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民主主义
一、民主政治的历史
自古希腊雅典公民以抽签或公推方式产生政府官员以来，民主政治已有几千年历史。然而这种民主政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相差太远。即使是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改革运动，也剥夺了许多公民的选举权。直到1929年，经过公民的选举权才扩及所有成年男子和妇女。现代民主政治的代表美国也直到1920年才通过宪法第19修正案，确立妇女选举权。因而，西方历史虽有民主政治的尝试，但现代民主政治则是近百年形成的。
中国历史上并无民选官制的出现，但历代帝王极其注重民意，并有制度化的民意表达方式，《国语.恒公问篇》曰：“皇帝立明台之议者，上观于贤也；尧有衢室之问者，下听于人也；舜有告善之旌，而主不蔽也；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唉；汤有总街之庭，以观人诽也；武王有灵台之复，而贤者进也。”
以后历朝帝王均能在不同程度上保持民意畅达上听之制度。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无论多么贫穷低下的民众都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为官吏，参与国政。中国实施科举选才制时，欧洲尚处在中世纪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直到今天，科举考试制度仍然是世界各国公平选才的合理途径。至于“人皆可以为尧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民为贵”，“扰民之扰，乐民之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这类民本思想和平等观念则充满整个中国历史。
中国近代民主政治始于清末，以中国传统民本主义为出发点，结合西方近代宪政民主，于1910年产生中国第一个国会——宪政院，共有议员130人。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称帝，君主宪政失败，而民主宪政全面实践。袁世凯恢复君主宪政失败后，尽管中国经历北洋军阀混战，但总统和国会仍然由选举形式产生，民众享有一定言论自由，尤其是国父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给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以很大的限制。
尽管国民政府时期面对外部侵略和内部叛乱，国民政府仍然给予民众许多自由，仍实行一定民主政治。数千份报刊、杂志可以批评时政，表达民众之声；结社、游行、示威、迁徙基本不受太多限制；宗教自由则完全为民众享有。
中共夺取政权后，以“无产阶级专政”为理论基础，以消灭私有制为目标，完全彻底地剥夺民众的民主自由。而这些自由即使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在国民政府内扰外患时期都是部分存在的。中国近代民主政治的实践被终止，中共建立比历代王朝更庞大的独裁政治。
1978年底，中国现代民主政治萌芽，被中共禁锢了三十年的民主自由思想在青年一代中复苏。民主墙运动在北京爆发，各地民间刊物纷纷诞生。但中共很快对民主自由追求者实行镇压。大批民运人士被捕。1983年，旅外中国知识分子发起海外中国民主运动，并创立“中国民主团结联盟”。1986年，中国掀起以学生为主的民主运动，直到1989年六四运动，中共再次以武力镇压。数百民运人士被迫流亡海外。1998年，中国民主党建立，中共仍然用重刑判处民运人士，大陆民主运动再次受挫。
二、民主的含义
尽管人类历史几千年来，并没有给“民主”以确切的定义，“民主”的含义也多样解释，甚至曲解、滥用。但现代民主的含义仍然可以概括为政治平等，公民议政参政、多数议定、主权归民、照顾少数、基本人权等内容。
政治平等的基本要求是公民不分种族、国籍、性别、年龄、财富、教育程度、宗教享有同等的权力。公民议政参政权力则表现在公民有投票选举国家官员的权力，也有被选举的权力，并能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对国家事物意见的权力。多数决定是国家事物的决定根据一人一票的表决方式由多数民众决定。主权归民则是确定国家的最后权力在于民众，全民公决决定国家根本大政。照顾少数是避免多数议决制对少数民众利益的损害，采取相应措施保护少数者的权利。基本人权即未经司法程序，人民的生命、财产、自由不得被剥夺，废除肉刑和非人道惩罚政策。
三、宪法的保障
要确保民主政治，我们必须做到：
1、以宪法形式确定民主政治的基本内容。
2、宪法必须由公民公决通过、修正。
3、一切违宪的法律、法规、行政命令都应视为无效。
4、宪法的解释权和违宪司法审理权归属于最高法院。
四、清除伪民主政治
二十世纪世界政治的一大特点是“民主”被曲解、滥用甚至假冒。工业革命以来，民权日益发展，民主政治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主流，于是几乎所有的政权都冠以“民主”的称号，各种不同程度的专制政治、独裁政治也打起“民主”的旗号混淆视听。最为可笑的是共产党也采用他们一贯混淆概念、滥用名义的伎俩，居然声称他们的政权是民主的，如中共所谓“新民主主义”，北韩所谓“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越南“越南人民民主共和国”等等。中共对待人权问题也是利用先接受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然后曲解人权的定义，为其违反人权行为而狡辩，说什么生存权是基本人权，言下之义是为了发展，就无需顾及人权。我们必须清楚中共这一盗用、曲解、诡辩的策略，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含义。
第二节．自由主义
一、自由主义的历史
自由主义起源于英国哲学家培根、霍布士和洛克的宗教宽容和学术自由，由穆勒的《自由论》所完善。传播于世界各地。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起源清末。邹容在《革命军》中明确指出“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于天赋之权利”，“不得侵入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严复是中国自由主义的始祖，他翻译、介绍了大量西方自由主义著作。其后，梁启超也竭力提倡思想言论自由，他在《新民说》中指出：“自由者，奴隶之对待也。综观欧美自由发达史，其所争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计上之自由。”
1912年2月3日，中国第一个自由政党——中华民国自由党在上海成立，许多政坛活跃人士参加。孙中山、黄兴后来被推选为正副主裁。中共创始人陈独秀最初也是主张自由主义者。由于自由主义者多停留在革命口号之中，且有些走入无政府主义，有些关心社会改良，自由主义者后来分化瓦解了。尽管如此，自由运动对自由、民主、人权等思想的宣传给国人极大的教育，其反抗专制的信念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扎根。
中国自由主义运动反对中共的独裁专制始于1942年延安的“百花齐放”运动。1957年的“百家争鸣”再次展开自由主义旗号。但都被中共镇压。中共认为“自由”是“反中共”的西化代名词。
二、自由主义的含义
自由主义有别于无政府主义，其基本含义包括：
1、凡不侵害国家或社会的行为应视为个人自由；
2、容忍各种意见和行为，并视之为避免独裁和腐败的保障；
3、个人创造和努力必须径自由得以保障，以利人类进步；
4、批评时政是社会逐渐变革的保障；
5、代议政治；
6、结社、言论、劳动、贸易、财产自由；
7、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三、言论自由
言论自由是民主自由的核心，即没有任何法律可以剥夺、禁止人民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然而这样一个表述仍然是空洞的，我们必须更详细地规范言论自由。
1、政府可以规定言论自由表述的时间、地点和方式，而不能规定其内容。对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规定必须坚持合理原则。
2、政府只有对如下几种内容的言论加以禁止：
1)淫秽作品
2)引起立即的危险的煽动违法行为的演说
3)引起立即的肢体冲突的语言
4)诽谤语言
5)儿童色情语言
然而，这样的规定仍然有被政府当局滥用职权间接阻止人民的言论自由。因而美国司法创立了一些更详细的保护措施。首先是涉及联邦宪法的案件由联邦最高法院九名最高法官投票决定，避免下层法官的错误审判。其次，建立合理、一般和严格三个审查标准。凡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时间、地点和方式的规定，采用合理原则审查，绝大部分政府的规定都可以通过，民众很难在这一点胜诉。但政府对言论自由内容的规定要用严格原则审查，绝大部分涉及言论内容的规定都被裁定违宪。
可笑的是中共也制定宪法，也称其为“国家根本大法”，但其内容相互矛盾，滑稽可笑。宪法毫无尊严。
四、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包括两个方面：禁止任何法律支持，倾向某一宗教；禁止任何法律阻止人们信仰宗教。因此，政府不得参与任何宗教活动，不得以任何方式表达宗教倾向，政教必须分离。如果宗教信徒违反世俗法律，只能对违反者按世俗法律审查，而不得涉及宗教教义。在美国，正是这种充分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吸引了世界各地不同宗教信仰者，大家相安无事，和平共处。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犹太原始教义信徒仍然保持他们中世纪的生活，拒绝一切现代化生活，包括一切现代教育方式。政府尊重他们的信仰自由，哪怕是不合时宜的，甚至是错误的。与言论自由一样，任何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必须采用严格的审查原则，绝大部分都被裁定违宪。
中共也标榜“宗教信仰”自由，但可笑的是宪法又规定共产主义为“国教”。这样的宪法能让人民尊重吗？
五、集会、出版、结社、选举、迁徙自由
与言论自由一样，这些都是民主主义的重要内容。以美国为例，即使在冷战时期，共产党在美国仍是合法的。至于其他政党，都可在结社自由下存在。人民迁徙自由受到宪法的绝对保护。反观中共，毫无自由结社的权力。中共更将人民分为城市、乡村两种户口，禁止农民迁徙，既违反迁徙自由，也将人分为不同等级。
第三节．三权分离
一、权力的划分
现代西方民主国家权力划分为立法、行政和司法三大类。这种分权方式在人类政体上有着漫长的历史，雅典时期便创立了三权分离的典范。权力分离制度并非西方文明的专利，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国家权力划分并相互制约的原则。御史有权批评弹劾朝廷官员，甚至包括皇帝本人；大理院负责行使国家司法权力；宰相为国家行政长官；皇帝是国家权力的集合者。尽管这种权力分离制度不尽完善，且皇权过于膨胀，但它却有一定程度上制约滥权现象。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皇帝不得不接受言官的进谏而约束自己的言行；大小官员更时刻担心御史的弹劾奏章；而大理院也常常能够独立行使司法权力，敢于用法律惩治一切违法皇亲国戚。以清朝为例，一个行省的官员由巡抚、布政使、臬司、藩司、学政担任(后来因战争而加上总督一职)。布政使管民政，臬司管司法、藩司管钱粮，学政管教育，而巡抚总承一切，但臬司常常有独立司法的权力，即使巡抚、总督不喜欢臬司，他也无权撤其职，往往事后想方设法将其调走。学政往往是德高望重、门生遍布的学者，巡抚更对其尊敬有加。这种分权制衡体制客观上阻止了许多滥权渎职现象。
国父孙中山正是吸收了中西方历史上权力分离制度的优点，创立了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和考试五权分离的政治体制，并在台湾有效地实施。他其所以将监察和考试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是结合中国历史上有效的督察制度和极其重视教育的传统。当然，这种划分带来五权之间的许多协调问题。
中共总是将中国历史批判得一无是处，目的是掩饰自己的独裁暴政。事实上，中共的独裁专制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相比的。中共消灭了私有制，利用国家一切资源实行专制，农民连种菜、卖菜的权力都被剥夺，而中国历史上即是最残暴的皇朝都没有剥夺百姓的私有财产；中共将农民划分为下等公民，禁止他们离开土地，而中国历史上农民都一直享有流动的自由；中共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要么选择为共产党歌功颂德，要么选择进监狱或被处死，而中国历史上不满朝廷的士大夫可以隐居、著书立说，因而给我们保留了大量丰富灿烂的文化；中共可以在10天内完成“审判制”和枪毙罪犯的司法程序，而中国历史上被判处死刑的罪犯要经过复杂的审核程序，往往是秋后处决。仅仅1983年“严打”，中共通过司法程序处决的罪犯超过乾隆皇帝60年执政内处死罪犯的总和！
中共完全没有权力的分离，相互监督的体制，党权高于一切，而中国历代皇朝都有御史、大理院的分权制衡体制；毛泽东的暴行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无法相比的。秦始皇处决了460个儒生，烧了几千册竹简，被咒骂了几千年，而毛泽东处决了数百万知识份子，焚烧了无数历史经典；毛泽东执政时期饿死至少三千万百姓而毫无悔意，而历史上饿死千百人则为朝廷头等大事了，皇帝沐浴进香、素食节欲，祷告上苍怜爱天下黎民，颁罪已诏忏悔自己的失政；中共毁寺庙，强迫回民食猪肉，迫使基督教为“三自爱国基督教“，而中国历朝都允许人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共招纳大批投机钻营、谋私舞弊、道德败坏之徒为政府官员，而中国历史上长期以考试为选择官吏的唯一途径，许多高官都是饱学多识、道德高尚之人；中共用坦克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造成数千人死亡的血案，而中国历代朝廷无不重视士大夫的进言，甚至千方百计鼓励学者上书进言，进议国政……中共的残暴必将永远钉入历史耻辱册，他们一定将被人民审判！
中共的党权无处不在，凌驾一切。人民代表大会是“橡皮图章”；政治协商会议只是“政治花瓶”，所谓各民主党派从来都是被中共操纵，许多人就是中共秘密党员；司法更无独立，甚至一段时间没有司法机关，人民参政从来都是谎言。
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带来腐败。今天中共全国上下官吏普遍腐败的根源正是中共长期一党独裁专制的恶果。
二、立法权
人民参与国政不能徒于形式，但又不可能人人为官，于是议员便是人民政治的代言人，国会成为人民行使权力的中心。确保人民通过国会行使权力便必须做到：
1、会议员必须由人民投票选举产生
2、国会议员要任期制，选举定期制
3、一切立法权都属于国会
4、国会拥有弹劾总统的权力。
当然，国会的权力必须通过更详细的法律加以确定。
三、行政权
国家行政权力是指除立法和司法以外国家日常运作的一切权利。它包括国内财产经济对外贸易、教育、外交关系、国家防卫、督察、社会治安等等。
四、司法权
司法权是指涉及人民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裁决权，司法权属于法院。
五、三权的关系
三权分离政治体系形成的关键不在于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的划分，而在于如何处理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家权力既可互相分离、互相制约，又要清楚地认识到国家权力也有不可绝对独立的特性。如何掌握国家权力分离又统一的平衡，而不致使国家产生权力混乱，则是民主社会生存的根本点。
首先国家要有一个整体权力的象征性或实质性的代表。目前世界民主国家基本上采取君主立宪制和总统立宪制两种形式。国王和总统是国家最高权力的象征。英国和日本是君主立宪制的代表。英王和天皇没有实际权力，只是国家权力的象征。法国和美国都是总统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实质性代表。法国吸取二战中民主制度脆弱的缺陷，扩大了总统的权力；美国总统既是国家最高权力的代表，也是行政首脑。这种代表主要从心理、文化角度维护国家权力的统一性，特别是在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性相当必要。
其次，三权分离制约要以相应法律建立平衡机制，总统由人民选举产生，总统可以任命大法官，总统可以决定国家外交、国防、经济大政；国会可以审议行政政策、批评施政措施、弹劾总统、批准国际条例，拥有宣战权和立法权；大法官任命要由国会通过，大法官独立行使司法权，不受行政和国会的干扰……
这里的相互关系的核心是分权和制约。最后，战争时期的行政权必须相应扩大。因为这关系到民主政权生死存亡的问题。但一旦战争结束，必须坚决停止战争紧急法，恢复和平时期三权分离制度。
第四节．私有财产制度
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目标之一是建立私有财产制，坚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私有财产制的重要性不仅表现在拥有私有财产是人民的基本权利，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唯一正确的方向。世界共产主义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剥夺人民私有财产不仅带来更恐怖的独裁专政，而且严重地阻碍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中共今天实施半私有制而取得一些经济成效恰恰自己证明了公有制的荒谬和私有制的优越。
实施私有财产制度并不排除国家经济所有制的存在。事实上，民主国家在尖端科技、国防、教育、交通等领域仍然保留国家所有制。但国家的经济主体结构是私有制。
解决私有财产存在的贫富差别不是消灭私有制经济制度，建立公有制，而是通过税收和社会福利政策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权。
第五节．国家主义
一、国家主义的含义
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国家主义是近代的产物。作为一种政治实践，国家主义有着悠久的历史。国家主义的基本含义是一定区域的人民以国家形式处理对外关系并得以生存，人民的力量集中于国家，以有利于对外的竞争，甚至适当牺牲自己的一些利益，服从国家间竞争的需要。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的发展便以国家形式出现。一个国家衰败了，另一个国家站起来，接过人类文明的火炬继续前进。现代社会中，无论是独裁专政国家，还是民主自由国家，国家利益是崇高的。因而我们可以看到标榜世界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之间为国家利益大打出手；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之间也时常发生冲突；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为其利益，不惜为了一个福克兰岛与阿根廷开战；美国为其国家利益不惜与独裁者斯大林合作划分世界势力范围。西方世界不断谴责中共的暴行，但为了其国家利益却不得不与中共往来，他们的国家利益仍然是一切对外关系的基本出发点。尽管国际联盟、联合国、欧共体的产生证明人类终将有一天会建立世界国家，但这一天的到来将是一个漫长的进程。人类在很长一个阶段必须以国家形式相互竞争和合作。
然而，不幸的是国家主义被历史上的独裁者所滥用了。许多暴君打着国家主义的招牌对内残酷镇压人民，对外侵略扩张。尤其是纳粹党，更是以国家主义的名义束缚人民，唆使、胁迫人民去侵略别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在共产主义乌托邦全面消失后，更是用“爱国主义”旗号蛊惑人心，以求继续实施其独裁专政。因而，正确认识国家主义，把握国家主义的确切界限是中国民主革命政党不可回避的理论问题。
二、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
我们从西方许多民主国家坚持国家利益中看到，民主主义与国家主义并不矛盾。但在中国民主运动中却经常有一种将两者对立的错误思想。其论点便是既然我们追求民主主义，就应该让台湾、西藏、新疆、内蒙、港澳独立，否则便是自相矛盾，而坚持国家主义者认为与其让上述地区独立，不如不去追求民主主义。
中国民主政党必须首先坚持民主主义这一基本原则。既然我们追求民主主义，我们便没有任何权利阻止人民表达不同的政见。我们不能设定言论自由的内容，因为这是我们奋斗的主要目标。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前面所述的国家主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模式。因而，上述地区的独立问题便必须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1、独立的动机是否是害怕中共暴政？是否是争取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
2、独立是否符合本地区人民的最大利益？
3、独立是否符合全体中国人民的最大利益？
4、什么人可以决定独立？
5、历史的基本事实是否有利于独立？
6、国际法和国际惯例关于国家主权取得的规定是什么？
三、国际法的原则
现代国际法确立取得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主要有：继承、购买、割让、占领和征服。在近500年历史中，世界各国领土主权超过五分之三是通过占领、割让、购买和征服取得，这包括整个南北美洲、大洋洲、西伯利亚和部分非洲。即使是古老的欧亚洲，其国家领土主权也是不断地通过战争变更而形成的，我们无法想象印第安人能收回其北美洲的主权，让各国移民回到欧洲、亚洲或非洲；美国也不可能将用300万美元购买的阿拉斯加还给俄国，即使俄国用一万倍于当初价格购买；美国用武力迫使墨西哥割让的新墨西哥州不可能再还给墨西哥；俄国人不可能放弃侵占的西伯利亚，退回欧洲，哪怕是二战后占领的日本北方四岛也不会还给日本；老牌民主国家英国不会放弃福克兰群岛，甚至不惜与阿根廷大打一仗。
一部几百年世界近代史几乎就是一本国家领土争夺史。尽管现代国际社会越来越不能接受通过征服取得国家领土主权。但成功地征服、有效地占领仍然是取得国家领土主权的方式之一，尤其通过征服已经取得领土主权的国家肯定拥有合法权力行使其国家管理权。
中华民族主要不是通过武力征服、侵占而发展成一个世界大国的。在几千年漫长的中国历史上，中国更多地是受到外来民族的武力征服。在这种对抗中，外来民族慢慢接纳先进的中国文明，最终成为中国的一份子，这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中从黄河流域慢慢地发展成今天一个大国的主要模式。
在西方诸国扩张到全世界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参与这场瓜分世界领土的狂潮之中，尽管满清朝廷的领土比明朝大了近两倍，但清朝增添的土地与中国有着长久的历史，中国不仅曾经征服过这些领域，而且有过很长时间的有效统治，其历史远远超过西欧人对美洲的侵占和征服。
既然国家主义和近代世界历史都表明占领和征服是国家领土主权取得的重要形式之一，那么今天台湾、西藏、新疆、内蒙的独立问题便成为是否中国对上述地区曾经有效地占领或者正在有效地占领，而历史清楚地表明中国拥有主权，上述地区的文化、人种的现状更证明中国主权是无以动摇的。
四、民主革命政党的原则
革命时期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理论是集合、团结一切力量推翻中共、夺取政权。民主主义的核心让我们必须允许言论自由和宗教信仰自由。所以一切反对中共、争取自由的运动都是我们的自然盟友。同时，我们必须要认识到国家主义和民主主义并不矛盾。美国正是维护国家利益并实行民主主义的样板，将民主主义于国家利益对立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六节．儒家思想
一、中华文明面临的冲击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以国家形式持续保存并发展的文明。
中华文明源于黄河流域，不断向四周发展，以及今天惠及韩国、日本、东南亚。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不断经历外来势力的挑战，其中大多数是来自北方游牧民族军事上的挑战。面对这种挑战，中国要么以武力抵抗侵略，消灭敌方；要么以文化思想融合这些民族，让他们不得不接受先进的中华文明，无数非汉族民族接纳中华文明完成汉化进程，以至今天我们很难找出谁是真正的“炎黄子孙”。这种同化力正是世界其他文明欠缺而致中断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历史上以单纯文化方式对中华文明冲击有两次。一次是东汉初年，佛教传入中国。另一次是隋唐时期伊斯兰教进入中国。中华文明对佛、伊两种文化经历了漫长的认识过程，从拒绝到认识、理解，最后将他们纳入中华文明体系，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佛教不同于其发源地印度的教义，佛教的思维方法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今天中国的伊斯兰教也大大有别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带来的文化、艺术、绘画、舞蹈也丰富了中华文明。但在中国，伊斯兰教却没有像许多阿拉伯国家那样成为国教，教权凌驾于世俗政权之上。
十九世纪时，中华文明面临一次新的文明的冲击，这就是工业化的西方文明。与以往中国历史面临的单纯军事或单纯文化的冲击不同，这次的西方文明不仅有船坚泡利的强大军事力量，而且有从基督教精神演变而来的西方文明。这种冲击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面对这种文明的挑战，中国再次像历代那样有各种不同的反应：有的仍然顽固坚持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欧洲只不过是又一个蛮夷狄戎而已，拒绝任何改革；有的认为欧洲文明只不过胜于淫技，中国只应“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有的则认为中华文明是本质上落后的，不可改变的文明，儒家思想是现代文明的桎梏，应“打倒孔家店”，全盘接受西方文化……随着帝国列强瓜分中国活动的愈演愈烈，特别是日本的崛起和对中国的侵略，加之满清的倒台，保守派完全失势，几乎所有社会精英呼吁变革。共产主义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正是完全否定中华文明，全盘接受西方文明的产物。中共夺取政权后更彻底否认中华文明，但接受的西方思想——共产主义却并非是西方基督教文明的主流。滑稽的是中共为了抵制西方主流文明——民主政治而一再反对“西化”，而他们似乎忘记了他们的共产主义教条正是西方地道的完全的西方文明的怪物。
然而，正当全世界面临西方文明冲击而茫然无措之时，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日本却成功地实现了向现代化西方文明的转变，并迅速成为世界上唯一非西方文明的强国。日本成功的事实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化并非有不可协调的矛盾。接着，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再次证明儒家思想有着积极的现代意义。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香港的实践又一次证明中华文明的容纳性，并向我们揭示出思考东西文明的正确方向，新儒家思想于是诞生了！
二、传统儒家思想的精华
孔子以前，中国哲学思想百家争鸣，源于多头。孔子之后，中国哲学思想形成主流，这个主流便是儒家思想。二千五百年来，中国历史文化的演进风云激荡，外来文明和内在演变交相冲击。但先秦诸子、西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都围绕这个主流而发展。尽管儒家思想体系宏大，但按传统方法，儒学可分化内圣之学和外王之学。
所谓“内圣之学”是关于生命的学问，即通过自身自觉的认知完成圣德的人格，而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仁”，通过“上学上达”，“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的途径达到天人一贯。化小我为大我，以与国家、民族、天地万物融合为一。在西方，这种成圣的德化是通过宗教来实现的。而在中国，儒学却完成了这一人类必不可少的精神生活途径。这种带有现实性的精神生活途径，使宗教的诞生失去了许多根基，因而我们看到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影响世界的宗教。内圣之说所开创的生活原理和生命途径是一个普遍的永恒真理，这个真理能展示的世界仍然是人类所向往的。因而，儒家的内圣之学不仅不是落后的，而且是需要发扬光大的，它的现实性特点弥补了其他宗教文明的盲目狂热的缺陷，因而在中国从来没有出现中世纪基督教的狂热带来的黑暗和今天伊斯兰教的疯狂产生的恐怖。
“外王之学”即是仁政王道，所谓“正德、利用、厚生”。但儒家的政治学说“有治道而无政道”，它只是被动地依赖圣君贤相给国家带来“仁政”，因而只是“治道”，而没有形成法制化的“政道”。几乎无限制的皇权使仁政经常变得毫无保障。而实现仁政的政道必须在民主政治体制中完成。当然我们也应看到现代民主政治体系也是近代的产物，因而不能苛求儒学的“外王之学”。而中国几千年的民本思想为何未能发展成民主思想，则是中国哲学思想家的课题。
外王之学的另一缺陷是利民厚生之学未能发展成现代化的科学。尽管中国古代科技有不少的创举，但未能发展成现代化的科学。因而，儒家思想过重强调德性之学而忽略知性之学，便是科学落后的根源，这种落后则自然不能“利用、厚生”。
三、儒学现代化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的现代化便是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打倒孔家店”是对儒学认识的过激反叛，事实上，儒学不仅不与民主政治冲突，而且数千年来一直强调“民为邦本”，“民为贵，重民生”以抵制皇权政治，民主政体正是儒家“梦寐以求”而求之不得的政体。
清末以来，中国的变革证明中华文明不仅与现代科学不相冲突，而且能掌握科学，甚至在激剧的社会动荡和高压独裁专制中创造科学。而受儒家文明熏陶的海外华人的科学成就更是傲人无比。
然而，民主政治的实践和形成仍然举步维坚。中共一方面批判中国文明，用他们的逻辑曲解儒家思想；另一方面又高喊阻止全盘西化，使中共既失去中国文化道统的合理性，又无现代民主思想的根基，从而使其理论思想混乱不堪，矛盾重重，进退无据。
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的实践不仅证明儒家思想内圣之说的真理，而且发展完善了外王之学的民主和科学。中国民主革命政党的更宏大的目标是完成中国大陆的民主政治之路，发展并建立儒家思想的外王之学——民主政治制度。
第七节、三民主义
一、三民主义的内容
1905年12月，香港的《中国日报》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1906年12月，首次提出五权宪法。以后，国父孙中山通过演讲形式不断系统阐述三民主义，直到去世时才讲完。1924年12月，第一部根据演讲记录整理的《三民主义》一书出版。概而述之，民族主义是指坚持民族独立；民权主义是指政权归所有民众；民生主义是指发展国民经济（吃饭穿衣问题）。
尽管国民党致力强调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但三民主义的具体内容却从来没有一个统一的解释。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三民主义”为党的宗旨，“民族主义”有两个含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前者的目的“在使中国独立于世界”，“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后者“承认中国国内各民族之自决权，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中华民国。”“民权主义”则指政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之。”“国民党之民权主义，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既为国民者，不但有选举权，兼有创制，复决，罢官诸权也。”亦即国父孙中山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权主义思想。民生主义“其重要之原则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权，二曰节制资本。”国民党一大还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国父去世后，三民主义的诠释立即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国父处于政治策略的考虑，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因而对苏俄的革命有一些认同的讲话，甚至说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相矛盾。这一方面是出于争取中国民族独立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苏俄欺骗性政策的产物。但国父在国民党一大后曾作了16次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明确指出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错误。“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马克思只可说是一个”社会病理家“，不能说是一个”社会生理家”，亦即马克思只看到一些社会问题，但根治的方法是错误的。
其后，西山会议派公开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最早认清中共是借“三民主义”的招牌，来做共产主义的工作，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水火不相容。中国青年党的国家主义思想根本否定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中将三民主义儒家化，曰“中山先生的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是二千多年来中绝的中国道德文化的复活。”
汪精卫、陈公博在《三民主义的理解》中认为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民族自决”；民权主义则是“实行革命的民权，防止资产阶级操纵政权，扫除土豪劣绅及一切封建势力”，但不提“民权为一般平民所共有”。民生主义则否认中国有土地过于集中的问题。
胡汉民对三民主义的解释不同于戴季陶，认为如果孙中山只是继承尧舜，复活中华文化，那孙中山便不是一个革命家、政治家，而是一个普通的伦理道德家、学问家。胡认为三民主义“永远足够应付世界上各民众的需要”，“就是将来世界上任何真正革命的事实，三民主义一定无不为其主宰。”
蒋介石将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四维、八德、五伦联系起来，民族主义在于复兴中华民族道德文化；而民生主义在于发展国民经济，而不是共产主义的一个阶级的利益；民权主义则要照顾到各方面的利益，而丝毫不存偏颇之弊。三民主义不偏向任何一个人、一个阶级、一个政党，是“完满无缺的革命救国之最高指导原则。”
中共对三民主义从来就有自己的解释，他们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为三大政策，而之后的三民主义为“新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指反帝国主义；“民权主义”是指维护工人、农民阶级的权利；而“民生主义”则是消灭剥削阶级。这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符合。
随着蒋介石在中国政治领袖地位的建立，他对三民主义的解释逐渐确立，并在台湾实施三民主义，完成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的民主革命，最后建立了五权宪法的民主政体。
二、三民主义与儒学
国父孙中山曾经概括说：“要之，三民主义非列宁之糟粕，不过演释中华三千年来汉民族所保有之治国平天下之理想而成之者也”。他认为实现民族主义就必须恢复中华民族精神，这种精神包括“固有的道德”和“固有的智能”，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便是儒家的忠孝仁爱、仁义、和平的传统伦理道德。“固有的智能”便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民权主义则是继承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如孔子所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生主义则是儒家“大同”思想之发展，其终极境界就是“人人皆为生产分子，则必丰衣足食，家给人足”。因而，国父认为其民生主义包括了共产主义、集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诸多诉求。
由此可以看出国父的三民主义与儒学密切相联，继承且发扬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并试图将中华儒家传统思想与现代西方文明结合起来，创立一种新的思想体系。
三、三民主义与中国民主革命
国父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高度概括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尤其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的思想不仅使国民党完成了国民革命民族主权独立、发展民生经济的主要问题，而且为今天的台湾实现民主政治的民权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程序实现了巨大的政治变革。正是由于三民主义的高度概括性和容纳性，以及国父孙中山崇高的个人威望，中共至今不可能完全否认三民主义。
然而，三民主义从诞生到今天已有百年的历史。随着时代的演迁和发展，我们今天的民主革命必然面临一些与当时时局不同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民族主义问题基本完成。国民革命的胜利，特别是蒋介石领导国民奋战八年，打败日本，不仅收回了各帝国主义的租界、废除其特权，而且建立了一个真正独立的中华民国，使之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殖民主义问题已经不复存在。另外，中国境内各民族当前的问题不是争取民族平等的问题，而是各民族（包括汉族）争取民主权利的问题。因而民族主义这个当时中国首要问题已经随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消失和中国境内各民族的现状而不复存在。
其次，国父创立五权宪法的出发点是考虑中国历史长期存在的监察制度和尊重教育的优良传统，以有别于西方三权分离制度。但从权利本质来划分，监察和教育仍属于行政权范围，事实上，国民政权几十年的实践也证明这样区划并没有使这两种权利真正独立于行政权之外，而且会带来法理的迷惑。因而，中国民主革命政体便可吸取这一教训。
再次，我们必须阐明民生主义的部分或完全实现并不能损害和削弱民权主义的追求，亦即经济的发展并不能代替民主政治的进程。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才能揭露中共为发展经济而阻止民主政治演进的借口。尽管发展国民经济是当今中国的主要问题。但追求民主政治是我们的重点。以发展经济与追求民主政治相提并论，或者前者凌驾于后者，或者将两者对立，则正好为中共继续实施独裁专政提供借口。故而，我们必须肯定实现中国民主政治制度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只有实现民权主义，中国才能更有效、更公正地发展民主经济。
再次，不知是国父处于策略考虑还是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认识不足，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国父对民生主义的解释非常模糊。他说：“照这样判断，民生主义究竟是什么东西呢？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主张民生主义的人，应该要细心去研究的。”正是这种解释，加之其后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政策，导致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也给中国共产党打着孙中山三民民主的旗号提供依据，至今他们仍然依照他们的解释来纪念三民主义。然而今天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正是共产主义给中国大陆带来多么沉重的创伤！我们的中国民主革命不应该也无必要重新陷入正确理解三民主义的争论中。
最后我们必须了解复古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政治意义和实际结果。自孔子提倡复周礼、推崇唐虞三代以来，每逢政治动荡之时，复古思想便油然而生，一则代表人民怀念过去美好时代而要求改变现实的心情；一则因为变革需要从历史中找到理论依据。然而实际政治演变都没有一个是完全重复过去历史的。北周、后汉、后唐都希望恢复周、汉、唐的雄风，但都失败。反清复明倡导并实施几百年，最后清朝灭亡，但明朝未复，而是民国诞生。同时，中国国民党似乎逐渐失去了对中国大陆的兴趣，而民进党更只关心台湾事务。蒋介石、蒋经国心中的中国观念，立志复兴中华民族的理念正在消失，而三民主义则是国民党的唯一指导思想，因此，国民党是高举三民主义思想的理想政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