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王军涛投向了台湾的民进党
06/04/04    陈申申    投稿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575

这几天的新闻报导了关於王军涛和王丹从台湾民进党那里获得经费的消息。到此为止,所谓的「大陆海外民运的领袖们」已经全军覆没,投降了台湾,再往後,就是时间问题了,或长或短,他们大概都会走到支持台独的道路上去。

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做?说是为了钱,可能会有辱这些人的清高。但是,实际上就是为了钱。

共产党不会出钱养这些在美国的「民运分子」,所以他们失去了原来在国内,由共产党出钱养著他们来反对共产党的经济条件。美国人不愿意出钱养他们。因为美国认为他们完全可以靠自己打工来赚钱,养活他们自己。美国人都是这么活的。美国人连自己的儿子到了十八岁都要自食其力,为什么要没完没了地养这帮人?最後,就只能向台湾要钱了。

王军涛说,民进党的钱是可以要的。但是不能有附加条件,这是糊涂还是一厢情愿?人家给钱能没有附加条件?如果真是那样,民进党可真是成了雷锋了。当初,国民党给钱,养了王炳章,养了胡平,养了于大海,养了徐邦泰,养了陈一谘,哪一个没有附加条件?养得这帮民运领袖只会批判大陆共产党的独裁,却象瞎子一样,从来不看见国民党的卖国和腐败。这些号称海外民运组织的「民选领袖」都是由台湾当局的情治单位在幕後交易中确定的。这算不算条件?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民进党的一切政治招数都来源於国民党这个师傅,只是青出於蓝而胜於蓝,比国民党更不知羞耻而已,说民进党无条件支持王军涛和王丹,谁会相信?

我真想想问问王军涛和王丹,民进党给了你们多少钱?这值得吗?怎么说,你们也是个时代的风云人物。从七六年的「四五天安门事件」开始,到七九年的民运,又到八九年的民运,你们曾经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社会的尊重。那是多值得珍惜的尊重呀!这种尊重,在你们之前的那些「民运领袖」几乎每一个人都曾经获得过。但是自从他们把自己卖给了国民党,非常贱地卖给了国民党以後,他们就一文不值了。现在这些人就是想给国民党做个小特务,人家还不要呢!难道这些人的前车之鉴,就不值得你们想一想?民进党能给你们多少钱?在那些个民进党的小特务眼里,你们最多就值个十几,二十几万美元了,他们不会再多给你们什么了。你们就那么不值钱?你们出卖的不仅是你们个人,还有与你们割不断的民运。对於你们这些因为民运而获得声誉的人们来说,你们不是做民运的功臣,就是做民运的叛徒。民运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会继续下去。中国民间的改革呼声还将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但是,你们在出卖民运。你们把这么多年来中国民间的改革给你们带来的荣誉、信任、期望,都贱卖给了民进党,换了几个小钱,过那自命清高的小日子。我不知道这样清高的小日子能过上几天,但是,我确认,从此以後,民运就没有你们的份了。中国今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没有你们的份了。就象一个人做了汉奸,就不再有资格去谈论救国。这道理还不简单吗?如果王军涛和王丹还想要做个清白的人,就要下决心,自己打工赚钱养活自己。在目前来说,就是要把从民进党那里拿来的钱统统退回去。但是还有这样的可能吗?

我知道,这些民运人物是很看不上我们这些天天为了五斗米折腰的打工仔的。至少也会觉得自己的事业更伟大。是呀,谈谈学习,写写书,骂骂共产党,在预言未来的时候还不忘记标榜一下过去的光荣。这多清高啊!可是,我想说,作为一个人必须自食其力。经济上依赖别人,政治上就不可能独立。海外民运组织,从建成到现在,都在靠台湾当局的钱,这样的组织能有什么独立性?不客气地说,这些组织的头们,从成立的那天起,就在利用海外华人社会的改革要求谋取私利。现在这些内幕一点一点地暴露出来了,这些组织正在被人们抛弃,一点都不足为奇。

以改革为诉求的知识分子必须要有独立的思考,才能成为社会的良心。独立的思考,必须要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为了做到这一点,是要付出代价的。想当初,一九二七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後,执掌了大权。为了不吃蒋介石的饭,不为蒋介石做事,黄埔军校的教官弃官不做,却以种菜卖菜为生。革命军中的军官弃官不做,却以拉黄包车来赚钱糊口。一干就是二十多年,这就叫做独立性。既然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就别无选择了,或是当英雄,或是党叛徒。坚持独立特行,比当烈士还要难。当烈士只要一时的勇敢,做独立特行的知识分子却要一个人独自面对世界度过漫长的艰难岁月。汪精卫不是差一点就做了烈士了吗?後来呢,还不是给自己想出了那么多的「救国」的理由,去做了汉奸。

其实,独立也不是那么难。老百姓哪家哪户不都要自已赚钱养活自己?可是人出了一点名,就自我感觉不一样了,就不愿意再过老百姓的日子了,也就有机会不再过老百姓的日子了。这些人梦想著做领袖,梦想著做大事,想出种种理由来,自己认为自己比较伟大,比较重要,比较的不能与常人为伍。实际上,如果这些人已经不能真正自食其力,那么千千万万的能够自食其力的普通人还有理由认为他们是领袖吗?还有理由认为他们有可敬之处吗?这就是这些年来在美国发生的情况。当几万留学生都在自食其力的时候,那些过了气的「民运领袖」拿著不干不净的钱,陶醉在小圈子里相互吹捧而营造出来的高雅的「民运」气氛里。情愿憋死在里面,也不肯走出门来,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顺便干点活,养活自己。在美国,干点活,养活自己并不难。打个黑工,一个月还能赚上二千多。何必为那每月一千多点的活命钱,丧尽廉耻的去求民进党?今天能求到,明天还不知道有没有。做人难,做狗就那么容易?

这些民运领袖的清高是一文不值的。他们以为自己在讨论民运,在讨论改革,就有了卖身求荣的理由。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是要坚持立场。历史上,知识分子用自己的知识来编造理由,说服自己丧失立场,卖身求荣的例子有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曾经也是抗日的领袖人物,历史把他推到了这个地位。他不缺少知识,每天的日子里,都在谈论抗日的大道理。有几个人能比他「清高」?可是,结果是和与他同样不缺少知识的「有识之士」结伴做了汉奸。当时,更多的抗日知识分子不仅做不了抗日的领袖,也不可能天天坐在一起讨论抗日救国的大道理,甚至,连个抗日的士兵都当不上。很多人在难民的队伍里,为了活命,天天东奔西跑。与清高两字是连边都沾不上。可是最後,是这些人组织在一起,形成了活活荡荡的抗日大军,打败了日本人。王军涛,王丹,如果你们真想继续为民主运动做些事现在又是真的穷得揭不开锅,那就去做难民──在今天就是走进打工者的队伍里,三年、五年,不谈民运,不讲改革,丢开清高的谈论与朋友,忘记那时时被人提起的过去了的光荣,实实在在地作个普通人。在此期间,或许能大彻大悟而获得重生。(2000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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