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大都听过「非暴力」这个名词。

想到非暴力，也就想到那位瘦瘦乾乾，裸露上身，腰缠白布，拄着拐杖，领导印度独立运动的甘地。

可是，环绕着甘地的头上，有太多的神秘光轮。若不剥光甘地的神话色彩，我们就无法真正了解非暴力，而不了解非暴力的人，常常有下面这些误解∶

（1）没有甘地的领导，印度不可能独立成功；

（2）甘地的非暴力，碰到的是讲民主的英国政府，才有成功的机会；

（3）甘地的美国信徒金恩博士，碰到的是民主的美国政府，他的非暴力才有可能成功；

（4）非暴力遇到独裁政权的暴力，必然失败；

（5）非暴力是过时的产物，甘地拿来对抗大英帝国的法宝，不见得适用於解决核武时代国际间的冲突。

不要把甘地过度神化

一九四七年八月，印度宣布独立。当时，印度人民尊称甘地为印度国父。

甘地死後，若以「印度甘地」来□括他的一生，这是太过简单的墓志铭。

其实，甘地的伟大，是在於他领导独立运动过程中，把非暴力思想发扬光大，影响後世子孙。没有甘地，印度就无法独立，这是过度神化甘地所得的推论。

英国历史学者茱蒂丝朗(Judith M. Brown)就指出，印度能独立，甘地虽然功不可没，但是，当时政治、经济的时代背景，影响却更大。她说∶

「其实，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在甘地还没出道前，就有了，而且，即使没有甘地，他们还是会成功。印度脱离大英帝国而独立，不光靠甘地一人领导，更重要的是，有当时存在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力量，而这些力量的产生，是因为有那时的印度、英国、国际经济体系及国际政治权力平衡的背景因素。」1

她更进一步分析，英国为什麽不得不放弃印度，让他们独立∶

「英国是越来越觉得，强力打压风起云涌的印度独立运动，不但道德上站不住脚，而且须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实在得不偿失。一九叁○代以降，直到二次大战之後，整个世局的政治及经济环境，使英国感到，与其派遣一批没有信心的英国文武官员，继续统治印度这块殖民地，而常常寝食难安，不如就让他们独立，并加入大英国协，成为安安份份的贸易伙伴来得更好。毕竟，拿来跟十九世纪英国统治印度的时代相比，从中所得的工作机会、投资利益、贸易保护及战略地位等诸多好处，已今非昔比了。」2

甘地拥有高度的政治技巧，他善用非暴力，卸去印度人民的恐惧感，使其挺身反抗英国帝国主义，赢回了印度人民丧失已久的民族自尊。

同时代其他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领导者，他们用的是武装斗争、暴力革命，甘地使用的武器则是非暴力，这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也是他伟大之处。

残暴的英国绅士

一般批评非暴力的人常说∶甘地的非暴力管用，是他运气好，碰到的对手，是讲民主的英国绅士，要是遇上了希特勒，岂不早被枪毙？那有机会去推展什麽非暴力？

又说∶英国是老牌民主国家，重视法治，而非暴力的策略，就是影响舆情，因此，甘地的非暴力才能有效的影响英国的社会，最後迫使政府停止压迫印度人民，而让他们独立。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英国人讲民主，他们就不会残暴吗？

如果你认为现代的英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他们不会对手无寸铁的反对者施以毒手，那就错了。

让我们看看近百年内，两项英国人「文明」的记录∶

一八九六年，为了镇压回教徒的叛乱，英国军队大开杀戒，光是欧姆德曼(Omdurman)一地，就屠杀了将近一万名回教僧侣，这场屠杀事件的主谋者基却能尔爵士(Lord Kitchener)，不但未遭谴责或审判，反而因平乱有功，受封为贵族。3

一九一九年，正当甘地领导印度人民，如火如荼的展开非暴力反抗运动时，英国军队却在甲利安娃拉巴哈(JalianWalaBagh)一地，进行血腥屠杀。事件发生时，印度人民在那四面高墙的广场上，举行和平集会。英军也没事先示警，即迳行扫射，使现场惨如人间地狱。事後，根据「韩特委员会」(Hunter Commission)调查报告指出，当天死亡叁百七十九人，受伤一千一百叁十七人。4

这下子我们该明白一点∶

一般人观念里，甘地所反抗的英国，是文明的、民主的、讲道理的绅士，但是，面对非我族类的反抗者，他们也有不文明的、不民主的、不讲道理的屠夫作风。

血泪交织的黑人民权运动

也许有的人以为，美国是一个讲民主、讲自由、讲平等的国家，这是金恩领导的非暴力民权运动，之所以成功的主因。

可是，黑人争取与白人平等权利的过程，是一串串血泪交织的历史；他们被殴打、被逮捕、被刑求、被谋杀……，才争取到今日的权利。

两百年前的美国宪法说∶「人人生而自由平等」，但等到了一八六叁年，林肯总统才解放黑奴；再过约一百年，即一九六叁年，美国国会才通过了「投票权利法案」，保障黑人的投票权。5

一九五四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凡是公立学校实施种族隔离政策的，都是违宪的。以此类推，当时凡是有关的种族隔离措施，通通是违宪的。但是，被压迫的黑人的金恩领导大规模的非暴力抗争之前，美国白人依然是判例归你判例，种族隔离归我种族隔离。6

若有人认为，金恩运用非暴力会成功，是因为美国社会，对金恩的非暴力思想，有基本共识。出身牧师的金恩，宣扬「爱你的敌人」（非暴力就是爱），这些是美国人民的基本价值，刚好特别容易打动人心，影响舆情。

这样的推论似乎是∶

「美国的土壤（社会共识），特别适合非暴力的种子萌芽茁长。」

劳勃塞利(Robert Seeley)则不以为然，他认为∶

「（美国的）社会共识，对金恩领导的运动，并不情有独锺。今天，美国人为了纪念，而将他的生日订为美国国订纪念日。但是，过去，许多美国人把金恩看作是一个危险的激进份子；联邦调查局更把金恩当成眼中钉。

金恩并没有得到广大美国人民的支持，而且，直到今天，种族主义的阴影，依然残存在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

使金恩运动成功的，是非暴力的力量，与持续不断的抗争，而不是因为金恩反映了社会既存的共识。」7

可以推翻独裁政权

十年前，若有人断言∶光用非暴力，推翻不了独裁政权。十年後，他这句话，必须收回。

一九八九年，东欧民主浪潮，风起云涌，成千上万的东欧人民，手无寸铁，却勇敢的走上街头，迫使共党政权，一个个像骨牌一样倒台。

捷克剧作家哈维尔，昔日捷共政权的阶下囚，如今摇身而为捷克总统；团结工联领袖华勒沙，曾是波共政权下的牢中客，现在已是波兰民选总统。

若有人辩称∶时空不一样，所以非暴力才管用。要是搬回十几二十年前，共产政权严厉控制下，非暴力行动者，不是被枪毙，就是送去劳改营，那有可能成功？

话说的是不错。那时，的确是还没有一个共产独裁政权，被人民用非暴力的力量推翻过。

可是，若我们再追问∶非暴力虽不能「成功的」推翻当时的共产政权，但有没有效呢？

试举一九六八年的捷克为例子。

一九六八年八月，以苏联为首的华沙公约共党国家，五国联军，入侵捷克。据说，当时苏联当局曾夸口，四天之内，取下捷克，再扶持新的傀儡政权上台，以取代主张改革的杜布契克(Alexander Dubcek)政府。

虽然捷克军队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可是杜布契克政府领导阶层深知，以一国之军，面对五国联军，必然不敌，而决定放弃武力抵抗。随後杜布契克等领导人物遭到苏联秘密警察格别乌的绑架。8

捷克领导人物被抓了之後，人民开始展开非暴力抗争。虽然人民没经过非暴力的训练，也没事先准备，也没有政府领导人物的正确指导。他们发射地下广播网，他们发动罢工，他们进行怠工，而原来杜布契克的政府官员，又拒绝与苏联入侵者合作，使得後者无法扶持一个傀儡政权。

入侵者的军队遍布全捷克，但在人民非暴力抵抗之下，苏联竟被迫跟被关在牢里的改革派领导人物谈判，最後，双方签订了「莫斯科协议」(the Moscow Protocol)，苏联同意让杜布契克重掌政权。

金夏普教授对这段历史，有以下精彩的描述∶

「领导者被抓了，国土完全被占领了，而且军队尚未投入战场－－在这种最不该谈判的情况下，捷克人民的非暴力抗争，竟迫使苏联坐下来跟捷克领袖们谈判（当时，杜布契克还关在牢里）。」9

双方谈判後，杜布契克政府前後维持了八个月之久！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布拉格爆发了一场反苏联暴动，这下子可给了苏联入侵者逮到了藉口，於是趁机把改革派的捷克领袖通通赶下台，再换上听话的班子。

这时，苏联入侵者总算达成了征服捷克的任务了。

他们原先预估，若遭军事抵抗，四天可攻占捷克，但遇到了捷克人民的非暴力抵抗，竟拖延了八个月之久。非暴力还是有一定的功能的。

铁蹄下的非暴力抗争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丹麦人以非暴力反抗纳粹德国，其中，一九四四年，他们在首都哥本哈根发动一场总罢工；

一九四○到一九四五年，荷兰人以非暴力抵抗纳粹占领，其中，一九四一年、一九四叁以及一九四四年，他们发动过叁次大规模的罢工；

一九五叁年，东德六月抗暴风潮，当时，他们的妇女，就在真纳(Jena)一地，以肉身之躯，坐在苏联坦克前面，阻挡其前进；

一九五叁年，苏联境内许多集中营的政治犯（尤其是伏尔库达(Vorkuda)一地），举行罢工示威。後来，苏联囚犯在牢里的待遇，才得到大大的改善。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匈牙利革命期间，除了军事对抗以外，人民运用总罢工，或大规模的非暴力反抗活动，展现他们的力量；

波兰人民，以人民的力量，迫使波兰政权走向民主化。10

如果你认为，独裁者只迷恋暴力，以为光靠暴力，就可以使人民乖乖听话，不敢反抗，那你就错了。

希特勒是独裁者，但他却深知，征服别人，不能完全靠武力，还要使对方屈服，让他们接受，你们失败了，我是你们的主人，不要再反抗了。

从下面这段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希特勒制订纳粹德国占领东欧国家的政策，主要的目的是要屈服对方的反抗意识。他指出∶

「我认为，如何统治被占领区的人民，这当然是一个心理战的问题。

统治者不能光靠武力来统治人民。不错，武力是很重要的，可是，好比驯兽师在训练野兽时，要让它们感受到，我是你们的主人。同样的，我们对於占领区的人民，也要使他们有同样的心理感受。

我们一定要使他们清楚，我们就是胜利者……」11

所以，只要人民拒绝屈服，纵然兵临城下，或大军入境，统治者就达不到征服的目的。非暴力可说是，拒绝当顺民的人，手中最好的武器。

前面我们说过的，人民面对暴力独裁的统治者，揭竿起义，成功机会渺茫，但他们却可以选择非暴力为武器，来骚扰统治者，或瘫痪统治者，而迫使统治者坐下来谈判。

若从这个观点来看，以非暴力来对付独裁者，仍不失为有效的方法。

金夏普对这点，作了有力的注脚∶

「这些例子显示，人民展开非暴力抗争时，并没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的计划，或事前的训练。

但是，他们这种非暴力行动，仍然意义深远，因为他们至少证明了一项常被忽视的事实∶

在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用非暴力行动来反抗独裁政权，这是可行的；有时，人民甚至有办法迫使对方让步，而得到局部的胜利。」12

甘地碰到原子弹

甘地运用非暴力，对内解决内部问题，如印回冲突；对外抵抗英国，争取独立。

有人会问∶甘地的非暴力，是一项有效的武器，但那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武器，能适合今日的核武时代吗？

当然，这个问题把它缩成最简单的话，就是∶你说非暴力好，可是碰到原子弹，还管用吗？

甘地晚年时，就有人问他这个问题。

我们听听甘地如何巧妙的回答∶

「我不会跑去躲起来。我会跑到空旷地，就让那飞行员看到我，让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一点点恶感。当然，我知道他飞那麽高，不可能看到我们的脸。但是，我们内心的善意－－保证他不会受我们伤害－－必定直上云霄，开启他的双眼。」13

的确，这问题问的绝，甘地也答的妙。甘地不是空思想家，也不是人道主义的笨蛋，当敌人准备投掷原子弹时，还信心十足的跑去旷野，叫九霄云外的敌人了解他的善意。

他回答的重点应是，核战未爆发前，我们就得想尽各种可能的和平方法，解决危机。

戴尔顿列罗伊在他的《非暴力心理学》一书中，分析如下∶

「其实，甘地大可机智的答道，我不会笨到原子弹飞到我的头上来，才赶紧采取非暴力行动。

当然，冲突会大到爆发核武战争，一定是拖延到某一段期间，所以，愈快去处理冲突，愈能找到解决之道。」14

非暴力是过时的产物？

不对。它不但没过时，而且愈来愈重要，不但替国内的反对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以解决冲突，如∶

－－民事不服从，打击统治者威信；

－－罢工或经济不合作，瘫痪统治者的经济；

－－文官拒纪服从上级，阻挠政府机器运转；

－－军警人员抗命，削弱统治者镇压人民的能力。

非暴力在这「相互保证毁灭」的核武时代，也替国际间的冲突提供了解决的方法，如∶

－－贸易禁运；

－－冻结他国资产；

－－经济抵制；

－－取消经济合作计划；

－－取消政治访问；

－－降低或中断外交关系；

－－国际仲裁；

－－开除国际组织会籍。

非暴力的方法，种类繁多，在此只是列举一些而已。

最後，我要强调的是∶只要人类发明的武器愈精良，相互毁灭的程度愈高，那麽，非暴力将不会是过时的古董，而是追求和平的崭新钥匙。

主张非暴力无用论的人，或认为非暴力只有在特定时空环境的人，在此，我愿意不厌其烦的再重述一遍，上面我们讨论的重点∶

－－甘地的伟大，在於他生前的非暴力行动，奠正了日後非暴力的理论基础；而若说「少了甘地，印度就独立不成」，这是过度神化的结论；

－－非暴力碰到民主政治，较易成功，遇到独裁政权，也有特定的功能；讲民主的绅士，有残酷的一面，搞独裁的暴君，也懂得「光靠武力，不能使人民屈服」。

－－非暴力没有过时，反而日新月异；非暴力可用於国内纷争，也可用於国际冲突。

不了解非暴力的人，常怀疑道∶「你说非暴力就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岂不是太消极了吗？」

或者追问∶「被镇暴警察打得鲜血直流，还要说『爱你的敌人』，这岂不是违反人类的本性吗？」

不错，他们的问题问的一针见血；他们的问题，代表一般人对非暴力的怀疑。

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探究，非暴力的思想渊源是什麽？它的理论基础在那儿？甘地阐扬非暴力，有什麽特别的历史背景？……等。

这个章节，我们将分叁部分来讨论∶

（1）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民事不服从」(Civilian Disobedience)主张；

（2）托尔斯泰(Leo Tolstory)的「民事不服从」与「非暴力」思想；

（3）甘地如何诠释「非暴力」。

梭罗的民事不服从思想

民事不服从是什麽意思？它是指，如果你认为这是一项不义的法令，那麽，拒绝服从它的规定，但又愿意承受随之而来的惩罚。

相对的，军事不服从(Military Disobedience)，也是拒绝服从你眼中认为不义的法令，但是，用的手段与前者不同，是用恐怖暗杀，或打游击战，或进行内战……等等暴力行为。可是民事不服从者，唯一的手段，就是非暴力。

民事不服从的历史，最早从何时开始？我们翻翻圣经，就可以找到许许多多善男信女，宁愿为了神，自我牺牲，也不愿意屈服世上的权威者。

希腊的哲学家苏格拉底，一天到晚四处叫人要追求真理。有一天，雅典当局忍不住了，将他逮捕下狱，但开出一个条件，只要他闭起嘴巴，就放他一条生路。苏格拉底最後的决定是∶为了真理，宁可服毒自杀！他用自我牺牲，来表达他对当局的民事不服从。

美国哲学家，也是《湖滨散记》的作者梭罗（1817～62），他反对美国的蓄奴制度，也反对美国发动战争，侵略墨西哥。

一八四二年，他开始拒绝向美国政府缴税。他认为，缴税给这个政府，等於帮助他们蓄奴，等於出钱让他们去打一场不义的战争。

美国政府忍呀忍的，终於忍到一八四八年，才将梭罗送到牢里去过了一夜。

但是这一夜的牢，他没白坐。

一八七四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论民事不服从的义务」(On the Dutyof Disobedience)。这篇文章，後来成为非暴力理论的经典之作。甘地师承梭罗的非暴力的民事不服从哲学，而後加以发扬加大；马丁路德金恩则深受甘地影响，形成他在一九六○年代，民权运动的基本理论基础。

梭罗民事不服从的中心论点是∶

「你可以遵守法律，但是，你要更尽心的去遵守正义。」1

他的观点推演下去，就是，当你的良心与政府所制订的法律冲突时，宁可抛弃法律，遵守良心的指示，而不可昧着良心，屈服於不义的法律。

良心的位阶高於法律的位阶，就是民事不服从的中心思想。

如果你跑去一个空军基地前示威，抗议他们在里头搞核子飞弹，如果你跑去南非大使馆前示威，抗议他们的种族隔离政策，如果你跑去司法大厦前示威，抗议他们假借司法之名，整肃政治异己，那麽，警方势必会围起一道警戒线，阻止示威者闯入。

那条线，就代表人为的法律。线以外，任你声嘶力竭的呐喊，线以内，不准你跨进一步，否则，当场逮捕。

一个实践民事不服从的人，他的眼中，虽有那条警戒线，但他的心中却没有。他认为，发展核武是不义的；种族隔离，是不义的；迫害人权，是不义的。

这时，他只听来自良心的呼唤，而不管人为的法律，他否定了那条警戒线的权威，於是，当别人都站在线下呼喊时，他会踏出坚定的步伐，闯入禁区，而遭受逮捕，但不作任何抵抗。

民事不服从者，就是良心的反对者。他不是光说说而已，他要以身作则，他要自愿受苦受难，来影响舆论，来唤醒社会大众的良心，从而，间接的，改变那不义的法律或制度。

可是，为什麽故意触犯法律，又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呢？因为，你要违反的，是那特定的法律，但并非全盘否定所有的法律。比方说，违法者必受责罚，这是整个社会赖以维系的基本价值，你仍要遵守；你所反对的，只是那不义的法律而已。

这儿，让我们看一段劳勃塞利(Robert Seely)的说明∶

「民事不服从的目标之一，是去影响舆论，从而改变那不义的法律，或者是废除那不义的政策。

民事不服从者通常跟对方很合作，任由你抓，任由你审，任由你关，因为，他们仍然肯定，这套公司法程序是社会的基本价值。（甘地就常指示他的追随者，在牢里，就得当规规矩矩的受刑人。）

就这一层意义来说，民事不服从者，追求的是间接的改变。」2

托尔斯泰的非暴力思想

梭罗叫人照良心行事，拒绝遵守恶法，发展他的「民事不服从」理论；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则从基督教「不可杀人」的基本原则，发展他的「非暴力思想」。

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孩子，从小到大，可能习惯了大人们教他们的耶稣训示，如「爱你的敌人」、如「不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如「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如「不可杀人」……等。但是，长大之後，为什麽要穿上军服，手拿武器，杀死敌人呢？为什麽明明是杀戮，却要冠上「爱国」的美丽名词？

托尔斯泰干过军人，而且是个表现杰出的军人。但後来他痛苦了，他後悔了，他不断自我反省，为什麽要加入国家制度下这种杀人的行列？

他反省道∶

「从小，大人就教我，耶稣基督是神，他的话是神圣的，同时，又有人对我说，我也尊重国家制度，因为国家制度保护我的安全，才不会遭到坏人的攻击。甚至有人强调，这些国家制度，也是神圣不可侵犯。……

有人要我去干军人，因为干军人的话，我就可以去杀坏人。他们又说，我所加入的军队，是宣扬基督博爱精神的；可是军队杀人的行为，明明是基督教义里面严加禁止的啊。

从小到大，他们教我的，跟耶稣基督的话刚好相反∶人若伤我，我就干回去；人若侮辱我、侮辱我的家庭、侮辱我的国家，我一定让他们不得好死。」3

他批评军队道∶

「我们都是兄弟，但国家却付钱给人去杀人，去学习杀人的技术，去制造武器炸弹，去建造要塞碉堡。」4

托尔斯泰进而主张，一个人不应该入伍从军，去干集体杀人的勾当，而又自我美化为「爱国」；人应该遵守耶稣基督的话，不可杀人，也不可屈服於世间的法律，参与以暴制暴的行列。这种拒绝服从不义的法律，反对以暴制暴，就是非暴力的思想。

可是，个人何其渺小，国家何其强大，个人如何去抵抗国家的力量？违法抗命，遭到处罚时，该如何反抗呢？可不可以以暴制暴呢？

托尔斯泰呼吁人们，起来反抗不义的法律制度，但是，却不要对实施不义的人暴力相向。他说∶

「你我都知道，基督教的根本精神，就是叫我们去爱别人。『伸出你的脸，爱你的敌人』这一句话，最能表达这种爱的精神。……

『邪恶的人，不可去抵抗他』，这句话，实际上的意思是叫我们，『不可以用暴力来抵抗邪恶的人，以暴制暴的话，就违反了爱的精神』。我看，再也没有别人，像耶稣基督这样，说得这麽直接了当，这麽清楚明白。」5

托尔斯泰除了反躬自省，还自我实践。他常常写文章批评政府，批评教会，两者都将他视为异端，他仍不为所惧。托尔斯泰是个伯爵，拥有广大的财富；他更是一位饮誉全球的文学家，远近的慕名造访者，络绎於途。

像这样集权势、名望、财富於一身的人，却说出这样发人深省的话∶

「我们都是兄弟，但为什麽每天早上，总是有一位兄弟，或一位姊妹，到我的房间来，替我把尿壶拿到外面倒掉呢？」6

晚年，他不想再让人来服侍，他要过一个简单的农夫生活，自己工作，维持自己的生活。最後，他抛弃了一切财富，离家出走，而病倒在一间乡下的火车站，与世长辞。

任何伟大的思想，光说不练，那是没有用的。托尔斯泰的力行哲学，甘地最是推崇∶

「托尔斯泰抛弃了财富，放弃了世俗的享乐，宁愿过着乡野农夫的日子。他宣扬自己的主张，又能身体力行，这就是托尔斯泰伟大的地方。」7

甘地发展成非暴力行动哲学

托尔斯泰这套「非暴力思想」，到了甘地手中，不再只像梭罗那样，湖边筑屋，遗世独立；也不像托尔斯泰，老来离家出走，寻求自我实践。甘地把它发展成一套积极的、入世的、战斗的行动哲学，而运用到政治舞台上。

刚开始，甘地在南非领导当地印度人，起来反抗英国的不合理待遇，那时，他把他们的运动称作「消极抵抗」(Passive Resistance)。

消极抵抗？这个名词，字面上的意思太软弱。後来，甘地就悬赏，请大家集思广义，替正在推行的运动取一个适切的名词。後来，有人想出了一个印度名词，甘地再叁斟酌，而成为「撒提阿格拉哈」(Satyagraha)。

这个字，是由两个印度文「撒提阿」（Satya，真理）与「格拉哈」（Agraha，坚持）合成，英文翻作「坚持真理的力量」(Holding Fast to the Truth)。甘地曾解释道∶

「从此以後，我就把我们的运动，叫做『撒提阿格拉哈』，它的意思就是，一股来自真理、爱与非暴力的力量。原来的『消极抵抗』，我就不再使用了。」8

那麽，如何去推动「撒提阿格拉哈」的运动呢？甘地说∶

「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若要成功，须具备叁个要件∶

（1）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对於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心中没有丝毫仇恨；

（2）运动诉求的主题，必须是真实而具体的；

（3）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必须忍受苦难，坚持到底。」9

甘地创造这个名词，主要目的是，替「非暴力」穿上印度的外衣，以争取广大印度人民的认同，其实，它的本质就是非暴力。

甘地讨论非暴力时，特别强调，「强者的非暴力」与「弱者的非暴力」，两者大不相同。他认为，後者是消极的、被动的、驯服的，明明怀恨在心，却不敢抵抗，而又虚伪的自称非暴力。

这不是真正的非暴力。甘地眼中，真正的非暴力，是强者的非暴力，也就是，积极、主动、战斗，它的力量来自爱，它勇於抵抗，但又不加害对方。

甘地指出，弱者的非暴力，其实就是懦弱。

一九二○年，甘地还说过赞同暴力的话，你相信吗？

「假如在暴力与懦弱之间，只有唯一的选择的话，我一定会建议你选择暴力。」10

甘地居然主张暴力？且慢，我们再听他解释∶

「我宁可要印度人民，拿起武器，起来反抗，维护国家民族的尊严，也不愿意看他们那样懦弱无助的、眼睁睁的任国家民族遭受侮辱。」11

勇者与懦夫

在甘地眼中，懦弱胆怯，形同罪恶。因为他最反对人们拿非暴力来掩饰内心的懦弱。所以他主张，除了懦弱以外，别无选择的话，他宁可人们诉诸暴力，反抗外侮。

但是，这儿我们要注意一点∶甘地还提醒世人，这不是暴力与懦弱，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他深信，反抗运动中，永远有第叁个选择项，而且是高出其他两项的，那就是－－非暴力。

甘地这个人，难能可贵的，是他懂得自我反省，坦诚相告。他虽斥责懦夫，却承认自己从前就是一个怯懦的人∶

「懦弱的人，不会永远那麽懦弱。你绝不会知道的，我年轻的时候，是多麽胆怯懦弱，可是，我想你一定会同意，现在的我已不是一个懦夫了。如果很多人都像我这样，那麽，我们整个国家民族，就能一改往日懦弱的形象了。」12

懦夫不配当勇者，除非他面临打击，心中不再胆怯。但是，勇者不一定要使用暴力；用暴力反抗的，称不上勇者。我们再听甘地进一步的说明∶

「你不能拿非暴力来当作懦弱的藉口，因为非暴力是勇者的最高道德。

非暴力运动者，比那挥刀弄枪的人，须要更大的勇气。懦夫的行为，与非暴力的精神，是完全相反的。」13

甘地一面批评懦夫，也一面斥责行使暴力的人。用暴力来报仇，称得上勇敢吗？甘地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说∶

「你一旦遭到打击，挺身报复，这总比唉声叹气，任人摆布来得好。可是，原谅你的敌人，却是更高明的作法。因为，一个想要报复的人，他的内心是脆弱的，他害怕遭到对方伤害，不管他所害怕的，是真的会发生，或仅是胡思乱想的。」14

最後，我们再来看看这一段∶甘地如何对那些推动印度独立的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进行心理建设；如何把「非暴力」的精神武装提升到「面带微笑，从容赴义」的道德境界。他说∶

「一个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他必须随时面带微笑，接受死亡的挑战；他不向对方报复，他也不怀恨在心。有些人误解了撒提阿格拉哈，他们认为，那些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只会乖乖的到牢里报到，或任人挨打，除了如此，就没别的办法了。真是这样的话，这种运动是没法使印度独立的。你们若要印度独立，就必须学会这种宁可牺牲自我，而不杀害对方的艺术。」15

我在这儿不厌其烦的引述甘地的话，并不是把甘地当作真理的化身，把甘地的话当成不可怀疑的信条。

甘地生於一八六九年十月二日，卒於一九四八年一月叁十日。他虽被尊为印度国父，但在人类史上，更重要的是，他是最伟大的非暴力实行家。可是，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他，他有些想法与作法，似乎相当可笑，如

－－他叁十七岁起立誓禁欲，从此禁绝肉体享受；

－－他反对人工避孕；

－－他反对工业化；

－－印度发生天灾地变，他解释为神的惩罚。

超凡入圣的政客

甘地是生於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他活着的时空背景，与我们不同，难免有上述这些似乎可笑的想法。但是，就阐述非暴力思想而言，他则是划时代的人物。我们不能因他受限於时代环境背景，讲了那些话，而抹煞其他的贡献。

有人曾开甘地的玩笑，说他是一位「搞政治的圣人」；甘地则回敬一句道∶「不，我是一位想要超凡入圣的政客。」

有人把甘地当成活神，有人把他当成宗教家，有人把他看作道德家，更有人尊他为圣雄，印度民族运动的化身。可是，论到非暴力，我们不得不说∶他是一位洞察民心的政治策略家。他知道人民欠缺什麽，他更知道要给人民什麽。

甘地投身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发现了一项事实，这是印度之所以长期被英国统治的主因∶印度人民不敢起来反抗英国。下焉者，心怀恐惧，而逆来顺受，上焉者，走议会路线，走上法院打官司路线，走到伦敦请愿路线。虽有少数知识份子奔走呼吁，但广大的人民存有恐惧感，他们不知道从何使力，去反抗英国，他们丧失了民族的自信心。

甘地深知这项致命伤，因此，他以非暴力思想进行心理建设，他要改变印度人民原有的价值观念。

首先，他告诉人民，不可懦弱，懦弱就是罪恶；宁可揭竿而起，也不可沦为无助的顺民。

但是，印度人民那来强大的武器对付大英帝国的军队呢？

甘地再说，武装抗暴，虽然勇敢，但是用非暴力抵抗的人，更勇敢；传统的价值观念上，以暴抗暴，可歌可泣，但甘地却改变了这种观念。以暴抗暴，不值得歌颂，因为他们的心，仍被恐惧盘占，他们害怕受伤，害怕死亡，才拿起武器反抗。甘地强调，只有非暴力的反抗者，才是真正的勇敢，他不逃不躲，他不瘫痪无助，他坚强反抗，他视狱如家，视死如归，他又心无怨恨，原谅敌人。

甘地的这番主张，替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找到了方向，也找回了信心。甘地的大规模非暴力示威运动，叁番两次迫使英国政府坐下来跟印度领袖们举行面对面谈判，这大大鼓舞了印度人民，原来，我们可以不用武器，也不必摇尾乞怜的请愿，光靠非暴力，就可以产生迫使对方谈判的力量。

甘地给印度人民这项非暴力的武器，又替它取了个本土化的名称「撒提阿格拉哈」，从而使人民易於接受非暴力，运用非暴力，而产生一股他们丧失已久的力量。

虽然甘地曾自我解嘲为「政客」，但就宣扬非暴力，实践非暴力这一点而言，我们不得不敬佩他的确是个高明的策略家－－在那时的环境背景下，他教导人民，选择了非暴力的英国统治者，面对甘地的非暴力F众运动的挑战，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有效的统治印度了。

甘地常说「神就是真理」，并以「真理的追寻者」自居。16但他毕竟是人，他无法找到所有的答案。他承认自己是不够完美，他提出的非暴力主张也不够完美，但他绝不放弃继续追寻，继续尝试。

甘地说∶

「不管我的同胞接不接受我的建议，我都不会改变我的信念……有人批评，我是不够完美的，我却愿意这种批评。」17

但是，他又强调，要去不断的尝试「非暴力」∶

「一个撒提阿格拉哈的运动者，只要他有坚屹如山的非暴力信念，那麽，他就不必等到非暴力理论达到完美境界，才去找同志一起从事运动。」18

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精华，并不在於他建立一套完美的理论，而在於他不断追寻、不断实践的行动哲学。他曾说∶

「非暴力是不能光靠嘴巴的，你必须去实践它。」19

非暴力理论，不是一套抽象名词的排列组合，它是一套实践哲学－－如何身体力行，以改变社会。

也就是说，除非你运用非暴力，展开实际的行动，否则，是无法展现力量的，也就无法改变现存的、不义的法律制度。

实践非暴力，有什麽基本的原则？约有下列七点∶

（1）非暴力是爱，而不是恨；

（2）非暴力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

（3）非暴力挑战不义，而不伤害执行不义的人；

（4）非暴力是自我受苦，而不残害对方；

（5）非暴力着重於争取广大的第叁者；

（6）非暴力是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

（7）非暴力是无畏无惧的。

以下，我们将逐项说明。

爱，而不是恨

常言道∶「君子报仇，叁年不晚」；又说∶「不报此仇，誓不为人」。

报了仇以後，才算君子？不报仇的，就不是人？

在非暴力行动者眼里，恨的力量，是短暂的；而爱的力量，却是长久的。你的恨，常因仇人死掉，而消失了；但你的爱，却不因你所爱的人离去，而消逝。

甘地虽是印度教徒，但他最能将基督教义「爱你的敌人」运用到非暴力运动。他在南非从事非暴力抗争时，曾遭英国史莫兹将军(General J. C. Smuts)逮捕入狱。甘地是不是把史莫兹看成不共戴天的仇人？没有，他还在牢里亲手为史莫兹编织一双草鞋，请狱方送给史莫兹。後来，史莫兹又把草鞋退还给甘地。史莫兹事後回忆道∶「我不配穿这双伟人所编织的鞋子。」

翻开圣经，我们可以读到耶稣的「山上宝训」。他说∶「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马太5:39-40）他接着又说∶「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马太5:44）

我们再听一段，金恩怎样用简□而优美的语句，来阐述基督教爱的哲学∶

「你无法用仇恨与残酷，去治疗心头的恐惧，只有爱才能办到。仇恨麻痹了我们的生活，爱却使我们得到舒解；仇恨使我们的生活混乱，爱却使我们生活和谐；仇恨使我们暗无天日，爱却使我们走向光明。」1

也许有的人会不以为然，而反问道∶敌人在你的鼻子前挥舞拳头，这套「爱你的敌人」哲学，还管用吗？

一九六○年代，美国黑人民权运动在金恩领导下，以非暴力为运动的最高原则，积极在各地展开。

据所罗门及费雪门(Soloman & Fishman)两位学者针对当时的民权运动所作的研究，有一段故事十分有意思，我现在将这个故事4述如下∶

有一天，黑人在美国首府华盛顿举行一场民权示威。那时，有一个家伙，他是「美国纳粹党」(American Nazi Party)的党员，也来到现场。示威队伍中，有一位学生担任纠察，负责维持秩序。这个纳粹党员就走到那位学生面前，恶形恶状，大声咆哮，极尽侮辱之能事。是可忍，孰不可忍？那学生见状，本想给对方一拳，但念头一转，为了整个运动，一口气吞下来。

那纳粹党员还是一直想找碴，可是，这学生出乎预料的，竟改用笑脸攻势，每当对方瞪过来，他就回报以微笑。结果，一来一往，对方也被搞得莫名其妙的笑起来。突然又想，不对，我怎麽也跟着笑呢？一时也不知该怎麽收场，只好悻悻然离开现场。这学生也发现，他的同伴里，也有不少人用这招微笑，把一些挑衅者搞得自讨没趣，悻然离去。2

当对方辱你、骂你、打击你，是希望你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以使他取得攻击你的正当性，而能振振有词道∶「看！你还手，我不得不揍你！」

若是我们不理会对方的挑衅，还报以微笑，还以善意，还让周遭的人都知道，我们并不恨对方。这下子，对方要攻击你的正当性降低，也就是说，他无法取得合理的藉口来打击你。

如果，我们再把这种人与个人间的关系，推到示威者与镇暴警察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情形？

要是你觉得，你实在无法「违背良心」，去爱那些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镇暴警察，至少，你可学学一件事－－拒绝恨他们。

爱你的敌人，这种宗教境界太高，但我们可以尝试拒绝恨对方。

如果你不向对方丢石头、汽油弹、或铁棍木棒，大打出手，反而献给他们鲜花、送他们饮料、在他们面前点上代表和平的小蜡烛、称他们为「咱的兄弟」……这时，棍口枪口向着自己同胞的镇暴警察，较可能降低对示威者的敌意，而统治者也较难贯彻他们镇压人民的意志，结果可能是，镇暴警察不愿镇暴，或镇暴不力，或甚至公然反叛。

示威者的善意，可以软化镇暴警察的镇暴意志，这就是爱的力量。

积极主动

非暴力并不是消极的任人挨打，也不是被动的等待对方的攻击。

非暴力是主动的挑战，积极的抵抗。

非暴力行动者，主动权操之在我，甘地说∶

「骁勇善战的将军，总是自己决定什麽时候进行战斗。在决定作战的各种因素中，他掌握着主动权，他绝不把主动权让给对方。」3

非暴力行动者，他们要主动的选择时机、选择诉求主题、选择抗争模式、选择示威地点……甚至决定什麽人应该入狱、什麽人应该准备第二波的攻击……等。他们不会等对方下了一步棋，才决定自己要走那一步。

例如，非暴力行动者不必等到统治者举行选举时才来进行动员、宣传、对抗……等抗争。而是，这方采取主动攻势，展开抗争，创造紧张局势，而後迫使对方让步，或举行对等谈判，或让对方下台。

一九八六年，台湾反对派人士所发动的「五一九绿色行动」，要求解除长期的戒严，即是一例。发动这项运动的领导者郑南榕，他不等到执政的国民党所规范的选举才进行抗争，反而由这方决定什麽时间、什麽地点、什麽诉求、什麽抗争模式，向统治者挑战。

金恩曾说∶

「真正的和平，不仅仅是没有紧张的情势，还必须是正义获得了实现。」4

表面平静，并不是真正的和平。受压迫者噤若寒蝉，更不是和平。只有实现了正义，才有真正的和平。

非暴力行动者不怕危机，不怕对抗，反而积极主动的，创造建设性的危机、建设性的对抗，以便迫使原本拒绝谈判的统治者乖乖的坐下来谈判，也使沈默的大众听到被压迫者的声音。

一九八○年波兰团结工联成立。一九八一年波共实施戒严，镇压团结工联。团结工联在往後漫长的九个岁月，经过一场场罢工，迫使波共进行一回合又一回合的谈判，而後团结工联竟能筹组政府，一九九○年工联领袖华勒沙还当选民选总统。

这儿，我们再以金恩的话强调一次，积极的、主动的非暴力，它的重要性在於∶

「我们采取直接行动的目的，是要创造一个危机四伏的情势，迫使对方打开谈判之门。」5

挑战不义，而不伤人

甘地一生活了六十九岁，总共被逮捕下狱十五次，其中，在南非六次，在印度九次。

甘地十五次入狱记录中，有的是当日释放，有的是朋友偷偷帮他缴罚金而出狱，有的是朋友替他交保，有的是被判劳役，有的是判刑六年，而後因开刀而出狱，有的是没有审判、没有判刑而无条件释放，有的则是甘地绝食，绝得快奄奄一息而遭释放……他的入狱记录相当可观，而出狱方式也各有不同。

可是，唯一相同的是，他每次被抓时，一定不作任何抵抗，乖乖的接受逮捕。

非暴力行动者虽然反对恶法，却愿意跟执法者合作；他抨击制度，却不攻击维护制度的人；他对事不对人。

非暴力的动力来源就是爱。有这种信念的行动者，他不去摧毁，也不去伤害对方的身体，反过来，他要得到对方的谅解，争取对方的友谊。

举例来说，坚守非暴力的人，纵然遭到镇暴警察痛击，他也不会棍棒相向，或以石头、汽油弹回敬。如果对方落单，落入自己人手中，也绝不伤害对方的身体或侮辱对方。

有时，非暴力行动者不但不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还主动的向对方表示自己的善意。

这怎麽做得到？那麽，请看下面一则报导，看印度的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在孟买街头，与镇暴警察两军对阵时，他们如何向警察表达善意∶

「坐在街头示威的，大约有叁万名左右的群众，男女老少都有。警察则面对他们，也坐了下来，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了。但双方都各不让步。没多久，天色渐暗，也下起雨来了。那些旁观的民众看到这情形，就自动组织起来，分头去找来食物、饮水及毡子，然後送给示威者。这些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收到了补给品之後，不但不留给自己用，反而把东西传给挡在他们面前的警察，藉此表达他们的善意……」6

自我受苦

非暴力运动者为了改变现状，他把自我受苦当作必须付出的代价。

自由不可能由天而降，权力也不可能由统治者赏赐给人民。没有付出，那有收获？

非暴力行动者在奋斗的过程中，他不去伤害对方，而以自我受苦来影响舆情，或软化对方的立场，或迫使对方改变政策，或使对方平起平坐，进行谈判，或让对方不得不同意我方的要求。自我受苦的方式，有忍受殴打、志愿遭捕、乐意入狱、绝食、自焚、……等由肉体的疼痛、身体的囚禁，到自我牺牲生命，有各种不同的受苦程度。

例如，一九九○年，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当局以叛乱罪将反对派人士黄华逮捕入狱，而後判处十年有期徒刑。黄华曾叁度入狱，坐过二十一年又四个月的牢。这次他又因主张台湾独立，而面临叛乱罪的审判。他获判十年後，拒绝上诉。他以无辜入狱的自我受苦，来实践非暴力的原则。

再来，我们来介绍一位「爱尔兰共和军」(Irish Republican Army IRA)的成员，鲍比桑德斯的故事。

一九二一年，英国与爱尔兰签订条约，南爱尔兰宣布成为爱尔兰共和国，而北爱尔则归英国统治。

「爱尔兰共和军」是北爱尔兰的一支地下恐怖组织，它要求英国的势力退出北爱尔兰，而让整个爱尔兰成为一个独立完整的共和国。

一九六九年，「爱尔兰共和军」分为两支，一支因长期的武装暴力，仍未有效的把英国赶出爱尔兰，而主张放弃暴力路线，另一支则坚持恐怖暴力路线。

鲍比桑德斯是一位很有才气的北爱尔兰青年。他十八岁加入爱尔兰共和军，二十七岁狱中绝食至死，短短的二十七年的生命，有九年在牢里渡过。他是位诗人、作家、吉他手、歌手。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历经长达六十六天的绝食，桑德斯终於替自己的生命圈下了句点。死时，他是英国国会议员，更是轰动全球的新闻人物－－曾经是暴力恐怖组织的成员，後来以非暴力的方式绝食至死。

桑德斯绝食至死

一九八一年初，一批被关在牢里的爱尔兰共和军成员要求享有政治犯的待遇，为柴契尔夫人政府断然拒绝。他们便决定，绝食至死，向英国表示抗议，这批共和军，带头的就是桑德斯。

当时，桑德斯向他的同志表示，如果我死了，绝食的行动，就应立即停止，但遭到同志们拒绝。五月五日，他熬了六十六天後，终於与世长辞。同时，有四位同志也继续进行绝食。牢外的爱尔兰共和军领导阶层不得不下达命令，要求他们停止绝食行动，以避免无谓的牺牲。可是，後继者不为所动，仍然一个个接力绝食至死，直到第十位绝食者死亡後，在天主教会与绝食者家属双管齐下的压力下，才迫使长达半年的绝食行动踩了煞车。

桑德斯等人要求政治犯的待遇，可是在柴契尔眼中，他们是暴力组织的恐怖份子，怎麽可能给予政治犯待遇？桑德斯在绝食中，被人推出来竞选国会议员竟然狱中竞选成功。

堂堂的国会议员，扬言绝食至死，这给柴契尔夫人带来很大的困扰。

汤姆威尔森(Tom Wilson)指出柴契尔夫人的困境∶「这次绝食行动，很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即使是被关在牢里的人，只要意志坚强，把勇气发挥到极致，也可以使英国政府－－甚至世界各国的任何政府－－陷入进退两难的地步。如果政府让步了，答应他们的要求，很难保证他们不会得寸进尺，再提出新的要求；如果政府拒绝了，就让他们绝食至死，很可能会遭到违反人道的批评，而且，政治上的风暴也许会随之而来。」7

讲到这儿，我们要讨论一个问题∶

非暴力是尊重生命，所以它反对使用暴力，残害任何人的生命。

但是，一旦自我受苦过了尽头而付出生命，如爱尔兰共和军成员的接力绝食至死、如韩国大学生示威中跳楼自尽、如越南和尚当街引火自焚……这种否定自己生命的行为，是非暴力吗？

一九九○年九月至十月间，将近一百多名印度学生为了当时的辛哈总理(V.P.Singh)，即将实施一项政府机关人事任用保障名额政策，竟然选择了自焚方式，作为最严肃的抗议。这种大量的、自我毁灭的示威，是非暴力吗？毁灭别人，是暴力；毁灭自己，为什麽不是呢？

也许，这一点是非暴力理论的缺陷，有待大家进一步探讨。

争取广大的第叁者

「化敌为友」－－虽然是非暴力运动的最高境界，但却是很难达到的目标。当你的统治者视你为「非我族类」，如南非白人政府看待黑人为次等公民，那时，光是用爱来感化统治者是不够的，还须要争取社会上广大的第叁者。只要广大的第叁者站在你这边，你才可以改变现存的权力关系，进而改变现有的制度。

一九五六年一月叁十日，当金恩正在教堂讲道时，突然接到消息∶「你家被人丢了炸弹了。」金恩匆匆赶向蒙哥马利(Montgomery)的住宅。幸好，只前院被炸，而金恩的妻儿都在後面，母子平安。这时，听到消息赶来的黑人弟兄群集现场，有的手中拿棍拿棒，准备向白人讨回公道。眼看一场流血冲突即将爆发，金恩却要求他的黑人支持者「放下你们的武器」，甚至说「让你们的白人弟兄知道，你们爱他们」，他的一席话，化解了一触即发的暴动。

金恩的话，也许感动不了投掷炸弹的凶手，也许感动不了视黑人为「非我族类」的叁Ｋ党，但他却了解，黑人在美国总人口的比率是少数，除了鼓舞黑人站出来奋斗以外，他还要争取广大的第叁者－－即他口中的「白人弟兄」，唯有争取到白人的支持，黑人才有可能影响政府的权力运作，而制订民权法案。毕竟，强硬主张「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仍是少数，还有广大的、漠不关心的、或没有意识到种族问题的白人，这些才是黑人民权运动者所要积极争取的目标。

争取第叁者的支持，为什麽要走非暴力路线？

殖民地的民族武装斗争也可以唤醒民族意识，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啊，跟统治者进行游击战，也可能得到民众暗中的支持啊，为什麽一定要非暴力呢？

我想引用《结合在一起∶女权主义与非暴力》这本书内的一段话，作为上面问题的答案∶

「暴力斗争和游击战，拿来跟非暴力斗争比较，两者的目标可能一样，都是来解放人民，但是暴力斗争的方法，却没法使广大的人民参加战斗的行列，例如老弱妇孺就不适合参加武装战斗。就因为他们没法参加战斗的行列，他们也就没法参与决策。一旦革命成功了，虽是打着人民的旗号，实际上人民根本管也管不了。」8

非暴力是要争取第叁者的支持，而且，除了争取他们的支持之外，更要积极的请他们参与非暴力行动的行列，分享决策权，共同决定我们要改变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这样的权力关系改变过程，也较符合民主程序。

公开的，而不是秘密的

暴力组织搞秘密行动，但非暴力组织却强调公开原则。

金夏普教授解释何谓非暴力的公开原则∶

「非暴力行动的公开原则，意思是说，这个组织公开的进行他们的行动∶

－－领导者的姓名及行动，完全公诸於众，让大众及反对他们的人知道；

－－当面的抗议书，必须有抗议者个人或该团体的签名；

－－任何抗议示威，必须公开进行，不可以有诈欺或留一手的手段。

－－抗议示威进行之前，事先通知对方或警察机关。

通常是用书面方式，告诉他们，我们要举行抗议示威的日期，地点、时间、参与者的姓名及采取行动的方式。」9

抗议示威，两方对阵，为何要完全掀开底牌，让对方摸清呢？

请听甘地的解释。他说∶

「自由人，是不会参加秘密运动的。」10

又说∶

「搞秘密的、地下的行动，绝不可能变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或鼓舞成千上万的人民参加你们的行列。

只有公开的向统治者挑战，公开的展开行动，才能促使全民参与。……如果没有公开的、非武装的战斗，数以亿万的印度人民，是不可能觉醒的。」11

一九叁○年叁月十二日，甘地领导印度人民，长途跋涉二百英哩，走了二十四天，到达丹地(Dandi)海边，抓起一把盐，公开的反对英国的「食盐法」(TheSaltLaw)。该法规定，食盐由政府专卖，人民不得私自制盐。这段故事，就是史称的「食盐长征」。

甘地从各省挑选了七十八名追随者，就在出发当天，在他自办的报纸《少年印度》(Young India)上，把这些追随者的姓名、年龄、基本资料，通通公布出来。12

甘地这种公开的作法，难道不会让参与者感到困扰吗？例如，政府不是可以先对被公开的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放弃参加吗？

非暴力行动者就是以公开来面对政府的压力，□除参与者的恐惧。例如，当我们秘密行事，名单保密，他们的特务系统一旦揭发或破坏了我们的计划，则运动较易受到打击；可是，人员与计划公开在阳光底下，习於地下暗察的特务也就无法发挥其作用了。因为，人人都不惧怕，又没什麽秘密可言？特务的功能不得不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把人员计划公诸於众，可以使对方对你产生信任感，他们知道你准备怎麽做，你的领导者是谁，因此，他们较不会因怀疑、猜忌、或生怕破坏，而坚守原来强硬的立场，双方也较容易担起对话的桥梁，去解决彼此的冲突。

再者，开诚布公比起神秘恐怖，来得更容易争取广大的第叁者。广大的第叁者若同情我们，支持我们，那麽我们的力量将增强，我们与统治者的权力关系也会改变。

一八六六年，俄国革命份子企图暗杀沙皇亚历山大二世(Tsar Alexander II)，不料，这项暗杀行动却使俄国的贫下工农举行一项集会，表明同情沙皇、支持沙皇。革命份子的恐怖暗杀行动，不但没使工农觉醒，反而使他们更对沙皇效忠。

一九○五年一月九日，加彭神父(Father Gapon)领导群众，向沙皇冬宫广场挺进，举行非暴力的示威。加彭事先就把他的示威游行计划向沙皇照会。可是，沙皇不但不理会人民的请求，还对手无寸铁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这就是俄国史上的「血腥星期日」(Bloody Sunday)。

这场血腥镇压，改变了革命者与沙皇的权力关系。广大的工农开始觉醒，他们不再认为沙皇是仁慈的保护者，他们转而向革命阵营投以同情，给予支持。当广大的工农逐渐的不信任沙皇时，也就是沙皇步上败亡的时候。

非暴力的公开原则使人民对行动者减少怀疑，□除恐惧，从而产生信任感。当人民决定站在你这边时，你才有力量去改变社会。

无畏无惧

非暴力是无畏无惧的。受压迫者不敢站起来反抗，因为他们害怕遭到打击。而非暴力则强调主动的承受打击，从而□除心中的恐惧。

印度独立後的首任总理，也是甘地的继承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曾指出，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最大力量，是来自印度人民对英国的恐惧。

造成这种恐惧的来源很多，例如，印度人民害怕军队、害怕警察、害怕无所不在的特务、害怕当官的、害怕法律、害怕地主的代理人、害怕债主、害怕失业与挨饿……。13

尼赫鲁说∶

「面对这种无所不在的恐惧感，甘地以冷静而坚定的口吻说∶不要害怕！」14

尼赫鲁又强调，非暴力的不合作运动，能够使群众∶

「感到他们解放了，他们挣脱枷锁了，他们自由了。曾经压在他们头上的恐惧感，已被抛诸脑後，他们挺直了腰杆，他们抬起了头。」15

前面我们讨论过，非暴力是公开的，是自愿承受苦难的。非暴力运动者不会感到自己是卑贱的、次等的、无力的，他会充满信心，会觉得自己是自由的，他们感受到集体向权威挑战，他们内部会产生一股力量。

非暴力行动者碰到镇暴警察或镇暴坦克时，他们不会视之为可怕的恐惧，拔腿就跑，反看作是必须承受的打击，而微笑以对，迎上前去。这种无畏无惧的表现，才是真正的勇敢。

传统观念上，常常歌颂战场上冲锋陷阵、歼灭敌人的军人，称他们为英勇的战士；常常歌颂「风萧萧兮易水寒」的刺客，称他们为谋杀暴君、为民除害的英雄。这种以暴力消灭敌人的作法，被认为是男子汉气概，是英雄豪杰。

但是，杰罗姆法兰克教授(JeromeFrank)则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男子汉气概就等於暴力杀敌的观念，已被非暴力理论打破。他举甘地领导的印度非暴力运动，及金恩领导的黑人民权运动为例。两者所处社会不同、传统文化不同，但他们的非暴力运动，改变了社会上原来对「勇敢」的定义，法兰克说∶

「他们（非暴力行动者）很成功的建立起一套团体的价值标准，也就是，面临死亡，仍勇於向前，而不诉诸暴力，这才是男子汉所表现出来的最高勇气。」16

一个暴力抵抗者面临打击时，他能打就打，打不过就叁十六计走为上策；但是，一个非暴力抵抗者面临打击时，他拒绝暴力抵抗，又自愿承受苦难，如挨揍、被抓、被关，甚至死亡，但仍坚决的勇往直前。难怪甘地说∶「实行非暴力的人，比使用暴力的人须要更大的勇气。」17

最後，让我们再重述一遍上述七项原则∶

非暴力是以爱止恨；非暴力是积极主动；非暴力是对事不对人；非暴力是自我牺牲；非暴力是要争取第叁者；非暴力是开诚布公；非暴力是无畏无惧。

非暴力理论本身并没有力量，唯有按照这些原则去身体力行，力量才会产生，才能改变社会，创造新秩序。

有勇无谋，不足以成事。采取非暴力行动，事前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

行动过程中，对行动者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承受对方的残酷镇压，而是镇压来临时，怎样维持严格的非暴力纪律。

这一章，我们就这两部分加以分析讨论。

各种准备工作

非暴力行动，就跟军事行动一样，准备愈充分，胜算就愈大；反过来，草率成军，不教而上阵，往往打不过训练有素、严阵以待的对手。

不管是百万人大示威，或一小撮人的静坐抗议，或甚至只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斗，事前的计划与准备，较能保证你可以达到预期的效果。

如何搜集各种资讯、如何选择适当的诉求、如何决定行动的地点、如何训练、如何组织行动的队伍、如何下达最後通牒……这些通通需要计划与准备。甘地就是个中高手，他尤其重视非暴力行动的准备工作。

要是碰到突发状况，例如我们的领袖突然遭到逮捕，为了表示抗议，要采取立即的反应，如大规模的示威，这怎麽有可能好好准备呢？

事实上，非暴力行动的领袖平日就应准备，一旦状况发生，如自己遭到逮捕，就该有第二顺位的干部，接续非暴力运动的推展，甚至平日就准备好，一旦第一线领袖被捕，应该如何应付突发状况。再者，平常的组训工作，就该对突发状况有事先的沙盘推演，才不至於遇事手足失措，主动权落入对方手中。

以下，我们逐项讨论各项准备工作。

（1·搜集资料2·选择具体而明确的诉求3·决定适当的地点4·训练5·组织6·下达最後通牒）

1·搜集资料

一九一七年，印度北部有个地方叫查姆帕兰(Champaran)，当地盛产一种专门制造靛青染料的植物。当时，那些靛青佃农备受地主剥削与压榨。有一天，一位佃农跑去找甘地，诉说他们的痛苦。甘地得知情形之後，便专程前往查姆帕兰实际了解状况。

甘地和他的工作同仁到了当地之後，并没有立即带领人民抗议示威，反而花相当长的时间，日复一日的访谈将近八千名佃农，并记录下他们遭到地主剥削的情形。最後，他拥有了相当完整的资料，而事实也证明了，佃农确实遭到了严重的剥削。甘地这时才开始教导人民如何进行非暴力抗争。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没有搜集充分的资料，不要贸然从事非暴力行动。因为，非暴力是对付不义的，若是我们所诉求的目标含有不义的成分，如要求特权，或含有诈欺成分，如捏造对方的缺点，那麽，纵然你发动非暴力抗争，一旦事实真相被抖出来，你的道德性降低，对手的正义面相对提高，这样的话，你的抗争行动较不易成功，也不符合非暴力「以正义对抗不义」的原则。

2·选择具体而明确的诉求

非暴力的目的，并不是要消灭对方，而是要争取平等谈判地位，解决双方的冲突。

如果你提出一个包山包海的诉求，结果很可能是你高估自己的实力，因为对方根本就不可能接受。或者是，纵然对方在你的非暴力抗争下，被迫坐下谈判桌，但抽象的、包山包海的，如自由、民主、司法独立……等诉求，不利於实际的谈判。

非暴力行动者应衡量自己的实力，提出一项或几项具体而明确的诉求，赢得胜利後，再提出其他的诉求，再赢得胜利……这样以少积多，积少胜成大功；最好不要一下子就提出太多的诉求，这样只会增强对手顽抗的意志，更难达到全面的胜利。

一九叁Ｏ年甘地领导「食盐长征」，他的诉求很具体而明确－－废除「食盐法」，让印度人民人人都可以自由制盐。他在海边抓起了一把盐之後，全国各地的人民群起效尤，也公然违法制盐。英国当局不得不逮捕甘地。甘地遇捕，他的干部则随後跟进。英国当局愈抓愈多人，最後，大英帝国只好低下头来，跟他的被统治者的领袖进行谈判。

这一段历史，主题虽是盐，应是与独立建国无关的议题，但是这段「食盐长征」，却是印度独立运动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民被动员起来，集体反抗他们的殖民统治者。

推动美国民权运动的金恩，也曾检讨，诉求太多，焦点就会被模糊掉了。他说∶

「我们过去所犯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一项，就是我们把力量太分散了。我们曾用尽心力去攻击各种种族隔离政策，却没有挑选一项主要的议题，作有效的打击。」1

3·决定适当的地点

一般人的观念，搞示威游行，最好去大城市，尤其是闹区，人多，场面大，效果才好。

其实，什麽地点最适当并没有一定的原则，这要看你所处的情况，与你希望达到什麽效果，才来决定那里才是最佳的非暴力行动地点。

前面，我们已提过甘地「食盐长征」的例子，这儿，我们再作另一方面的分析。

甘地食盐长征的目的地，是在印度西部孟买湾(the Gulf of Bombay)的丹地(Dandi)海滩。甘地为什麽要挑选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偏僻海滩？为什麽不在大港口的海岸制造盐呢？

一九叁Ｏ年叁月十二日，甘地从阿美达巴德(Ahmedabad)出发，率领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徒步走了二十四天，四月五日终於抵达了丹地。他何苦要率众长途跋涉两百英哩，来这个地点呢？

让我们听听金夏普教授的分析∶

「甘地挑了孟买湾边的丹地，这个地方知道的人不多，也没什麽特别意义。值得一提的是，以这地点作目的地，可以使甘地与他的信徒们足足走了廿四天－－也就是今日我们称之为「食盐长征」□□这段期间，他可引起众人的兴趣，而注意到他这项民事不服从的计划。」2

一九六Ｏ年代，英国的着名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是个积极的反核份子。有一次，有人提议要在伦敦市中心区举行一场大规模的反核静坐示威。罗素则表示反对，他认为，为了效果起见，与其在市中心区静坐，不如去坐在飞弹发射基地前。他认为去飞弹基地那儿静坐，有下列叁项好处∶

（1）去那儿进行民事不服从的静坐，很容易得到社会上广泛的支持；

（2）虽然我们去坐那儿，政府也许□不下这口气，可是一般的社会大众还不致於对我们怀有敌意。

（3）我们的行动，一般人看来还不像是颠覆的，或搞得像无政府政状态的。即使是那些漠不关心政治的人，也不造成他们的不便。」3

前面我们说过，非暴力的一项重要原则就是要去争第叁者的支持。因此，用这标准去衡量，当我们准备发动非暴力行动时，地点的好坏，就看是不是能引起广泛的注意与支持，不一定要在大都会，如甘地挑了偏僻的丹地；也不一定要在市中心，如罗素属意远离市中心的飞弹基地。

4·训练

一般人面临打击，他的反应可能有叁种∶逃、反击、或瘫痪无力。

但是，非暴力行动者却不逃、不反击、也不会瘫痪无力。他不是天赋异，也不是奇人异类，他是必须经过训练的。

欧美一些非暴力运动团体，如反核团体、女权团体、反战团体、环保团体……等，经常会举办各式的非暴力讲习班，训练该团体成员面临暴力打击时，如何坚守非暴力的原则。例如，接受训练的人在模拟的警民对峙状况下，躺在地下，被人拖走，或在棍棒殴击下，仍然面带微笑，而不青筋暴露，拳脚齐上，以暴制暴。

也许有的人会怀疑，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还要「爱你的敌人」，这种圣人的境界，我们凡夫俗子怎麽学得来？

事实上，只要经过训练，任何人，不论性别、肤色、种族、阶级、宗教信仰、教育程度、体力……等，没什麽不同，通通可以透过非暴力的训练，学习到非暴力的技巧。非暴力不是一套复杂难懂的理论，它是一种实践哲学，只要你学习，你就能使用。

非暴力不是圣贤的专利品，它是一般人皆可得到的日用品。我们听听理查葛雷格(Richard Gregg)在他的《非暴力的力量》(The Powerof Nonviolence)书中，特别指出这一点∶

「一千年以前，只有非常少数的人，才能读得懂或解得出几何学难题。自从印刷术发明之後，再加上教育的普及，使得一般大众都能看得懂，也能解得出几何问题。

军中的纪律训练，就好像是另一种工具，透过它，普普通通的人也可以成为骁勇善战的战士。同样的，甘地就是运用这种纪律训练，把成千上万的印度农民，他们并不是圣人，只是普通人，转化成非暴力的抵抗者。」4

「不教而上阵」，是非暴力行动最大的隐忧。想想，参与示威的人，是听到消息赶来看热闹的乌合之众，那麽，任凭领导者在队伍中高喊「爱与非暴力」，群众往往禁不起一点刺激或对方的挑衅，而酿成暴力事件，不但破坏自己的非暴力原则，也提供了对方镇压有理的藉口。

因此，参加一场抗争行动，若参与者接受非暴力训练的人愈多，维持非暴力纪律的纠察愈训练有素，那麽，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就愈低。反之，则暴力收场的可能性愈高。

别把「爱与非暴力」当作口号。训练出来的非暴力纪律才能保证我们的「爱与非暴力」。

5·组织

非暴力的组织型态，最好是由下而上的草根组织。因为草根组织，比精英组织较能有效动员群众，而组织的动员能力愈强，愈能展现抗争的力量。

前面说过，我们并不要靠不世出的圣人来推行非暴力，普通人只要经过训练与教育，就能当非暴力行动者。

一九八叁年，「女权主义与非暴力研究团体」(Feminismand Noviolence Study Group)曾出了一本小册子，在册子里面，就强调上述的观点∶

「非暴力之所以有力量，靠的不是精英领袖，而是普普通通的人。只要他们有决心，有勇气，就能追求自己的生活，建立自己想要的世界。」5

非暴力的草根组织，可以动员一场百万群众大会，也可以举行为数几人的静坐抗议。不论进行抗争的人数多寡，平常的非暴力组织，最好以小组的型态运作。尤其在独裁政权下，大规模组织或大型的公开集会，很容易遭到统治者破坏，小组织的灵活运动，更显得重要。

理查葛雷格就建议，这种小组，人数最好不少於五人，不多於十二人，是较佳的型态。这样的小组组织，有什麽好处呢？列举如下∶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有利於自由的、积极的、不间断的讨论；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成员容易产生强烈的归属感，并使小组成为具有独立作战能力的单元；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可以避免内部分裂成派系；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可以很方便的找到一个房间或屋子开会；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可以避免租借或寻找大型聚会场所的麻烦；

十二人以下的小组，开会时可以避免引人耳目，或遭到干扰。6

通常军队以十二人一班为一基本作战单位，往上推则有连、营、团、军等层级组织。非暴力组织也是一样，最好以小组为基本单位，但也应作横的连系，而形成地方组织、地区组织、全国组织，甚至跨国而为国际性组织。

不过，两者比较，又有不同，前者以暴力作武器，後者以非暴力作武器；前者强调由上而下的指挥，後者注重由下而上的参与。

6·下达最後通牒

非暴力行动者不搞秘密活动，不发动突击。

依照非暴力的公开原则，采取行动之前，他会把行动的诉求、行动的方式、行动的地点，与行动的最後期限通知对方，如果对方仍不理不睬，或让步的幅度不符合要求，那麽，非暴力行动将如期进行，这就是下达最後通牒。

一九叁Ｏ年叁月十二日，甘地展开「食盐长征」，要求废止英国制订的「食盐法」。

这项行动之前，甘地曾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英国总督欧文爵士(The British Viceroy Lord Irwin)，说若在叁月十一日之前，欧文仍不想废止这项不义的法律，那麽，他将率领群众公然违反「食盐法」。他又扬言，如果欧文一开始就把他逮捕，那麽：

「成千上万的印度人民，在我被捕之後，将很有纪律的继续前进。他们将公然的触犯食盐法，并乐於接受那项法律对他们的处罚。」7

甘地又强调，他这项最後通牒并不是威胁欧文，他说∶

「我这封信，绝不是要威胁你，而是身为一个民事的抵抗者，他应尽的一项简单而神圣的义务。」8

甘地在这封信的结尾，这样签名道∶

「我仍然是你诚挚的朋友。甘地敬上」9

非暴力行动者下达最後通牒，表明了他公开反抗的决心，而不是搞秘密的突击行动；他表明了反对的是不义的制度，而不是执行制度的人，像甘地就对欧文说「我仍是你诚挚的朋友」。如果对方答应了要求，这表示最後通牒有效；如果对方不理不睬，这正可以给非暴力行动者名正言顺的理由，对抗不义的法律制度。

一九五二年，南非反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洲民族议会」(the 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ANC)，在发动一项「抗法运动」(Defiance Campaign)之前，也对南非白人政府下达一项最後通牒∶

「……（非洲民族议会）代表大会一致决议，要求南非政府当局，在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九日以前，废止上述各项种族隔离法律。如果你们无法做到的话，非洲民族议会将订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当天，在各地举行各种抗议示威及集会，当作我们抗法运动的第一步。」10

最後通牒，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它宣示了战斗的时候快到了，从而鼓舞内部士气，提升为正义牺牲的精神。

让我们听听阿曼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他在一九五二年抗法运动发动时，振奋人心的一段话∶

「行动的时候到了！我们已经跟白人政府谈得太久了。我们已经被压迫了叁百年了……

朋友们！叁百年过去了，现在我要说的是，时候到了！我们将要跟白人谈，用他们唯一能懂的语言来谈，那就是∶战斗的语言！」11

上一章曾提过，非暴力是积极主动的。下达最後通牒，就是积极主动的。我们不等待对方摆好阵势，才来想如何破解，下达最後通牒，就是丢给对方一个难题，要麽谈判，否则就是面临时非暴力的战斗。这样子的话，主动权就操之在我。

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下达最後通牒，千万不可高估自己。话讲得太满，实际上无力执行，最後通牒的效果将大打折扣。例如，你要发动一场示威，一开始就把话讲得太满，如全面罢工、全面罢市、全面罢税、全面罢课，又如「百万人大示威」，或「抱必死之决心」，可是，一旦对方对你不理又不睬，你根本就没有准备展开那样的示威，或场面冷冷清清，又草草收场，根本没有破釜沈舟的决心，这种最後通牒，最好少下为妙。

因此，事前周密的准备、完整的训练、强有力的组织等各种因素具备，才能使你下达的最後通牒发挥预期的效果。

非暴力的纪律

一个人使用非暴力，并不等於他拥有了一张成功的保证书，他必须付出相当的代价∶

（1）他可能经常挫败，或短期内看不到成功的曙光；

（2）他面临各种损失，如经济上的损失，或身体上的打击，或丧失自由，甚至赔上生命。

（3）他可能禁不住对方的打击，而无法坚守非暴力原则，而以暴力相向，从而原来的正义诉求被暴力阴影蒙蔽而不彰。

非暴力行动者讲求纪律，因为，纪律愈严格，行动者愈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维持住纪律，非暴力才能展现它的力量。

拿破仑曾说过，打赢一场战争，相关的因素很多，但其中，纪律的因素占了百分之七十五。12

非暴力抗争，跟武装战争一样，也是强调纪律的。

虽然我们不必把甘地的言论，句句都作真理，但下面这段谈话，我们却不可不读∶

「如果你们不去学习钢铁般纪律的本质，那麽，光靠非暴力行动就想使四万万人民获得自由，这是不可能的。非暴力的纪律，不是由外强加在一个人的身上，它是内在产生的自我约束。缺少必要的纪律，非暴力只是一项美丽的包装而已。」13

非暴力行动者必须想尽办法维持纪律，而不能存有侥幸的心理。

也许，你带领的人有一些街头非暴力抗争的经验，也许你碰到的对手很差劲，也许行伍中，刚好没有人从中挑衅，也许你处的社会，人人都有宗教上或道德上的非暴力信念……，但是，一旦上面某一项因素刚好并不是这样，一场非暴力行动可能演变为双方棍棒齐飞，催泪弹与汽油弹你来我往的场面。

非暴力行动恶化为流血暴动，将使原本高贵的诉求被模糊掉，如对方所垄断的传播媒体大肆报导警方遭到「暴民」攻击後，人员伤亡多少，建筑物及车辆损毁多少；再者，非暴力行动所要争取的广大第叁者，更因暴力事件爆发，而对我们这边望而却步，不敢支持。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六日，美国纽约哈林区一位非执勤警察，持枪打死了一个黑人少年。

七月十八日，黑人「种族平等议会」(The Congressof Racial Equality)动员遍布各大城市的分会，群聚纽约，举行一场示威，他们要求成立一个民间的调查委员会，调查警察的暴行，并且要求警察局长下台。

当天，约一百多名黑人首先聚在哈林警察分局前，坐在马路示威。警方数度想把示威者驱离马路，但没法成功，最後只好逮捕带头的领导者。这时，示威群众听到领导者被捕，有的人还遭警察殴打。这下子，其馀的示威者再也按捺不住，便向警方丢砖头、玻璃瓶，後来，空中飞来一枚汽油弹，掉在一辆警车上面。警方见状，竟开枪还击。於是，一场暴动便开始了，消息传开，纽约各处的黑人区也爆发流血冲突，就这样，持续到了第四晚，暴动才告结束。

事後检讨，如果「种族平等议会」的领导者没有被捕，或者，留在现场的静坐示威者坚持非暴力的纪律，那麽，可能不会引发这场蔓延四天的暴动。

不幸的是，暴动发生了；更不幸的，整个社会的焦点不再集中於警察开枪杀人的暴行，也不再关切怎样成立民间调查委员会了。

维持纪律的方法

非暴力是一套简单的行动哲学，它要求人遭到打击时不暴力反击，而依然微笑挺进；可是，它也是一项高难度的艺术，它要求行动领导者在面对打击时，拿捏得住群众心理，而维持非暴力的纪律。

虽说它是一项高难度的艺术，但只要领导者与参与者彼此间沟通愈充分，参与者愈深入了解非暴力的原则与行动的计划，指挥系统愈明确，那麽，就愈容易完成一项漂亮的非暴力行动。

维持非暴力纪律，有下面几种方法，我们逐项的讨论：

（1·呼吁与声明2·行动准则与纪律规定3·宣誓4·纠察5·状况演习6·停止或取消行动）

1·呼吁与声明

非暴力行动的领袖或干部，常在展开行动之前，或就在行动现场，以口头呼吁或散发声明稿，要求参与者维持非暴力纪律。

一九叁叁年五月八日，越南佛教徒为了宗教自由，发起一场示威，竟遭政府开枪射击。第二天，当时一位佛教领袖释谭超(ThichTanChau)发表一封公开信，要求全越南的和尚、尼姑及佛教徒，「以秩序井然的、和平的、非暴力的方式，来保护我们不容侵犯的宗教。」14

甘地、金恩、或一九五二年南非「抗法运动」的领袖们，也都常常在行动之前，发表声明、或发表演说，呼吁参与者必须遵守非暴力的原则。

可是，这种呼吁与声明并不是最有效的方法，因为在没有其他条件配合，如强有力的组织、有效的纠察队伍、参与者充分了解领导者的决心……等，碰到对方暴力来袭，往往这边就以牙还牙，以暴制暴了。

糟糕的是，有些领导者开始时高唱非暴力，但面对暴警压境，竟情绪高张，而鼓动群众大干一场。更糟的是，有的领导者在现场声嘶力竭「非暴力！」，但一看苗头不对，一场暴动即将爆发了，又担心被捕，就中途开溜，把群众丢在现场，任他们跟军警对抗。

因此可知，口头的呼吁与声明虽然是维持纪律的一种方法，但若没有其他方法配合，效果并不太好。

2·行动准则与纪律规定

除了呼吁与声明之外，要让非暴力行动的参与者了解我们要做什麽，我们要遵守怎样的规定，那麽，他们比较不会状况不清，惶恐不安，或情绪高张，诉诸暴力。

把非暴力的行动准则与纪律规定，印在传单上发给参与行动的人，也是一种维持非暴力纪律的有效方法。

据金夏普教授的研究，这样的传单，内容可包括如下各项∶

（1）简明解释我们的行动计划是什麽；

（2）非暴力的原则是什麽；

（3）为什麽我们要采取非暴力；

（4）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我们应该采取什麽相处的措失。15

这样明确的准则与规定，一来可使每一个参与者事先「沙盘推演」，使他知道自己在这场行动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再来，若有暴力冲突发生，纠察或干部前往制止时，有所依循，才不会被那些想诉诸暴力的参与者反讥为「怕死」或「胆小」，而执行不力。

一九六二年，纽约市十二个和平组织共同印了一份传单，供示威人士维持纪律之用。有部分内容如下∶

「对那些反对我们的人，我们不但要去了解，并且要尊重他们，他们有权拥有自己的意见，也有权说出心里想说的话。

我们的态度也应该是非暴力的，我们说话时，不要对人怀有敌意，如叫他人或人身攻击。我们所唱的歌，我们所呼的口号，也必须符合非暴力精神。」16

六Ｏ年代，英国「反对核战直接行动委员会」(The Committeefor Direct Action Against Nuclear War)也曾印发类似的传单，上面有如下的规定∶

「千万不要用言语或动作去挑衅他人，引起对方使用暴力还击。只要态度不卑不亢，我们的胜利，将早日来临。

那些跟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如果他们骂你、嘲笑你，请你千万不要叫骂回去。

有人对你恶言恶行，你最好保持沈默，并还他一个善意的微笑，然後继续前进，不受阻扰。」17

像这类的行动准则与纪律规定，最好在采取行动之前，就透过组织的领导者及干部，和可能被动员而来的参与者，有充分的研讨的机会。参与者了解愈清楚，领导者就愈能贯彻非暴力的纪律。反过来说，印了琳琅满目的准则与规定，行动发起时，才在现场散发，然後就擂鼓前进。这样的作法，实际说来，能发挥的功效相当有限。

3·宣誓

非暴力行动者有时会要求参与者以口头宣誓，或签署誓言，表明愿意遵守非暴力原则的决心，从而提高行动中团体的纪律。

印度独立运动期间，领导者常常要求参与者宣誓，以维持非暴力的纪律。他们的誓词可分作两种，一是对整个运动，宣誓者表明遵守非暴力的决心，另一是对某个特定示威行动的誓词，宣誓者表明，愿意遵守主办团体所作的各种规定，并服从指挥者的命令。

不单印度如此，连欧美各种反战团体、反核团体、女权团体、民权团体……等，也会要求参与者在加入行动之前签署誓言，以保证严格遵守非暴力纪律。

前面提过的，纽约市十二个和平组织联合印行的非暴力行动准则与纪律规定，里面有关誓言的部分，很有参考价值，我把它抄在下面∶

「除非主办单位，或者是有关的代表人，通知我们，这次示威的计划已经改变了，否则，每一次的示威，我们一定要依照原订计划进行。除非得到主办单位明确的许可，否则，我们绝不搞计划以外的行动。」18

但是，若有参与者觉得这次的示威指挥实在很差劲，或者，打心底就不愿服从他的指挥，那该怎麽办呢？让我们继续看下去，看看他们如何规定∶

「我们认为，一场有纪律的示威行动，参与者与主办者，两者必须互相尊重，合作无间。（如果你觉得现场的指挥，他所下的命令非常愚蠢，那麽，你大可在示威之後，把这事拿出来，进行充分的检讨，而不可以在示威当时提出质疑。）

如果，你实在没法接受指挥者所下达的命令，那麽，请你平静的离开示威的队伍。」19

一九六叁年，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人士在阿拉巴马州伯明翰(Birmingham, Alabama)举行静坐示威，抗议白人餐饮业实施种族隔离政策。主办单位为了这次的非暴力静坐行动，特别印制一张誓言供参与者签署。他们借用了圣经的「十诫」(the Ten Commandments)，要求宣誓者遵守十项规定。末尾，也要求宣誓者签署，并留下电话、住址、最接近的亲人姓名及其住址。

现在，我把十项规定全文抄录於下，以供大家参考。

「我仅在此宣誓，愿意把我整个人，全部献给非暴力运动。

因此，我将恪遵下列十项戒律∶

（1）每天沈思默想耶稣基督的训示；

（2）永远要记住非暴力运动的目标，不是在追求胜利，而是正义与和谐；

（3）神就是爱，因此，我们所说明的、所走的，都要依照爱来行事；

（4）每天向神祷告，祈求所有的人都能得到自由；

（5）牺牲个人的欲念，好使人人都能得到自由解放；

（6）对於朋友与敌人，同样的彬彬有礼；

（7）始终不渝的去服务世人；

（8）手不使暴力，口不出恶言，心不存邪念；

（9）努力维持自己的身心健康；

（10）遵守运动方针，服从示威指挥。」20

4·纠察

非暴力行动中，维持纪律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是，有一支训练有素的纠察队伍。

领导者的道德性呼吁，或传单上的准则规定，或参与者的宣誓，这些虽然有一定的功能，但它们是抽象的，或唯心的，只有随侍左右的纠察才是最具体有效的维持纪律工具。

当纠察的，不是随便抓来，戴个纠察帽或臂章，就可以上阵服务的。纠察必须经过比一般参与者更严格的训练，不但对非暴力原则能深入了解，更对这次行动的全盘计划作过各种不同状况的沙盘推演。

过去，美国的反越战示威、英国的反核武示威，也都投下相当人数担任纠察，维持纪律。21

优秀的纠察不光是猛吹哨子，挥舞双臂，叫大家「不要冲动，不要冲动！」而已，他还要以身作则，用坚定而冷静的态度，排除各种骚扰，并不时面带微笑，给参与者打气，使他们□除恐惧。

纠察常面临一个最大的问题是∶若有人存心捣蛋，或情绪激动，想找警察干架，这时，纠察该不该使用暴力制止他们？

依照非暴力理论，任何暴力都该禁止。因此，纵然对方的特务落入我们手中，也不可动以私刑。我们的建议是∶迅速孤立冲突的现场，让挑衅者的活动空间缩小；再来，要求示威队伍按原订计划进行，不可中途改变；最後，可能的话，我们自己也拥有反□证能力，将挑衅者加以□证，待示威过後再来处理。

一般而言，非暴力行动的战斗性愈高，如硬闯飞弹基地禁区，以求被捕入狱，那麽纠察队伍的能力就要愈强大；非暴力行动的战斗性愈低，如只是在街头作「散步」式的游行，行动的计划以「没有冲突、不要被捕」为原则，那麽，纠察的角色就不太重要。因为，对方可能对你不理不睬，或派些交通警察维持交通而已。

5·状况演习

非暴力行动的领导者，不但在采取行动之前，有纸上的沙盘推演，最好让参与的干部与纠察人员，历练各种状况演习。

军警他们有镇暴操，同样的，非暴力行动者也应有「非暴力操」。如果我们根本没法做到成千上万的示威者事前有各种状况演习，但至少，我们可以在各地分成各小组，进行小型的非暴力操。

这些非暴力操，可以在空旷地、或公园、或晒稻场，甚至家庭内的客厅内进行，规模可由小型的两叁人，模拟被军警拖走，到大型的一、两百人，扮演示威者与镇暴军警两军对峙的局面。

模拟的状况演习如下∶

（1）人数多寡∶对峙双方，随人数多寡的变化，而有不同的战术与方法；

（2）阵式变化∶当对方正面攻击，或侧击，或夹击，或两军长时间对峙，我方应采的阵式如何；

（3）震撼教育∶故意制造逼真的声响或殴打、逮捕等效果；

（4）蓄意挑衅∶扮演挑衅者，故意喊冲喊打，或丢石头、汽水瓶、或模拟汽油弹，或扬言纵火焚车、烧建筑物……等。

（5）领导者遭到逮捕∶当这种情况发生，考验现场的示威组织如何快速产生新的领导者，或原来预定的领导者怎样执行接下来的任务。

（6）协调指挥∶当有人故意造谣，或从中策反，或示威由白天战斗到黑夜，原有的协调指挥系统应如何维持其既有的功能。

（7）缓和情绪∶当对方极力挑衅，激起我方情绪，这时，我方如何以静坐、带动唱歌、呼口号、祈祷等各种方式，缓和示威者的情绪。

军事训练使平常的人穿上军服，拿起枪，而勇敢的冲锋陷阵，靠的不是什麽秘诀，就是训练与演习，使军人了解他所面临的各种状况，他应该采取什麽步骤。

同样的，非暴力操可以增加参与示威的干部了解各种状况，知道各种应变措施，那麽，他就较能维持非暴力纪律，而执行既定的计划。

6·停止或取消行动

当非暴力行动的领导者面临暴动已经发生，或暴动即将发生，他可能会当机立断的停止行动，或取消即将举行的行动。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印度孟买爆发暴动；一九二二年初，乔利乔拉一地发生暴动。甘地衡量当时情况，便下令暂停独立运动的示威行动。22同样的情形，也出现於一九叁九年夏天。当时，甘地身边的人，有的建议甘地发动一场大规模的非暴力战斗行动，但甘地拒绝了。他解释了为什麽拒绝的原因∶

「……当前情势，暴力气氛弥漫……除非情势大变，否则，现在要想发动非暴力的群众运动，那是不可能的……

如果，我们现在以非暴力的名义发动一场群众运动，那麽，它必然以暴动收场。绝大部分的暴力，可能是组织无法控制的，有的甚至以有组织的暴力冲突出现。

这样子的话，将使国大党信誉扫地，也会严重的损害国大党领导的独立运动，更会给成千上万的家庭带来毁灭。」23

如果大多数参与者对非暴力还不了解，也没有充分的训练计划来训练非暴力行动者，又缺少有效的纠察能力，同时又面临四处暴动频传，这时，身为一个非暴力行动的领导者，除了立即踩煞车，取消原订的行动外，别无其他的方法。

这时，他可能面临内部激进派的挑战，指责他为「胆小」、「怕死」，但是，非暴力行动的领导者应该沈得住气，宁可遭内部同志的指责，也不愿冒然的把群众「不教而上阵」。因此，「取消行动」就成了维持住非暴力纪律的最後防线。

非暴力，不该拿来当作美丽的口号。非暴力，必须靠我们努力去维持纪律。综上所述，方法有六∶

（1）呼吁与声明，是用抽象的道德性或宗教性的方法，维持纪律；

（2）行动准备纪律规定，是用具体的条文印在传单或小册上，让参与者知道该做什麽，不该做什麽；

（3）宣誓，由内而生的纪律约束；

（4）纠察队伍，由外而来的纪律约束；

（5）状况演习，事先模拟各种状况，而建立起从容应变的信心。

（6）把行动停止或完全取消。

有关第六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领导者不能动辄喊停，喊久了，群众对领导者将会越来越没有信心，而丧失信心的群众，是无法发动战斗性抗争的。因此，发动之前，审慎评估；决定之後，积极准备，才能避免经常踩煞车的困境。

讲到维持非暴力的纪律，有两个问题我们单独提出来，分别讨论於後∶

（1）对方运用「挑衅者」，破坏我们的纪律，该怎麽办？

（2）破坏对方的财物，但并不伤害人，算不算非暴力？

如何应付挑衅

前面提过，非暴力行动者主要的目的是，争取广大第叁者的同情与支持。

统治者为了取得正当的镇压藉口，更为了使大众对行动者产生反感，他们常常挑衅，以诱使这边耐不住气，而诉诸暴力。

甘地就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诉诸暴力的话，就等於上了英国政府的圈套了。」24

威廉罗勃米勒(William Robert Miller)也告诉了我们，沙皇时代，俄国人怎样挑衅芬兰独立运动人士∶

「帝俄沙皇时代，芬兰独立运动人士想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来独立建国。当时，派驻芬兰的俄国总督尼古拉鲍伯利可夫将军(GeneralNicholaiI.Bobrikov)，就安排一些专门挑衅的特务（俄国秘密警察雇用的），故意制造暴力，反抗俄国人，或唆使芬兰人民，使用暴力对付俄国人。他这样的作法，就是要得到很好的藉口，以进行残暴的镇压。」25

非暴力行动者千方百计的去维持纪律，但对方派来的特务，却处心积虑制造暴力事件，他们的作法大概有如下数种∶

（1）散播谣言，挑起双方仇恨；

（2）向示威队伍指挥挑战他的权威；

（3）藉故争辩，影响指挥系统；

（4）渗入决策圈内，诱导诉诸暴力的决策；

（5）在队伍外围，惹事生端，嫁祸於人。

面对这些特务的挑衅，只要行动中的参与者，对非暴力的原则与该项行动计划了解得越清楚，愈不容易受到特务挑衅。当大家坚守非暴力，而某人却喊打喊冲，这时，他的身分极易暴露出来，也就不易得逞。

在非暴力行动中，若有人唆使他人使用暴力，或自己制造暴力，那麽，他就是该项行动中的「破坏者」，因为他违背了大家共同信守的非暴力原则。

比方说，双方对峙时，有人突然从我方队伍中向镇暴警察投掷汽油弹，那麽，他绝不能被当作英雄，更不是勇者。他是「破坏者」，因为他的作法正好提供了对方施加残暴镇压的藉口，而且，他的暴力把我们原来的高贵诉求给模糊掉了，使广大的第叁者不易站在我们这边。

因此，当我们不再把暴力反抗者视为英雄，当作应鼓励的对象，那麽，对方所派来的特务就越难发挥他破坏的功能，他也就越容易曝光，而降低了对方激起我们诉诸暴力的机会。

毁物不伤人，仍然是暴力

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一个经常被人混淆的问题。

有的人振振有词的说∶我砸烂警车，拆掉警察局招牌，但没有伤到半个人，这也算是非暴力！

破坏对方财物，但不伤害对方半根毫毛，这不算是非暴力吧？

一九八Ｏ年以来，欧美一些激进的妇女解放运动成员组织起来，以反对男性的暴力，并对那些诱使男性对女人施暴的淫书、春画、录影带等，加以暴力破坏。她们甚至纵火焚烧贩卖这些色情刊物的商店，并强调，他们破坏的是东西，而不伤害任何人。26

她们的出发点或许是正义的，但实际上的行为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纵火罪，很难保证过程中不会有人员伤亡。这种以对方的生命作冒险，无论名义上怎样冠冕堂皇，也很难称得上是非暴力的。

这种破坏财物的行为，严重的削弱了非暴力行动的力量。金夏普教授足足列了九点理由，说明了两者不同的地方∶

（1）破坏对方财物，如炸毁桥梁、捣烂工厂设施等，可能会伤及对方与无辜民众，甚至导致死亡，而非暴力是绝不施加任何肢体暴力，又积极的保护对方及无辜者的生命；

（2）破坏对方财物时，万一被发现了，可能被迫对那些告密者、警卫、士兵或普通过路人施加暴力，防止计划失败。但是，非暴力行动者自始至终都要严守非暴力；

（3）破坏财物行动，必须暗中进行，执行者往往心有恐惧，而对方也摸不清你的计划，一旦他们遇到打击，就可能施加残暴镇压，但是，非暴力却讲求开诚布公，无畏无惧；

（4）破坏对方财物行动，一起动手的人相当有限，但是非暴力行动却要求广大的参与；

（5）非暴力行动者深信自己所投入的行动是正义的，这种信心，对成功的帮助很大。反过来，破坏他人财物，则很难给自己一个合理化的信念。

（6）非暴力是一F人对另一F人的挑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你若破坏对方财物，你是以人挑战对方的东西，这跟非暴力是以人对人的挑战关系截然不同；

（7）非暴力行动者，他着重的是使被压迫者撤回对压迫者的同意，而改变权力关系，但是，破坏财物的行动却把目标摆在破坏东西，而打击对方，两者基本的出发点不同；

（8）非暴力行动，是要争取广大的同情与支持；但是，破坏财物的行动，有意无意间，难免造成无辜的伤亡，而减少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同情；

（9）采取破坏财物行动，常使对方的镇压师出有名，而对方若过度施暴，受害者也许不限於破坏财物的人，可能还包括一般无辜大众。这种情形下的镇压，不一定会动摇对方的权力基础；相反的，如果坚持非暴力的纪律，对方镇压愈厉害，引起的社会大众的反弹愈严重，也愈能改变双方的权力关系。27

一般人误以为，非暴力是软弱无力的，只有挨打的份，其实，一旦你展现非暴力的力量时，这力量是非常坚强的，它甚至可以使统治者陷於瘫痪，动弹不得。

当对方的镇压愈残暴，非暴力反弹的力量也就愈强大；暂时的挫败，是累积下一次成功的基础。

非暴力理论，并不是一套僵硬的教条主义，它容许行动者，为了保存实力，而暂时撤退，或进行谈判时，略作妥协。

当对方也非暴力来对付我们时，我们仍应坚守原先的计划，继续抗争。

统治者的权力来源

为什麽统治者握有政治权力？

据金夏普教授指出，因为统治者拥有下面六项来源∶

(1)权威∶被统治者接受统治者的权威；

(2)人力∶愿意臣服於统治者的人数之多寡，及人民团体愿意与统治者合作的程度与范围；

(3)知识技术∶被统治者提供知识给统治者的意愿；

(4)意识信念∶被统治者的心理上、信念上、意识上、习惯上，对统治者服从的关系；

(5)物力∶被统治者提供统治者物力的多寡，如财货、交通工具、自然资源等；

(6)制裁∶统治者手中所拥有的制裁工具的种类与强度，如军队、警察。1

因此，针对上述六项来源，统治者若得到愈多被统治者的合作、支持、与服从，那麽，他就拥有愈多的政治权力；反过来，被统治者愈是不跟他合作、不去支持他、不服从於他，那麽，统治者的权力就愈小。

非暴力之所会产生力量，就在於它使人民精神武装起来，向统治者提出要求。若统治者不答应要求，则撤回原来对统治者的合作、支持及服从，从而削减统治者的政治权力，改变了原有双方的权力关系。

当我们说，非暴力是有力量的，它能使我们成功，这个「成功」的意思是，当非暴力行动展开後，对方会因你的抗争行动而让步。这种让步的情形，依金夏普教授的分类，可分为四种∶

(1)感化(Conversion)∶对方被你的抗争行动感动，而作让步；

(2)妥协(Accommodation)∶对方虽无动於衷，但因你抗争议题不太重要，或他继续顽抗下去，将来会输得更惨，而不得不对你让步；

(3)强制(Coersion)∶对方不但无动於衷，还想蛮干下去，但整个局势他已无法控制下去，只好被迫让步，接受失败。

(4)瓦解(Disintegration)∶原有的统治体制完全崩溃瓦解，甚至连向人民承认失败的组织都不存在了。2

感化

在甘地眼里，非暴力行动的目的，不但要解放被压迫者，更要去解放那些压迫者。因为那些人，其实也被自己的制度或政策绑手困脚，才为害人民。因此，甘地强调，我们要感化敌人。

一九叁○年，甘地曾写一封信给当时的印度总督，信里说∶

「我唯一的企图，就是要透过非暴力，去感化英国人民，并让他们睁开眼睛，看看他们对印度究竟做了些什麽坏事。」3

此外，在另一封信，甘地又说∶「撒提阿格拉哈运动者的目标，不是要去强制坏人，而是要去感化他们。」4

化敌为友，是何等崇高的境界，但实际上，又谈何容易？

宗教冲突、种族暴动、两派内战……等，能够不诉诸暴力，而以「感化」来解决彼此间的纷争吗？

怎样的情况下，非暴力行动者才能成功的感化对方？金夏普教授列出下面五项外在因素∶

（1）利害冲突的程度。若非暴力行动者抗争的议题，与对方的利害冲突愈小，愈容易感化对方；

（2）社会差距。若对方把非暴力行动者越看成自己的同胞，那麽，就越容易受到感化；

（3）对方的人格结构。若碰到对方是感情丰富的人，比较容易因非暴力行动者的受苦受难而态度改变，受到感化。

（4）信仰规范。若双方有相同的，或较接近的宗教信仰、行为规范，那麽，非暴力行动者就比较容易感化对方。

（5）第叁者的角色。若对方很在意社会上其他广大的第叁者所持的态度如何，或广大的第叁者看到非暴力行为者遭到镇压的惨状，反应激烈，那麽，对方就比较容易受到感化。5

甘地虽然强调「化敌为友」的重要性，但当我们褪去了宗教的、道德的色彩，了解上面的分析，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感化压迫你的人，的确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如果你想发动非暴力抗争来感化对方，可是你们双方的利害冲突太大；对方把你们当做「非我族类」看待；对方是虐待成性的暴君独夫；彼此信仰规范，大不相同；而社会上广大的第叁者又漠不关心，这种情形下，你还期望「化敌为友」，这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你要做的应是，再向对方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对方不得不跟你「和解」，而不要自怨自叹为何无法感化对方。

妥协

以非暴力行动来迫使对方跟你「妥协」，这里「妥协」的意思，跟我们平日所说的，两造干架之後，握言言和的「和解」，意义不同。

它主要的意义是，虽然对方并没被非暴力行动者感化，但衡量各种因素，还是决定作了让步。

什麽情况下，才会使对方向非暴力行动者寻求妥协呢？依金夏普教授的分析，有下列五种情况∶

（1）当对方觉得，使用暴力镇压，相当不妥，有违人道精神，不如乾脆让步；

（2）当对方觉得，你们搞的非暴力抗争，非常讨厌，只要稍为让步，就不会再来骚扰；

（3）当对方觉得，若再镇压下去，自己内部的反对声浪会愈来愈高，甚至军警内部有叛变的迹象，这时，赶快让步，可化解内部危机；

（4）当对方觉得，若再任由非暴力行动者抗争下去，如罢工、罢市等，将来经济上的损失非常惨重，不如现在就让步，以减少损失；

（5）当对方觉得，情势演变下去，对自己愈来愈不利，与其将来败得灰头土脸，颜面尽失，不如现在就让步，还可捡回一点面子。6

这种「妥协」下的让步，跟「感化」後所作的让步，两者不同的地方是，後者是对方被感动了，而前者是对方并未受到感动，但碍於情势，让步是最好的选择。

一般而言，以非暴力抗争而迫使对方作「妥协」下的让步，这种情形最为普遍。

强制

第叁种情形是「强制」，也就是说，对方既不被你感化，也不愿跟你和解，但情势的发展使他不得不被迫让步，答应你的要求。这时，非暴力所展现出来的，是非常强大的强制力。

如同詹姆士法玛尔(James Farmer)所说的∶

「我们必须让人知道，非暴力不单单是『人家打你右脸，你还伸去左脸给他们』这样而已，在文明规范许可的范围内，它还具有攻击性。我们虽然无法使坏人改过向善，却可以制止他继续为非作歹。」7

人民与统治者间的权力关系，因「强制」而改变，与被迫「妥协」，两者的情形不同。

「妥协」之下，统治者违反自己的意愿而作让步，但他还是行有馀力，对反抗者施加镇压；但在「强制」的情况下，他纵然心不甘情不愿地对反抗者让步，可是他已无能为力镇压人民了。

「强制」之下的统治者，依然在位，统治体系，依然存在，但面临强大的非暴力反抗运动，他除了低头认输，再没有其他方法了。

一九○五年，俄国爆发了十月大罢工。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NicholasII）面对这场工潮，他无法动用军警去有效镇压，因为整个政府几乎被工潮搞得瘫痪了。最後，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在十月十七日宣布立宪宣言，承认都马(Duma)国会的地位，以渡过这场重大危机。8

许多人一直误以为，搞革命一定要用流血暴力，才能迫使专制独裁者下台，可是，当非暴力发挥「强制」的功效时，并不输给枪炮坦克，尼克拉二世的让步就是一个例子。

什麽情况下，非暴力会产生「强制」的力量呢？

依据金夏普教授的分析，下列叁种情况下，就会产生∶

（1）非暴力抗争行动扩散全国，统治者无法以镇压手段控制全局；

（2）非暴力抗争行动，已经到了若统治者再不低头让步，整个社会体制、政治体系、经济体系，就要濒於崩溃瓦解的地步了；

（3）非暴力抗争行动已使统治者的镇压能力逐渐丧失或完全失去（如军队不听使唤，或甚至叛变）。9

瓦解

非暴力不但能「强制」统治者低头让步，甚至可以导致统治者「瓦解」。

「强制」与「瓦解」两者情形相同的地方是，统治者对非暴力行动者再也没有镇压的能力了；而两者不同之处是，前者，统治者还保有名位，还保有现存的体制，只是不能运作而已，但後者，却是统治体系整个崩溃瓦解，非暴力行动者想找个谈判的对象也没有了。

一九一七年，俄国「二月革命」就是最典型的崩溃的例子。

虽然「二月革命」是一场暴力革命，但根据史实，我们可以发现在整个革命过程中，有相当多的非暴力抗争行动助长了革命的力量。

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彼得格勒工人发动一场将近二十五万人的罢工游行。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游行队伍与军队相遇，工人们不断向军人喊话，希望他们加入游行的行列。当时，身处其间的布尔什维克领袖们也知道，一旦暴力事件发生，军方便可逮住机会，名正言顺的大肆镇压，因此他们也想尽办法，维持非暴力纪律。

沙皇政府面临汹涌工潮，竟下令军队向F众开火，企图遏止事态扩大。不料，那支军队竟然拒绝服从这道命令。当局再派援军，想取代原来的那支不听使唤的军队，可是，先後被派来镇压的军队都向F众靠拢，而加入革命的行列。这一下子，彼得格勒军区的指挥官卡巴洛夫将军(GeneralS.S.Khabalov)傻住了，他突然发觉，他虽名为指挥官，但他根本无法指挥调度军队去镇压革命工潮，更糟的是，他也不知道，若要投降，要向谁投降。

丧钟响起，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在叁月二日的晚上，对国人正式宣布退位，结束了沙皇君主专制统治。10

由上面可知，不论是非暴力的「强制」力量，或非暴力的「瓦解」力量，都是十分强而有力的。

一九八九年，民主浪潮横扫东欧。在东德、捷克、匈牙利、波兰、保加利亚……等国，人民的非暴力革命力量「强制」了原有的共产政权，逼迫他们谈判，改变了原有的政治体系，甚至迫使他们「瓦解」，而重新建立起新的政治体系。

在这儿，我想把甘地在半个世纪以前所作的预言式宣告，再让大家回味一下。甘地曾说∶

「我相信，而且我想每一个人也必须承认，任何一个政府，如果得不到人民的合作，不管是心甘情愿的合作也好，被迫的合作也好，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存在的。只要所有的人民突然的、全面的撤回他们对政府的合作，那麽，这个政府必然立刻陷於瘫痪。」11

一九八九年的东欧革命，验证了甘地的先知灼见，也给了怀疑非暴力的人一个答案∶非暴力不是软弱无力的。

综上所述，非暴力依其产生力量的大小，而改变了现状，依序为下列四种方式∶1化敌为友；2迫其妥协；3强制就范；4崩溃瓦解。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运动得当，非暴力是有力量的。

承受镇压，必须付出代价

一个非暴力的行动者，在他展开行动之前，必须把对方的镇压视为理所当然。有了这样的心理建设，当对方突然向我们攻击，我们也比较能够维持非暴力的纪律，而承受对方的镇压。

非暴力行动者，他们并不怕镇压，有时，他们最怕的是对方不来镇压，而无法透过承受苦难，来唤醒广大的第叁者。在他们的眼中，自由与权利不是从天而降的，想要的话，就必要付出代价。

统治者镇压人民，有那些方法？

金夏普教授大致区分为下面八类∶

（1）控制通讯与资讯。例如，新闻检查、查禁书刊、散播不实消息，切断私人通讯、邮电检查、窃听等；

（2）施加心理压力。例如，口头恐吓、散播谣言、扬言驱逐、惩一儆百、向反抗者的家人亲友报复等；

（3）没收充公。例如，没收财物、资金、作品、录音带、信件、办公室及相关设备等；

（4）经济制裁。剥夺工作机会、禁止从事买卖、切断水电、燃料、断绝食物供给、个人罚款或集体罚款等；

（5）禁令。例如，宣布反抗组织为非法、禁止集会、禁止自由行动、宵禁等；

（6）逮捕下狱。例如，用相关法律罪名加以逮捕，或以莫须有的罪名、或不相关的交通违规事件，把领袖、代表、或谈判者加以逮捕等；

（7）特别的限制。例如，另订特别法规、限制某项反抗行动、停止人身保护、宣布戒严或紧急状态、动用军队、对内镇压、微罪重举，如以叛乱罪、煽动罪将反抗者起诉、突然徵召入伍、放逐领袖、未经审判而加以监禁、集中营等；

（8）直接的肢体暴力。例如，刑求、唆使或默许无关的第叁者殴打反抗者、用狗、马、及镇暴车直接对付示威者、用水龙、电棒驱散示威者、炸毁反抗者住宅、暗杀、公开或秘密的、个人的或集体的执行枪决等。12

上述的镇压手法，琳琅满目，不一而足。

假使人民采用暴力，而统治者那边也采用暴力，这时，双方的游戏规则是一样的，即以暴力来决定胜负，那麽，一边是有组织、有武力的军警，另一边则是组织不严密、又没有对方那麽精良的武装，暴力场上较劲，人民的死伤势必重大。

但是，若是人民采取非暴力手段进行反抗，这就等於改变了双方的游戏规则，你要镇暴，我愿承受暴力；你要征服，我不愿屈服，你要将我们逮捕入狱，我却鼓舞更多的人前仆後继。

暴力战场上，武力的强弱决定胜负；非暴力战场上，广大第叁者的支持与同情决定最後的胜负。

统治者的军警面对暴力抵抗，往往能毫不留情的加以镇压，但面对非暴力的抵抗，常常会使军警软化，无法彻底执行上级的镇压命令，甚至临阵倒戈，加人F众的行列。

一九八九年秋天，在民主浪潮冲击下，东德人民纷纷向西方逃亡，东德境内更是常有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街头，要求民主自由。当时，共党领导人何内克(ErichHonecker)竟然下令武力镇压示威F众。那时，前线的指挥官不愿向F众开枪，而公然违反何内克的命令。十月十八日，少壮派的共党政治局委员终於联合起来，把何内克赶下台，剥夺了他共党最高领导人的地位。13

撤退与妥协

非暴力不是一套僵硬的教条主义，它虽鼓励承受苦难，却不鼓励飞蛾扑火；它虽强调无畏无惧，勇往直前，却不排斥跟对方谈判，甚至在次要的地方略作妥协。

军事学家克劳塞维兹曾说过，打战时，无论如何，一定要留一条後退的路。他又强调，当你的部队一部份正在进行苦战，一定要保留另一部份後备力量，这样才能向敌人继续不断的施加压力。14

可是，非暴力行动者不是要牺牲受苦，以唤醒广大的第叁者吗？遇到镇压，就想撤退，岂不自相矛盾？

没错，非暴力行动者要牺牲受苦，但并不是要把所有的实力孤注一掷，也不是用僵硬的教条自困手脚，而没有灵活的战略及战术运用。

甘地说过∶「当你有备而应战时，承受镇压，才有益处。」15他的意思是，非暴力行动者与参与者，受苦牺牲有一定的极限，超过了这个极限，依然不撤退，以保存实力，还死命的延长抗争，这样的抗争，对运动本身并没有好处。

甘地并不认为撤退是件丢脸的事情，反而认为，在适当的时机，暂时撤退，是睿智的决定，他说∶「睿智的将军绝不会把自己弄到全军溃败的地步。如果有一个据点根本就守不住，他会选择适当的时机，作有秩序的撤退。」16

两国交战，战胜国也许耗尽了元气，那种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同样的，一场非暴力抗争中，统治者动用了庞大的军警，使用了残酷的镇压手段，抗争者抓的抓、关的关、伤的伤、死的死，表面看来，统治者赢了，而抗争者不支撤退，抗争者输了。但实际上，残酷的镇压可能更增加抗争者的意志，也引起广大的第叁者更多的同情与支持。眼前的挫败，可能奠定了下次成功的基础。

因此，非暴力抗争的领导者不但要有智慧去判断何时前进，何时後退，更要有勇气下达撤退令，而承受内部对你「没胆量」「放水」的批评。

撤退之後，并不是无事可做。非暴力行动者在挫败之後，应利用这时加强内部的精神武装，提高反抗精神，扩展既有组织，磨练非暴力技巧，强化非暴力纪律……等，使这次的挫败成为下次成功的契机。

非暴力行动者必须有耐心，别幻想一举成功，摧毁统治者，应该一步一步的前进，迈向成功。

有时，当我们进行非暴力示威，面对统治者强大的镇压时，为了保存日後实力，我们可以运用谈判来减少无谓的牺牲，而谈判时，必不可免的，要作妥协，但是，妥协时，虽可以就不重要的事项稍作让步，如示威的时间、地点、路线、方式……等，但不可就原则问题，如思想自由、反对独裁体制、基本人权……等，丧失立场。

如果，反种族隔离制度的人愿意妥协，承认自己是次等公民，搞独立运动的人愿意妥协，放弃独立立场，像这样原则性妥协，即使你想使用非暴力抗争手段，我很难想像，这种非暴力究竟能发挥多少力量。

非暴力反对教条，反对僵化，但它有基本原则，有抗争的目标，也有基本的要求。如何守住原则，而保留弹性，这是领导者的一个考验。

反非暴力

再者，我们来讨论另一个问题，若是你要采取非暴力抗争的行动，可是，对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来个「反非暴力」(Counter Nonviolence)，那该怎麽办？

也就是说，对方不对你镇压，反而也来个非暴力抗争，这时，你该采取什麽对策呢？

先让我们看看两则有趣的故事。

一九叁○年，印度人民在甘地领导下，反抗食盐专卖的「食盐法」。有一天，甘地的信徒们准备前往「达拉撒纳食盐厂」(Dharasana Salt Depot)抗议。半途中，遭到警察拦阻。示威者见状，就当街静坐示威，那些警察看到他们坐下来，也面对他们坐下来，就这样，双方对峙数小时，最後，警察失去了耐性，不想跟他们穷耗下去，不得不动用暴力，将这批示威者驱散。17

另外一个故事更有趣。那是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美国一座空军基地，遭到两百名示威者的抗议。这些示威者中，很多是小孩子。军方虽把他们挡在大门口，但跟示威者的领队会商後，空军官员竟然打开大门，主动邀请他们搭乘基地所提供的巴士，免费参观这座空军基地，而化解了他们的示威。18

面对这种「反非暴力」，抗争者不可被对方的笑脸攻势迷惑，而乱了方寸，忘了自己是来干什麽的。

如果我们非暴力，他们也非暴力，那麽，双方就来一场毅力与体力的僵持战，只要我们坚持得久，那麽对方耐心一失，就会暴力相向。

假使对方耐心够，又施展笑脸攻势，而实际上并不作实质的让步，那麽，我们应该坚守原来的抗争计划，不轻易受到迷惑，而改变了原先的计划，或放弃原先抗争的诉求。除非对方真心愿意让步，否则，只要我们坚持下去，他们原先脸上所挂的笑容可能瞬间变成狰狞的面孔，然後一声肃杀，棍棒齐飞。那时，「反非暴力」就会变成赤裸裸的暴力了。

当抗争的个人或团体采取非暴力行动改变现状後，改变的结果有下列叁点值得探讨∶

(1)非暴力对抗争者本身产生了一些效果；

(2)非暴力改变了领袖的角色；

(3)非暴力使权力重分配，更符合民主原则。

敢说，也敢站出来

非暴力不是清谈的理论，而是一套实践的行动哲学。

以前，你只是敢怒不敢言，更不敢站出来，走上街头，抗议不义。

非暴力是积极的、主动的，它将使你挣脱无力感的束缚，采取直接的行动，要求改变现状。

这种心理状态的转变，下面这段话描述的相当生动∶

「你不要光说，『我有权坐在这儿』，而应该实践这项真理－－你就去坐下来；

你不要光是抱怨，『我们都是这家店的顾客，可是我们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在这儿找到工作，这是太不应该了』，而应该抵制他们，拒绝进去买东西；

你不要光是批评，『我不要战争』，而应该拒绝穿上军装；

你不要光是说，『军队所使用的燃烧弹实在太可怕了』，而应该拒绝向政府缴税，以表示你不愿把公家的钱花在这种可怕的武器上。」1

非暴力就是要把你私下的抱怨、批评与愤怒化作公开的抗争行动，以改变那应该改变的现状。

组织人民，分享权力

非暴力还有一个效果，那就是它改变了一项传统的价值观念∶「期盼英雄豪杰，带领我们，脱离苦海。」

非暴力行动者，他们要组织人民，挑战当权者。他们并不是要创造神话英雄，叫人民跟着英雄的脚步前进，他们的眼中，人民是主体，唯有人民从旧体制得到解放，人民在抗争过程中学会了如何行使自己的权力，那麽，抗争过後，或革命之後，人民才有能力去控制政府，也就是人民得以分享权力，这就是民主的精神。

塞佛林布鲁恩(Severyn T. Bruyn)说∶

「你要去衡量非暴力行动中所展现出来的力量大小，并不是看行动者对人民增加了多少权威，而是看每一个独立的个人增加了多少权力。我们的目的，并不是使某一个人对其他的人高高在上，而是要创造一个环境，人人得以分享权力。」2

采用非暴力手段抗争的人，往往会产生一个心理效果，那就是建立起自己的信心。

人民害怕统治者，是因为人民没有信心，他们没有枪炮弹药对付对方的武装部队，没有有效方法对付情治系统的精密科技。人民愈是没有信心，统治者愈是能有效的控制人民。

但是，非暴力理论鼓励人民公开反抗，不怕秘密警察；鼓励人民自我牺牲，唤醒广大第叁者。

人民在静坐示威、抗议游行、经济抵制，以及各种不同的反抗与不合作方式，建立起自己的信心。原来，我们不须要靠武力或任何暴力，就可以使对方让步，甚至完全瘫痪对方。

降低犯罪率

非暴力的基本精神是爱，也就是对生命的尊重。这种精神，对社会上犯罪比率的降低也有所帮助。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五日，美国黑人领袖金恩领导阿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将近五万名黑人，进行为期一年的「抵制公车」行动，以抗议白人政府黑白分离的公车政策。

这是一场长期的非暴力战争，他们不但要对抗白人的压迫，还要运用各种车辆，拼拼凑凑，组成一套黑人的交通运输网。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叁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於讲话了，宣布所有各州各地方的种族隔离法律都是违宪的。十二月二十一日，蒙歌马利市的公车终於废止了黑白种族隔离的政策了。

依据金恩的观察，在公车抵制行动的末期，黑人社区里的酗酒、犯罪、离婚、或周末斗殴等行为，其发生比率降低了。3

拿特享托夫(Nat Hentoff)所作的研究中，也是这样的报告∶

「说来也蛮有意思的，最近几年来，我们不断的发现，每当一个黑人社区，有大部分的黑人都投身反种族隔离的运动时，该社区的犯罪率就下降，而且，只要这样的群众运动持续下去，犯罪率就不会大幅上升。」4

一种生活方式

非暴力不但是人民对付不义统治者可以使用的有效「武器」，非暴力也是一种符合民主原则的生活方式。

如果在一个社会，个人与个人之间也好，团体与团体之间也好，民族与民族之间也好，种族与种族之间也好，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好，都习惯於使用非暴力，来解决彼此间的纠纷，那麽，一定可以减少这个社会的暴力冲突或血腥战争。

非暴力是用说服、感化、撤回合作、寻求友谊与谅解……等方式，来使对方答应我们的要求，或双方达成妥协，以改变现状。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是非暴力的，那麽，这种社会的双方，一定比暴力弥漫的社会来得和谐，更符合民主原则。

在金恩眼中，非暴力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境界，而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他说∶

「无可否认的，非暴力真正的含意，并不是一种策略，只是把它拿来当作权宜的手段而已；非暴力绝对是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人们生活的言行，都依照内心道德的要求去做。可是，即使有人把非暴力当作一种权宜手段，那也无妨，至少，他乐於采用非暴力的策略，也算踏出了第一步。因为，只要他现在这麽做，将来他就非常有可能把非暴力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了。」5

领袖角色的改变

非暴力改变了传统的领袖角色。

提到了领袖，我们就想到受众人爱戴的英雄杰豪，他们是不可以轻易牺牲的。但是，非暴力行动中的领袖，却是以自我牺牲、自我受苦作为通往自由解放的道路。

非暴力组织的领袖，与暴力组织的领袖，有个很大的差别，就是，後者常为了安全顾虑，必须站在後面作指挥调度，本身不轻言牺牲；而前者以非暴力的自我牺牲为原则，无论被殴、遭捕、下狱、或被杀，领袖往往以身作则，树立非暴力的典范，来争取广大人民的支持与同情。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七日，英国哲学家罗素领导的「非暴力直接行动」组织(Nonviolent Direct Action)，在伦敦国会广场前举行反核示威。英国当局严加警告，但罗素等人照原订计划实施。警方最後被迫将罗素等五十名左右的知名领导人物全都逮捕。八九高龄的罗素被逮捕下狱，关了一个月。这个消息，成了第二天国内外的报纸的重要新闻。6

非暴力组织的领袖，并不是运动中绝对不可或缺的人物。在第一线的领袖阶层後面，还有许多训练有素的干部会按照原订的计划继续推动，而不会因第一线领袖被除去之後，就偃旗息鼓，或作鸟兽散。

甘地在一九叁○年代推动独立运动时，他们事先排订的「候补领袖F」，即第二梯次、第叁梯次……甚至排到第叁十梯次。也就是说，当第一梯次排订好整个战略、战术计划後，他们就可义无反顾的走上第一线。

候补领袖群可以由第一线领袖群事先协调排订，也可能在统治者大肆逮捕之下，领袖群悉数被抓走了，而由剩馀的成员自动推选产生。

由这里，我们知道非暴力领袖之所以有战斗力，不是靠一两位「英明伟大」的领袖，而是靠一批平日训练有素的干部，随时准备递补前面的领袖群，继续战斗。

一九叁○～叁一年期间，印度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当时，国大党领袖尼赫鲁被捕，判刑六个月，国大党其馀领袖则在牢外发动全面性的罢工罢市。

尼赫鲁从牢里传话出来∶

「保持微笑，继续战斗，完成我们的任务。」7

一九叁○年五月四日，甘地发动运动反抗食盐法，英国当局除了逮捕甘地之外，更陆陆续续把国大党领袖阶层的「国会工作委员会」(Congress Working Committee)成员抓的抓、关的关，使工作委员会被迫停止运作，但是全国各地的反抗运动及不合作运动，依然持续不断。8

非暴力组织的领袖，他们与组织内部的成员关系如何？他们与人民间的关系如何，拿来跟暴力组织的领袖相比，又有什麽基本的差异？

在这儿，我们用几项因素来比较暴力组织的领袖与非暴力组织的领袖，两者不同之处∶

（1）对内制裁手段。前者倾向於殴打、刑求、逮捕、监禁、枪毙……等暴力手段；後者则运用说服、辞职、绝食、苦行……等非暴力手段，来改变反对者的意见。

（2）人民参与。前者决策过程封闭，不能有公开辩论、公开参与决策；後者决策过程较公开，人民参与程度较高。

（3）领袖地位的维持。前者享有高高在上的权威与维持地位的暴力工具，人民不易控制，也不易将他赶下台；後者的权威则来自人民的同意，若人民不同意，领袖的地位立即丧失，因此，人民较易控制。

（4）权力分配。前者在革命成功後，为了巩固政权，常以暴力维持政权，导致权力集中，形成革命後新的独裁者；後者在革命成功後，因人民的奋斗过程已习於分享决策，使得革命後，权力分散，所建立的新秩序较符合民主精神。

甘地退出国大党

这些，听起来像蛮有道理的，但实际上如何？别人不谈，我们就拿甘地来说吧。

一九叁○年代，印度独立运动在甘地这位衣不蔽体、瘦瘦乾乾的「托钵僧」领导之下，风起云涌，对英国造成很大的压力。甘地本人以其过人的毅力、组织能力与非暴力思想，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唯一代言人，国大党至高无上的领袖。

但是，因甘地本人对「贱民」、非暴力、印度自治，常坚持己意，引起其他的领导同志不满。9

甘地一生，总计绝食十七次，入狱十五次。他往往透过这种自我受苦，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这种作法，导致他在国大党的权力膨胀到「一言九鼎」的地位，这样，也使部分同志批评他独裁。

暴力组织的革命领袖此时可能运用暴力来解决内部的反对声浪；但甘地所建立的政治文化，则注定了他必须鞠躬下台的命运。

甘地自我衡量之後，终於在一九叁四年九四日、九月十七日，两度发表声明，说要退出国大党。十月二十六日，国大党全印大会在孟买召开。甘地所提的修正案又遭受重大挫败。最後，他不得不在十月二十八正式向大会提出要求，退出国大党。

甘地在一封给友人的信中，表露了他退党的决心与无奈。

「我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国大党了。我确认，我这样做，对国大党，或对我个人，都有好处。我将不再是国大党的核心人物了，但是，只要情势需要的话，我会随时随地，向国大党提供我个人的意见。」10

任何政治组织都免不了权力斗争。暴力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可能免不了以暴力手段整肃异己的悲剧，但是，非暴力组织的权力斗争，仍须透过非暴力的方式来解决权力分配问题。甘地面对党内反对声浪，他手中没有格别乌或黑衫军，他企图说服自己的同志，但他失败了，他只好选择退党的方式，来解决党内的权力斗争危机。

如果他是列宁，或是希特勒，他会这样下台吗？

以暴力手段推翻旧政权，常常也要以暴力手段来维持新政权。

革命成功後，新的统治者也许比旧统治者来的更民主，更尊重人权。像两百年前，美国的开国元勋打了一场战争，建立了一个民主国家。但是历史上，暴力革命的後果并不是这样幸运的。

劳勃西莱在他的《非暴力手册》中，说明了暴力革命的後果∶

「在这二十世纪，我们不断的看到，有许多暴力革命，打着人民的旗号，但革命成功後，人民却得不到什麽自由与正义。波布(Pol Pot)用暴力推翻了高棉政府，他所建立的政权，令人毛骨悚然，因为他屠杀了将近百万自己的同胞。古巴革命成功之後，人民虽得到了更多的经济正义，却丧失了政治自由。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情形最糟，革命之後，爆发了一场血腥内战，再来就是史达林统治的恐怖时代，而布尔什维克所建立的现代苏联体制，却是一个没有经济正义的独裁体制。」11

暴力革命，很难还政於民

打着人民旗帜革命，革命成功後，应给予人民真正的权力。但是，暴力革命後建立的政权，在革命之前，权力掌握於革命团体的领导阶层，而革命的过程中，人民又无法实际的参与决策权，无法有效的控制领导阶层，那麽，我们很难期盼，这样的革命团体成功後，真的会还政於民。

暴力革命成功後的政权，将来维持这个政权，往往也是靠着暴力，来对付外来的敌人或内部的反对者。

在这样的环境，统治者与人民认为暴力就是解决纷争的唯一手段。同时，科技愈是文明，统治者这一方拥有现代化的枪炮弹药、现代的通讯、精良的警察装备、交通运输、电脑档案……等，如同乔治欧威尔笔下的《一九八四》，老大哥控制了人民一切的生活。另一方面，人民与统治者相较，手中所握有的资源有限，在暴力竞技场上，人民往往处於劣势，人民无法有效的控制统治者，这种结果，也否定了革命所追求的民主自由的崇高目标。12

非暴力运动的组织型态，是由下而上的结构∶

领袖的产生，是由下而上的产生；领袖的地位，不是永远不变的，他的地位，随时可以被人民撤回；领袖的权力，不得独揽，而是分散在各级组织，而这些组织，成员得分享决策权。

也许，有的人会反问∶面对强大的独裁者，如果没有强有力的领袖，如何将对方推翻呢？

没错，非暴力行动中，坚强的领导者可以领导长期的抗争。可是，领导阶层的功能是在拟订计划，设定策略，发动抗争。而且，非暴力组织的特质是，领导阶层的人必须以身做则，唤醒民众，因为他们在第一波行动，就被对方逮捕下狱，若要抗争继续下去，第二波领导阶层，第叁波领导阶层……都要事先规划，准备披挂上阵。

非暴力行动不因领导遭到打击就鸣金收兵，它靠的是非暴力行动者不断的递补上去，继续抗争。

非暴力行动者不把领袖看作「时代的舵手」或「永恒的太阳」。他们最重要的目的是，组织人民透过非暴力抗争，学习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力，而改变社会上不义的法律制度。

改朝换代，走了一个独裁者，又来一个独裁者，人民依旧是无力的人民，这不是真正的人民革命。

被偷窃了的革命

一九八九年，东欧民主浪潮中，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等国，人民发动大规模的非暴力示威游行，推翻了四十年的共产政权，但是不幸的，唯独罗马尼亚是在血腥的暴力革命之下转移政权。

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这场暴力革命的结果是什麽？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中旬，罗共当局下令秘密警察前往川斯尔瓦尼亚市(Transy lvanian City)的一座教堂，逮捕一位匈牙利的牧师图克斯(Laszlo Tokes)。闻讯赶来的支持者围成一道人墙，保护图克斯。警察突破人墙，闯进教堂，把图克斯拖走。

第二天晚上，工人、学生及图克斯的会友们走上街头，抗议警方的逮捕行为。罗共当局见事态扩大，立刻派遣军队前来镇压，轰隆轰隆的坦克车开进了广场。当时，东欧各国正是民主浪潮风起云涌的时候，各国共党当局皆小心行事，不敢对人民动武。不料，罗马尼亚的西奥塞古政权，竟然下令军队对自己的同胞开火。

血腥事件传开来，举国沸腾，各地人民群起走向街头，要求西奥塞古下台。军方眼看大势已去，便倒戈转向，支持革命团体的「民族自救阵线」，联合要推翻西奥塞古。这时，忠於西奥塞古的安全部队跟革命阵营打起内战。十二月二十二日，西奥塞古与其太太艾莲娜(Elena Ceausescu)於逃亡途中遭到逮捕。

「民族自救阵线」为了早日结束内战，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当天，历经短短的两小时审判，就把西奥塞古夫妇两人枪决。罗马尼亚人民看到电视上的新闻，一代独夫终遭正法。这一场东欧最为独特的暴力血腥革命结束了，「民族自救阵线」迅速的接掌政权，他们所组的政府普受国际间承认。13

革命是成功了，但人民却失望了。为什麽呢？

「民族自救阵线」是在局势动汤之下，由军方支持的革命团体，其内部有些领导人则是西奥塞古当权时失势的共党高干。再者，一场血腥的内战中，人民反成了配角，无法实际在革命的过程中掌握了真正的权力。革命之後，「民族自救阵线」的改革幅度，让人民大大失望。

这也难怪，一位在一所综合科技学院的学生报纸担任编辑的佛拉艾纳斯(Vlad Enas)感慨说道∶

「民族自救阵线偷了我们革命的成果。在这一出别人编导的戏里，我们只是演员而已。」14

权力真空时，枪杆子出政权。这种暴力手段取得的政权，在革命过程中，人民无法分享真正的决策权，人民也没有锻□到如何掌握权力，控制未来的政权。也许，新的政权比西奥塞古独裁政权好多了，但是，拿来跟同时代东欧各国的非暴力革命相比，罗马尼亚版的革命，是一张不幸的骨牌。

一位民族自救阵线的领袖亚迪恩．达卡列斯古(Adrian Dascalescu)面对上述批评，这样辩驳道∶

「你不能光靠那些诗人、学生来统治一个国家啊。要是你有一部车子，你怎麽能够交给那些不会开车的人去开呢？」15

非暴力革命，就是人民在革命的过程中，学习行使自己的权力，以改变现状，而後他们才有能力控制新政权。人民不应期待英雄豪杰来拯救他们，而是他们自己来拯救自己。革命前，人民学会开车，革命後，人民自己开车，这才是民主。

暴力革命，也可以带来胜利，但这种胜利，却留下仇恨的种子。而非暴力革命带来的胜利，因加诸於对方的手段是非暴力的，仇恨与报复的程度较低，双方的敌意较小，这种胜利，比较能够持久，这才算是真正的胜利。

什麽是非暴力行动

非暴力行动是数以百计的抗议、不合作及干预方法的通称。行动者用这些方法从事抗争，他们不使用暴力进行或拒绝进行某些事务作为一项技术，非暴力行动不是被动的，它更不是「无为」，而是不使用暴力的「行动」。

非暴力行动适用的争端不一而足，它可能是政治性的。这包括政治团体之间的对抗、拥护或反对某个政权，甚至於国际间的争执（譬如禁运或抵抗占领）。争端也可能是经济性的、社会性的或宗教性的。争端的范围和层次也有不同，它可能只限於邻里、城市或社会中的某一部份，也可能涵盖全国，在少数情况下，两国或多国政府都会涉及。然而，不论争端是什麽，冲突的层次有多高，非暴力行动是人们拒绝被动、屈服，认为必须抗争，而不用暴力从事抗争的一种技术。

什麽不是非暴力行动

非暴力行动和被动、屈服及懦弱没有关联，这些都需要加以排斥和克服。

非暴力行动并不等同於言词上或心理上的说服，虽然非暴力行动能导致改变心态的心理压力。非暴力行动是牵涉到使用社会、经济及政治力量的一种抵制行动和技术。它是争执中的对比力量。

非暴力行动并不依靠「人性本善」的说法，它认识到人性的善、恶的两种可能，这包括了极度的残酷和不人道。

使用非暴力行动的人不必然是和平主义者或圣人。向来成功使用非暴力行动的人，绝大多数是一般人。

非暴力行动的成功，不必然需要两个对抗群体具有共同的标准和原则；不需要有高度的共同利益或心理上的密切关联。虽然这些条件对非暴力行动的成功有所助益。这是因为当促成自动改善的方法失败时，强制性的非暴力方法可派上用场。

非暴力行动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现象。事实上，从罢工和杯葛在劳工运动中被广泛运用，及被征服国家所采取的不合作抗争，我们可以看出，非暴力行动具有更多的西方色彩。

非暴力行动并不假定对方会克制使用暴力来对付非暴力的行动者，这项技术是在必要时用来对付暴力的。

非暴力行动不限於民主制度中的内部冲突。它被广泛运用於抵抗独裁政权、外国占领及极权政体。

非暴力行动取得胜利，不一定比使用暴力费时，在很多情形下，非暴力能在短期间内达成目标，获胜所需的时间由很多因素决定，主要是看非暴力行动者的坚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