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不愿回忆 未敢忘记
06/06/04    陈平    工党论坛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91

移民加拿大这些年,常碰到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友人,还有二十多岁的大陆青年,听说我从北京来,就好奇地问我,六四那年你在北京吗?你亲眼见过开枪杀人吗?每一次,当我不知如何回答的时候,心头涌起的是两句话:不愿回忆,未敢忘记。

那一段记忆压在我心头十五年了。我知道人的记忆抵受不了时光的侵蚀,应该把自己的经历讲下来。可那是十五年没愈合的一道伤口,已长在我心上,我不敢碰它。

六四那年我二十一岁,是北京大学三年级的学生,家住在北京西长安街上。那天夜里,坦克轰隆隆地驶过我家门前,枪声响了半夜。天亮的时候,我离开儿童医院的急救室,走到长安街上。天开始下雨,丝丝的雨水冲著路面,成了血水。复兴斗路口的那座「少女与和平鸽」雕像前,汉白玉少女的胸前、腿上留下好多个焦黄的弹坑。没有人给她包扎,雨水冲在她脸上,令这石头看起来也在流泪。

我走到西单路口的时候,大兵一排排地横在街上,挡住了去路。路口东南角一面不太高的广告牌顶上,一个大兵架著机枪,枪管对著路口晃动。他的手指紧扣在扳机上,一直保持著瞄准扫射的姿势。那一刻,我们近得可以感到彼此的目光。我没有恐惧。

后来我知道,长安街由天安门往西约十公里长的一段路,是那天夜里戒严部队进城时杀出的血路。沿街的五棵松、万寿路、公主坟、军博、木樨地、复兴门,直至民族宫、西单、六部口,每一个路口那天都有市民和学生中弹。蒋彦永医生所在的三零一医院在这段路上,丁子霖教授十七岁的儿子死在这段路上。那位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学生,也倒在这段路上。多少年了,每次走到那条血路,即使是阳光灿烂的正午,我依然看得见一个个死了的冤魂。

有好多人曾问我当年为甚么会发生学潮。那年四月十五号胡耀邦去世,我们直觉上都知道要出「大事」,但恁良心说,那时谁也没想过要推翻共产党。那个时候就是觉得对现实不满。一是觉得八六年学潮之后,对胡耀邦的处理不公平,他活著的最后两年受了冤屈。二是政府给八六年学潮定性为动乱,令我们这些人意气难平。三是当时特权与腐败已开始流行,社会上不公平的事越来越多。我们这些经过八六年学潮的人,又经过两三年在北大这样一块自由土地的成长,就觉得不能不为这个国家说话,这个政府不能不给我们说话的权利。

可政府始终没有给我们说话的权利。游行,请愿,下跪,罢课,罢教,绝食,到了全北京的人都看不下去、自发到街上拦军车、堵坦克的时候,共产党慌了,他们最怯懦、最绝望的时候,他们手中没有正义的时候,就举起了屠刀。

我本是抱著满腔的热血参加学潮的,可到了四月二十二日胡耀邦追悼会那天,我目睹三个学生代表跪倒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那一刻,我的心碎了。那三个人长久地跪在高大的石柱下面,身驱显得那么小。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啊,就像洪水决堤一样爆出一片痛哭声。你几曾看过世界上哪一个地方,有那么多的热血青年在为自己的国家同声哀哭。就算是铁石的心肠也会被打动吧?可隔著那扇薄薄的玻璃门,里面就有上千个中共大员,他们不会感动。

从那天起,我对那个没有人性的国家绝望了。记得在五月十六日中午,绝食请愿进行到第三天,北大的老师们到广场上看望我们。他们激动得完全失去了理智,伸著手臂冲动地号哭著想越过纠察线,进到绝食圈中拥抱自己的学生。那时坐在我身边的北大同学们都哭出声了。我流泪,但咬著牙不哭。绝食到八十几个小时的时候,我体力不支被救护车送进了同仁医院。那些个从医学院临时来帮忙的女学生们,都以为我不行了。昏沉沉中我感到身边围著一圈人痛哭。那时我其实还有知觉,想告诉他们我没死。可我不愿讲话。活在这样的国家里,生又何乐,死又何哀?

北京人真好。五月二十日宣布戒严,市民就像听到号令一样,冲上街头拦截部队进城。那些天晚上,我常常乘一辆面包车,把水和食品送给在北京各处侦察情况的学生。沿路上我看到,北京市民整夜地守在全城每一个路口,拦截军车,给那些当兵的做政治思想工作。从五月二十号到六月三号,大兵压境十几天,硬是在北京人的血肉长城面前没敢前进半步。

我记得最远一次到了北京西边三十多公里的芦沟桥附近,就是当年日本人铁蹄踏过的那个芦沟桥。那是军队由石家庄、保定一带进入北京的必经之路。我半路下车问市民哪里有军车,当时就有许多人争著带我去看。那是一个黑漆漆的夜,我们来到长辛店附近的京广铁路边。我看到数不清的军用卡车,身上披著野战部队那种伪装,沿著铁路一连串地排下去,看不到尽头。黑夜中那些车看上去犹如张开大口的魔鬼。那是数十天来我第一次感到害怕。那位给我们带路的四十多岁的工人,来自当年以京汉铁路大罢工闻名的长辛店二七厂。回来时他见我在车上沉默不语。就对我说,兄弟别怕,这边的路我们替你们守著,他们进不了城。

这是六四大屠杀前几天的事,我一直希望这位工人今天还活著。

六月三号那天下午,气氛越来越紧张。解放军要进城的消息从四面八方传来。广场离我家并不远,下午我决定回一趟家,给父母报个平安。晚上正在家吃饭的时候,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开始警告市民不要上街,但我坐不住,一心要回到广场。我爸妈拚死拦著不让我出门。可那一夜,只要还有点血性的北京人,谁能在家呆得住。

我爸后来一定要跟著我出去。那时大约快九点钟,天要黑没黑的样子。长安街的交通完全中断了。街上有无数的学生和民众,好多人脖子上都围者一条毛巾,为了防催泪弹。人们正忙著把大公共汽车和水泥隔离墩推到路中央设置路障,以阻止军队开进天安门。

我爸在路边站了一会,忽然看著我说:你那背心上印著字,太危险了,咱俩换一下吧。我们就站在大街上,互相换了背心。之后,他一句话没说,投入到人群里设路障去了。我看著他快六十岁的人,穿起我那件印著「北京大学」的背心,把身子箍得紧紧的,真有点滑稽。那一刻我笑了,眼泪也刷的一下淌了出来。

后来我得知,六月四日清晨八点多,19岁的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孙辉,骑自行车上街寻找没有归校的同学,就是因为身穿印有「北京大学」字样的背心,而在西长安街复兴门一带被戒严部队无故射杀的。

那天晚上闷热而狂燥,人们等著对抗解放军的棍棒、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想著在长安街上为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筑起最后一道屏障。可那些个血肉之躯,等来了坦克、装甲车和机枪的扫射。十五年了,我仍不能相信那一切真的发生过。中国,那是我舍命爱过的国家。那一夜是怎么了?

年年六四的时候,不论在中国还是加拿大,我在家中点起一枝蜡烛,为那个死在我手臂中的青年学生照路,引领他找到自己的家和亲人。他死在那天夜里。从我抱著他送他到医院,到看著他死去,不过几十分锺的时间,他没有说过一句话。年年六四是他的死忌,我对著蜡烛跟他说,哪怕你当时说出两三个字,告诉我你的名字,今世我会找到你的亲人。你活生生一个青年,一夜间成了无名尸,最后被防疫站收走火化。一块手表收藏在北京儿童医院,是你唯一的遗物。你走了,可你的家人从此年年断肠。

那天夜里,被送到北京儿童医院的市民和学生一共死了十四个人。十四具尸体被拍成照片,放在医院里等著家人认领,包括我送进去的那个青年。送他到医院的路上,我不知他伤在哪里,只感到鲜血由他身上涌出来,很快浸湿了我的背心,浸到我的皮肉。走进遍地哀号的急救室,不知所措的医生被我拉到他身边。医生用电筒查看了他的瞳孔。医生哭著告诉我,是枪伤,在胸口,救不活了。

那一刻,彷佛我的心被谁掏出来了,所有的感觉和声音都没有了。一整夜的时间,我把他安放在长条椅上,坐在他的身边。他的手一点一点冷了,僵了。他的眼一点一点黯了,湿了。他看上去不到二十岁,平静地躺在长椅上,睁著双眼,目光出奇的平静。我看著他尸身下面,血仍然一连串地滴到地上,像小溪一样四处流淌。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你的土地有多硬,你的心肠就有多硬,硬到连热血都渗不进去!

那还是我曾经看得像母亲一样神圣的祖国吗?这么多年了,每年六四,我的泪止不住。不是因为死亡、鲜血留给我过于惨烈的记忆,是因为我始终觉得,跟那个共产党国家有一段化不开、放不下的恩怨。共产党中国,把我们这一代人伤得太深了。

我多少次对自己说,跟那个共产党国家早已恩断义绝。可是那一年,我们毕竟在那片土地上,喊过,哭过,走过,跪过,爱过,恨过,振臂欢呼过,忍饥挨饿过,凄风苦夜中相互扶持过,枪林弹雨中相互救助过。那里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丁子霖这样的天安门母亲,还有曾舍命救助过我们的父老兄弟。每每想起这些人,我仍不免回头,抬起泪眼看一看那片土地。这感觉,就像郁达夫先生八十三年前所写的:「天边那一颗摇摇不定的星星底下,就是我的故国,也就是我的生地。我在那一颗星的底下,也送走过十八个春秋。我的乡土啊,……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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