路?这是他们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台湾政府扶持民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国民党政府时代对王炳章的无条件支持。这次《中国时报》获得的密件显示,早在1982年,海外民运就和台湾情治部门扯上了关系。当时王炳章获北京医学院公派到加拿大留学后,不久即在美国纽约宣布“弃医从运”创办《中国之春》杂志,推动“中国之春”民主运动,引起了台湾情报局(后改编为军情局)的注意,立即派人与王炳章取得直接联系。

密件显示,台情报局在上报国安局核准后,决定与中春秘密合作,进行反共活动。为此,台湾特别成立了“移山项目”,每月资助中春3万美元。1985年年底,王炳章连任“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中国民联”)主席。台湾情报局每年向该组织提供60万美元的活动经费,此外每月还发给王炳章1,000美元的工资。

1989年“6.4”事件后,台湾政府透过“三民主义大同盟”安顿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出钱出力,冀望大陆的民主幼苗在海外生根,却闹出不少风波。“支持民运”的结果,除了少数几个“民运领袖”获得金钱资助外,换来的是海外民运的整体声誉受损及以内部分裂为惨痛代价。台湾的“慷慨解囊”,不但未见海外民运队伍发展壮大,反使华人同胞离民运越来越远。

台湾传媒较具体报导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机构“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始于2002年9月23日,台湾《自由时报》大爆军情局近20年来出资2亿多新台币资助海外民运刊物《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报导引述热心支持大陆民运的台湾前立法委员钱达介绍,自1982年起,台湾国民党就透过情治单位提供经费给《中国之春》,民进党执政后,为使海外民运的活动更符合新政府的意图,决定将以前的“定额补助”改为“逐案审查”。陆委会副主委陈明通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钱要花在刀口上”。

§§民运受军情局控制?

据披露,1994年6月,胡家麒接任台湾军情局长后,“干脆把民运组织变成了搜集大陆情报的工具。”当时受军情局控制的民运组织达17个,遍布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和香港地区。

王炳章2003年2月被北京当局以台湾间谍罪及恐怖组织罪判处无期徒刑。被诱捕前,王炳章写下《重建中华民国》一文,对台湾与民运的关系有详细叙述。

他披露民进党执政前,从李登辉时代开始,就走“情报路线”,意欲用有限的金钱将大陆民运变成“情报收集队”和“情报汇集站”,收买大陆民运人士成为“情报分析员”。

1982年11月17日,王炳章在纽约曼哈坦希尔顿酒店举行记者会,宣布创办《中国之春》,发动大陆民运。廿年来,历经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3个时代。

他回忆,1983年初,时任中华民国总统的蒋经国先生派代表来纽约秘密见他,表示愿意与大陆民运诚心合作,推翻中共专制,民主统一中国。“记得蒋经国总统的代表说,合作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保密。那时,连国府行政院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国府与大陆民运间的合作关系。”王炳章说,蒋经国总统直接领导一个工作组,与中春配合运作。宋楚瑜曾经担任过这个工作组的组长,直接向蒋经国总统负责。鉴于当时的特殊政治环境,他对蒋总统和国府代表提出了合作的“四项原则”:

(一)独立的原则。中春、大陆民运在政治上完全独立。

(二)平等的原则。大陆民运与国民党和国府之间,在互相尊重、平等的原则下合作。

(三)保密的原则。

(四)批评的原则。即对国民党该批评的地方,照批不误。

这些原则,蒋经国都答应了。特别是批评国民党一项,蒋经国回话说:“国民党是有很多毛病嘛,应当批评。”

王炳章指出,在他主持中春和中国民联期间,大陆民运与中华民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可用“一家人”来形容。彼此合作无间,包括“战略与策略的制定”、“信息的交流”和“财力支持”等。他举例,当时台湾从大陆内部获得资料,有一名中共国安部的人员渗透到了中春编辑部,台方立即将此消息通知王炳章。“中春编辑部核实后,便策略地采取了相应措施。”再如,倘若大陆民运某一个项目需要财力支持,只要打个招呼,没几天,指定帐号上就会收到“华侨人士”从欧洲、东南亚或南美洲汇来的资金。

§§两岸不讨好的悲剧人物

王炳章强调,当年国民党、中华民国与大陆民运如此密切合作,大陆民运并没有失去它的独立性。但李登辉接掌国民党和中华民国之后,台湾当局对大陆民运的政策逐步转向,完全违背了蒋经国制订的路线,走的是“情报路线”,为王炳章拒绝,所以双方不再合作。王炳章在1996年和1998年两次访问台湾,向台湾当局力陈支持大陆内部民主派的重要性,希望恢复与大陆民运的合作。

“我对他们说:台湾安全的最大保障,不是花大钱买飞机、军舰,不是花大钱做金钱外交,而是争取大陆老百姓的民心,是与大陆民运结合,尽快结束中共专制统治。我建议台湾当局,根据目前大陆局势发展,应建立与大陆内部民主力量的真诚合作,目标应非常明确──推翻中共的专政。为此,国府有必要资助一大批大陆内部的职业革命家。台湾朝野的反应,则是用各种借口否决我的建议。”

王炳章在访问台湾时,与台湾就支持大陆民运的经费问题有过一次谈话。“那是台湾情治机构派来的。那位官员指出:现在,台湾与蒋经国时代不一样了。希望大陆民运能够正视这个现实。台湾国府现在给大陆民运的经费,只能以搞情报的理由来支出,作为一种情报交换。他说:‘听说您王博士在大陆有不少关系,您可以动员他们搞中共文件嘛。绝密的价最高,机密的其次,秘密的最低。中央一级的价钱较高,省市地方的较低。什么文件什么价,我们台湾只能以此来‘帮助’你们大陆民运人士。”

王炳章说:“听此一言,我气得发抖。我不客气地说:‘我们有骨气、有理想的大陆民运和大陆知识分子,是不可能充当特务的。对不起,这种交易,我不能做。我们大陆民运也有专门的人员收集有关信息,用于制定战略和策略的参考。如果你们有必要,我们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进行信息交流,如此而已。’”他说:“在台湾当局‘情报路线’的金钱利诱下,我不止一次地对台湾有关人员表示:‘我们宁可餐风宿露,也不会出卖灵魂。’”

一位过去与王炳章过从甚密的民运人士说,王炳章这番说话掷地有声,谁知后来大陆反以台谍罪重判他,真是命运弄人,由此可见他是个“两岸不讨好的悲剧人物”。而台湾当年对王予求予取,金钱使人腐败,王炳章的功过是非,民运圈自有定论。

§§民运沦陷区不乏五种人

一位过去长期支持王炳章的热心民运人士表示,民运队伍缺乏有道德感召力和民主素养的领袖人物,一些人为了争夺资源,将海外民运折腾得山头林立,每逢选举就分裂,每次的“大团结,大联合”,都以内斗分裂告终,使民运圈成为“沦陷区”。

他指出,有人戏称民运队伍不乏“五种人”,即有仇的(被中共政治迫害苦大仇深)、有瘾的(热衷民运欲罢不能)、有病的(一种近乎病态的妄想迫害症)、有任务的(中共特务)、有目的的(为了申请政治庇护),使民运形象大受损害。当然,还有一种是真正怀有理想和信念的人,才使民运生生不息。

他本人原来一直抱着“伤心痛心不死心”的信念坚持从事民运,但近年他已淡出民运圈,他说“吃了别人的嘴软,拿了别人的手软”,个别民运人士接受台湾情治机构资助却不干实事,对那些长期在艰苦的环境下默默耕耘的民运人士并不公平。

现居旧金山湾区的老资格民运人士王希哲指出,他来美不久,在一次与王炳章的深谈中,谈到关于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部门关系的看法。王炳章提到,蒋经国时期,台湾国民党对海外民运的支持是大量而且不附加条件的。但自从李登辉上台后搞台独,民进党跟着就把对民运的政治支持逐步切断了,慢慢变成了情报利用,王炳章对王希哲骂道:“给几个小钱就要求把我们民运组织变成他们的情报分支机构了。我当然不干,他们就整我。”

当时王希哲赞成王炳章的原则立场。“但那时我对李登辉还不如炳章看的透,对李登辉还有幻想,考虑到他毕竟还是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栽培的接班人,在大陆(中共政权)和台湾(中华民国)的内战与统一的关系中,我们既然支持中华民国,当然也就应该支持中华民国的情治机关。”

王希哲说,陈水扁上台后,“我看清楚了李登辉的面目,看法就完全不同了”。他现在的看法是:一、海外民运应该如王炳章一样旗帜鲜明地坚持反对台独的立场;二、海外民运领导人和任何民运组织机构,不应再与台湾政府情治机关有任何牵扯,更不应接受它们附有任何情报收集条件的资助。

对于北京披露的有关王丹、王军涛的“国安密件”,王希哲的看法是:“当然是假的。但假中也许有真,真中不少是假。”

§§假作真时真亦假

《北京之春》是这次密件事件的“要角”之一。北春总经理薛伟自身的一段经历,正应了“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这句颇富哲理的话。

薛伟相信王丹等人对“二王项目”并不知情,当事人也都作了否认。他研判:“稍有常识的人都可判断,这应是中共勾结台湾安全部门的变节分子制造的产物。”

对于北京指王丹、胡平给民进党副秘书长李应元写信要求民进党每年提供10万8,000美元一事,薛伟证实北京用的是“移花接木”的手法。实际情况是,写信给李应元的是薛伟本人,而非王丹和胡平,写信日期也不是今年5月28日,而是两年多前。信是手书繁体,而非打字简体。当时北春财务空前危机,薛伟去台北另觅财源。

薛伟说,由于他的父母辈中不乏国民政府要员,他在台湾政坛上有广泛的人脉关系。“蒋纬国是我的干爹,郝柏村、连战是我尊敬的长辈。在民进党高层中,我也有不少新知旧雨,如林义雄、邱义仁、林浊水、张俊宏和杨黄美幸等人。”

薛伟那次为了“北春旗帜不倒”的台北之行,给上述这些民进党要员都写了求助信,也写了信给李远哲和柏杨。当时有人建议他再写一信给时任总统府副秘书长的李应元,对方并表示他们可代为转交,因为他们与李应元熟悉,并赞扬李应元有国际观,知识能力俱佳,且通情达理。

薛伟依言手写一信请“两位好朋友”代转,但信的下落后来他没有再过问。现在北京当局出示王丹和胡平写给李应元的信,薛伟怀疑可能与他两年多前写的信有一定关系。因信中有些内容似曾相识,但现在被有心人加以“改装变造”,由手写繁体变成打字简体,他的签名变成王丹、胡平的名字(打字),而且写信的日期也更改了。

他指出,本来是他写的亲笔信,现在却被北京当局硬栽到对此事并不知情的王丹、胡平头上,显示王丹等已被北京列为重点打击的对象。

他认为,海外民运虽然在组织上不成气候,但在舆论上却占尽先机。“因为它代表了大多数中国老百姓的愿望。而且这些年来,越来越多民运人士同情台湾,在民进党政府中,支持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声音也逐渐成为主流,中共为了打击大陆民主运动和分化与台湾的关系,用移花接木的手法抛出所谓密件。”

薛伟并证实台湾军事情报局前局长(现任国安局长)薛石民所说,台湾情治机构一度有意利用海外大陆民运人士及北春搜集北京当局的情报,但未达目的,这正是台方停止资助北春的直接原因。

薛石民日前表示,外传被北京安全部门截获的台湾国安和军情系统资助大陆民运人士的机密文件,“是某些被中止支持的民运人士挟怨报复所致。”薛伟认为,这种指责并不公平。他说,基于对台湾过去帮助过大陆民运的朋友的尊重和友谊,本来个人毁誉得失可以不计较,但由于此事在客观效果上,对海外民运的大局和北春的形像造成“雪上加霜的打击”。所以不得不澄清某些事实。

§§傻瓜才会损人不利己

他说,如果薛石民说的是事实,通常“挟怨报复”的一方,做的事情对自己有利才会去做,若损人不利己,除非是傻瓜才会去做。北春对过去从台湾方面无条件获得的资助,只会心存感激,绝不会“挟怨报复”,更不会愚蠢到与中共配合及自毁形像。

作为经历了从“中国之春”到“北京之春”时代的“两朝民运元老”,薛伟说,早在中春创始人王炳章时代,台湾就意欲利用海外民运反共,并利用各种名义暗中资助中春和北春,在2001年前,他们一直不知情。因台湾方面是利用“中华自由民主基金会”的名义给他们捐款,没有附加任何条件。对民运人士来说,只要是对促进推动中国大陆民主化有利的事情,他们欢迎各方捐款。

薛伟坦承:“作为中国之春和北京之春的总经理,我是与过去台湾捐款人联系最多的。早在80年代,我就在纽约认识后来升任台湾军情局副局长的翁衍庆中将,而且还是一起逛路边摊、打口水战的好朋友,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最初我一直以为他是一位关心中国命运的台商。直到他离开美国,我再度见到他已是数年之后,他与他的同事对海外民运大力推崇,后来我才了解在不知不觉中,结交了一位国府情治部门的要员。”

薛伟说,在翁衍庆出任副局长期间,双方以诚相待,对海外民运和北春从没有提出任何过分要求。但在军情局易人后,2001年,对方曾派代表与北春负责人商谈协助台方从事情报搜集。薛伟等人表示,他们的专业是办杂志,情治工作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人员担任,北春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力所不能及。1年后对方以北春在“搜集大陆方面的情报没有成果”为由停止资助。

他认为,军情局停止资助海外民运和北春,“这是人事更迭和专业对口的因素造成。他们有他们的苦衷,硬要一个情治单位捐钱给无助自己业绩的刊物,并不是很合理的事情。我对此不但能够理解,而且充满感激之情。朋友分手,好聚好散,不出恶言,这是起码的道义。”

薛伟澄清,当时台方每年资助北春30万元,这早已是“公开的秘密”,有案可查,但薛石民不知从何得出“军情局当时一年拨给百余万美元的经费,相当可观”的数字,比实际资助“夸大了好几倍”。

台湾《联合报》报导,薛石民当日决定中止资助北春时,曾质疑在北春3年刊物中,找不到“中华民国”和“台湾”的字眼,也没提到台湾的民主成就。薛伟展示厚厚200多页从2000年12期中选出的《北春》复印件,说明仅是那一年,《北春》报导台湾民主成就的文章,就不下数十篇,达廿多万字。

他强调,北春追求民主自由的宗旨不会因任何情况而改变,包括他在内的民运人士,都不愿卷入台湾情治单位内部矛盾和斗争漩涡中,更不愿成为台方内斗的筹码。作为北春的“管家”,他呼吁一切有识之士继续支持大陆民主运动。“不要告诉我们,你属于哪个党派和团体,只要对我们说,你同情那些中国大陆的苦难同胞和为民主而不懈奋斗的自由灵魂。”

§§“二王”成重点拉拢对象?

在密件事件中“榜上有名”的《北京之春》主笔胡平,被指在1987年出任北美中国留学生政治学会会长时,“以他为首的一批人被列入台方‘文正项目’,经费由项目补助。”现在哥伦比亚大学攻博士学位的王军涛,则参加了“中国战略研究所”,被台湾方面列入“致广项目”。

王军涛与现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的王丹都是台湾情治部门重点拉拢的对象。据指出,台湾国安局相当重视拉拢王丹、王军涛的工作,为此专门设立了“二王项目”,由台湾海基会副秘书长颜万进和国安会咨询委员林佳龙负责相关工作。

密件提及,台湾当局把“收买的民运分子”作为情报员,并将他们分成不同的类型,其中“聘干”是正式聘任的特工,负责进行全方位的情报搜集和民运推动工作;“联干”是专门负责交通联络的特工;“民干””是专门从事民运活动的人员;工作对象则是准备发展吸收的人员。例如,在台湾军情局的档案中,胡平也是“民干”,化名“古月”,月薪1,000美元。

密件显示,台湾军情局光是资助民运分子筹办基金会、研究中心和研讨会等,就花掉了3、40万美元;据估计,10多年的花费至少有500万美元。

台湾国安高层对外传资助大陆民运的机密文件被北京截获,说这些文件不是真的,而是大陆方面“一些小角色乱搞的花样”。不过,密件提及台湾与民运人士的互动关系,国安高层不得不承认,其中“一小部分是真的”。

王丹、王军涛就密件指称“二王”“执行台湾国安局的工作计划”一事,发表《关于政治陷害案的十点声明》,除了否认相关指控、表示“深感震惊、不解和愤怒”外,还提出“愿意按照国家司法调查程序接受司法讯问”,要求大陆有关司法机关立即立案调查,公开对质,时间地点方式由大陆方面决定。

“二王”在《十点声明》中表示,他们将经由“中国司法观察”向中国大陆有关机构提出控告。届时将要求台湾有关媒体提供大陆情治机构如何介绍他们执行台湾国安局计划的材料的证言。声明宣称,他们“从不与情治任何机构交往,更不会接受任何来自情治系统的支持或与其合作进行任何针对大陆的职业活动”。

“二王”指出,他们应邀在台湾的活动,主要是考察台湾民主化经验,而且主要与台湾民间团体和有影响的个人来往。在与政府和政治组织的交往中,他们坚持“不介入针对大陆或恶化两岸关系的敌对活动;在所有民间的和政府的交往中,坚持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尤其不附加关于统独问题表态的政治条件”。

声明指出,大陆情治机构此举是故意炮制谣言陷害两人,以达到政治目的,“这是一起政治陷害案件”。此间舆论一般认为,北京当局主动放消息给台湾媒体,目的是:一、藉此打击海外民运和抹黑异议人士,指他们与台独挂钩,必将引起大陆民众反感。王丹、王军涛和美国近期关注最力的被北京当局以台谍罪判刑的美国21世纪中国基金会主席杨建利等人,都是在海外形像较佳的异议人士,现在均被点名接受台湾情治机构资助,将会形像受损。二、利用台湾支持海外民运的文件,证明台湾插手干涉大陆事务,未来万一两岸发生战争,中共可以此为理由之一兴师问罪,坐实台湾刻意与大陆为敌的罪名,强化民众对台敌意,可谓一石二鸟。

§§事态向两岸四地演变

密件事件曝光后,事态发展在两岸四地向不同方向演变:

在台湾,这条消息成为热门新闻,情治部门被迫跟传媒澄清。民众关注焦点则是如果这些文件是真的,那就代表国安局内部有严重泄密的漏洞,机密文件居然被北京截获,并质疑民进党在野时,曾杯葛当时的国民党支持大陆民运,为何现在也转而支持民运人士进行情报工作。

香港媒体关注重心是在“6.4”15周年前夕,北京抛出密件,发动对海外民运的攻势,是否试图干扰纪念“6.4”活动以抹黑港人民主偶像王丹等人。

北美侨界关注消息是否属实?民运是否演变成为“谍运”?以及新闻炒作背后的内幕是什么?

海内外民运圈则激烈争论“二王”和北春等是否有必要接受台湾情治机构资助的道义合法性。

“二王”之一的王丹表示,他自去年接任《北京之春》杂志社社长时就宣布,今后不应再接受来自台湾与美国军情机构的任何资助,也不接受秘密捐款,只接受公开捐款。目前北春接受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台湾民主基金会等捐款。

对于北京释出“密件”,列举北春向民进党要求补助的印刷费、邮寄费等四项经费。王丹表示,这与北春向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的项目雷同,“很可能是中共有关部门移花接木,希望造成民运和民进党挂钩的印象。”他说北春向“台湾民主基金会”申请补助的帐目是公开的,可以随时接受公众查核。因此,如果有人要指控民运组织接受台湾国安军情部门的资助,就应负责任地公布有关汇款、受款、帐号等具体证据。

王丹研判大陆国安部披露相关文件的动机,可能是因在“6.4”事件15周年前夕,他与王军涛等人最近发起“回国权利运动”,并要求平反“6.4”事件,而两岸关系近来也转趋复杂,北京当局有意运用一些经过变造的文件,指控他与民运组织拿台湾情治机构的钱,将他们打成“台湾间谍”。

§§自由知识分子变绿?

密件事件在海外民运圈和侨界掀起轩然大波。王希哲认为关键不在“密件”本身的真假,或是谁造的假,关键在民运组织、民运人物、“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台湾各派力量的关系究竟是什么?

王希哲指出,王炳章承认在蒋经国执政时期,民运拿中华民国政府的钱。“因为互相认同。民运认同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认同民运。拿的理直气壮,光明正大,不必躲躲闪闪不承认。”

对于海外民运接受台湾情治机构金援一事,王希哲的看法是,《中国之春》前董事长徐邦泰曾公开声称中春没拿过台湾一分钱,“事实证明是假话。”相较而言,王炳章不遮掩民运拿中华民国的钱,“该拿,不拿还不行。当年中共拿的是苏俄外国人的钱,我们拿的是中国人自己的钱。”

王希哲说,有人认为中共炮制的“二王密件”与打击“6.4”纪念活动有关,他也认为有关,“但重要的是北京为对台备战作统一舆论集聚人心的准备,必须打击对国内外人心较易产生影响和混乱的王丹、王军涛这类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亲绿言论。”

他自言一直“旗帜鲜明的反对台独”。“中国民运必须是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的结合,不可偏废。”他完全信任王丹、王军涛的人格,也相信他们是出于自由的理念,“决不是中共密件所能诬陷的。”不过,他对他们的“亲绿言论”不以为然。他忠告说:“中国有个‘瓜田李下’的成语,说的是要避嫌。既然你唱绿歌真是出于你‘自由知识份子’独立的见解,那就最好尽量少与台独人物,台独组织来往,不然人家一造个谣,你就百口莫辩!”

王希哲表示支持王丹的回国运动,“中共没有理由不许任何中国公民回国。但我们能够唱着绿歌回国吗?”如此将会失去大陆民心,民运不能脱离群众。

北京当局指王丹等人支持台独。王丹说,对于台湾统独的立场,他一贯的原则没有改变,他期待两岸的统一和中国的强大,他反对用武力的方式解决统一问题。他相信大陆民主化后,统一更有希望。他不可能支持台独,他只是理性地对待两岸关系,但不等于与支持台独挂钩。

他强调,“我在台湾的言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的立场,不存在支持那个台湾特定党派的关系。我有兴趣的是台湾的民主转型及其大选的借鉴意义。”

王丹说,他的博士论文是以《台湾五○年代的白色恐怖》为题目,博士论文需要作大量的研究调查,所以他才经常去台湾,“希望外界不要把我的研究计画与政治立场混为一谈。”

王丹说,自从他15年前参加89民运开始,北京当局与一些人对他的抹黑就从未停止。1998年来美后,互联网上对他的攻击更是无日无之,甚至刻意对他的私生活说三道四。“现在居然又开始指我为台谍。我深深知道,既上走上追求民主这条艰难的不归路,就要面对当局的不实造谣抹黑。所谓‘二王项目’,不过是当局一贯手法的一种翻新而已。当局可以一时欺骗所有人,也可以永远欺骗少数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所有人。只要我秉持‘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历史,对得起人民’的原则。我是无所畏惧的。”

王军涛表示,自从他入读哥大后,由于对他的导师承诺在完成学业前不介入其它活动,因此引起许多民运人士误解,“说我与中共做交易有之,说我淡出民运有之,就是没有人想到我会执行什么台湾情治部门的职业计划。”所以他对大陆国安部的指控感到“不可思议”。为了求得清白,他愿意冒风险在必要时回大陆接受司法调查,以“戳穿政治陷害案的荒唐本质”。被问及对大陆民运接受台湾资助的看法时,王军涛说,就原则而言,他认为接受台湾资助和支持不是问题,关键是不接受附加政治条件的支持。“只要促进大陆自由民主和全面发展,我们都应欢迎。台湾是骨肉同胞,为什么要拒绝同胞对大陆进步的关心和支持?”

§§胡平指密件破绽百出

在密件事件中被指为“民干”、“化名古月”的胡平说,几份所谓台湾国安局密件,破绽百出。“我5月10日至27日都在欧洲,怎么可能会和王丹在5月23日写信给民进党李应元?而且台湾早就实现民主,把人权与民主当作根本价值,台湾国安局怎么会用‘招牌’这种词,密件中怎么会写‘运用民主与人权之招牌’这种话?”

至于北京当局指胡平涉及情报工作,他说:“象我这样的人,从国内到海外一直公开呼吁自由民主批判一党专制,长期受到中共的监控,和国内任何人的交往都受到监视,连母亲去世都不准回去探望,怎么能利用大陆亲友关系来进行情报搜集工作?”

胡平指出,“从事海外民运,当然要和国内保持密切联系,《北京之春》杂志要送进国内,要发表国内作者文章,正因为我必须要和国内保持联系,我们又都知道我们的联系很有可能被中共监视,所以我们对于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很清楚的。”

他指出,这些年来,海外披露了很多中共绝密文件,例如“6.4”真相,第三代、第四代交接班内幕等等,都不是出自《北京之春》。“打破中共资讯封锁,让人民有知情权,这是完全正义的,只是我们无法做这些事。”他澄清,“我除了在我们杂志发表小文章用过笔名外,从未用过什么化名。”

有关海外民运与台湾情治机构的关系,他说早在80年代,海外民运就得到过台湾的支持。当时大概是考虑到许多大陆留学生对中华民国和国民党还有偏见,所以那时的支持是不公开的。“我本来也不知情,1988年我当选中国民联主席,在第一次开会募款就提出,不管国民党共产党,谁支持我们都欢迎。我们把银行帐号公开,捐款人要是不肯透露身份,可以把钱直接寄到我们的帐号。这也保证了我们的财务开支接受监督。后来我才从侧面了解到台湾方面的资助是来自政府,这表明中华民国对大陆民主化的关心,是完全正确的。现在,台湾的立法院通过成立了民主基金会,类似美国的民主基金会,这就更明朗了。”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民进党美东党部顾问、纽约民主亚洲基金会会长洪哲胜,近年来一直热心参与海外大陆民运。他说虽然不能判断国安密件的真伪,但他个人认为,中华民国政府资助海外大陆民运,“是大好事情”,不过他反对“黑箱作业”’,更反对台湾情治单位把大陆民运人士当作“情报人员”〔如果真有此事的话──洪哲胜编按〕。他说现在民进党执政,成立了“台湾民主基金会”,宗旨是建构全球民主网络,凝集世界民主力量等,资助对象采用公开化、透明化的做法。

他以自身在海外从事台湾民主运动多年的经验,建议大陆民运人士应借鉴他们成功的经验,向热心支持民运的侨胞寻求捐款。例如8万吃了“人血馒头”的“6.4”绿卡大军,如果每人每年拿出10元捐助民运,那就是80万元,不知可以做多少事情了。他说当年台湾的党外运动,从没有向美国或日本政府伸过手,完全靠台湾乡亲捐款资助,但也成就了今天民进党执政的大业。

洪哲胜说,许多民运人士都跟“吃民运饭”划清界线,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民运要取得成功,必须要有“职业革命家”,才能跟强大的中共政权作斗争。至于职业民运人士的经费来源,应在侨界和民运人士中间筹措,就象当年洪哲胜等人的经费也是源于自己人一样。

他强调,海外民运要寻找适合自己生长扎根的土壤,不能脱离群众,失去舞台和观众,就象“长不大的孩子”,凡事受制于人。必须牢记,“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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