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学运十五年】从山东大学到天安门广场
05/28/04    潘强    王炳章论坛    存库之前的阅读次数:156

忆昔午桥桥上饮,座中多是豪英。长沟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临江仙](宋)陈与义

一转眼,十五年过去了。在过去的十五年中,我常常在梦中回到天安门广场,再见同学们那一张张扬溢著青春和阳光的笑脸,他们那不不谙人心险恶的纯真,和他们对自由的渴慕。虽然随著岁月的流逝,北京街头的血迹在中共无耻的谎言和同样无耻的看客们的冷漠中渐渐淡去,但在我和像我一样的朋友们心中,“天安门一代”永远是一个骄傲的,神圣的名词。它代表年青而丰富的心灵,飞扬的青春,纯洁的理想,不泯的良知和不倚赖任何人的自信;是不畏强权,不甘平庸,勇于挑战暴政的勇气;是虽历经磨难而痴情不改的执著。现在,我愿用我的笔,记下我在八九年中作为一个外地学生,从山东到北京参加学运,并在广场上见证从“五二零”戒严到“六四”大屠杀那我们民族现代史上最悲壮的时刻,以祭奠那些英年早逝的兄弟姊妹,和纪念那么多曾经和我一起在广场上朝夕相处的同学们,并感谢那些待我们如亲人的北京市民。无论你们现在身在何处,在天国还是红尘,我想念你们!

1989年胡耀帮去世时,我是山东大学外文系二年级的学生。山大所在地济南是山东省省会,与北京相距不到500公里,但由于山东文化中比较保守的特点,和学校对学生实施严密的控制,耀邦去世后,北京等地掀起的悼念活动并没有很快在山东大学等驻济高校中引起呼应。除了4月22日晚间部分学生通过摔酒瓶、敲脸盆等方式表达了心照不宣的压抑之外,并没有进一步的跟进行动。零零星星的小字报也很快被政工干部和学生会积极分子撕去。表面上看,校园内的气氛十分沉闷,但自由的召唤已经抵达广大学子的心间,纵使“426”社论的杀气腾腾和校方软硬兼施的警告也不能阻挡学子们追求民主的决心了。“427”游行的消息传到校园时,部分同学正在悄悄地准备到北京的旅行。

从这个时候开始,北京成为全世界目光关注的中心。

但学校严格限制同学们离开济南,美国之音,BBC的广播对同学们了解北京的局势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就是通过与北京同学和同乡的通信和私下的传言揣测北京的动态。对急于获得北京信息的同学们来说,官方的消息几乎是封闭的。

山东大学分为新旧两个校区,两校区相距一公里左右,而山大本身更远离济南其他高校,这种分割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信息的交流和人气的凝聚。但是,“五一”假期的空闲和年度校运会的召开使各系各班级间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终于,北京“五四”大游行的前夜,山东大学的同学们终于压抑不住内心的冲动,尝试著踏出勇敢的第一步。五月三日,我和社会学系张继军联络社会学八七级的部分同学们开始策划游行。经过紧张筹备,大家在夜幕降临前,分散步行到人数较多的新校校园,在新校学生宿舍前张贴游行呼吁和游行路线图,渐渐地吸引了很多的同学。在我将代表开始游行信号的鞭炮点响以后,分散潜入新校的同学们迅速聚集到一起,打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校联,标语,带领围观的一,二百人开始向校东大门前进。但山大校方显然对学生可能的游行早有准备,先是由山大保卫科长带领保卫科的一批打手冲入领头的学生队伍中,强行撕毁标语,殴打学生,接着又在我和张继军等几位领头的学生冲出校门后,强行截断游行队伍,锁上学校的大铁门。学校领导及各系政工干部、辅导员纷纷来到校门口,强行阻拦,而校门外也很快布署了大批警察。在他们的威胁利诱下,这次游行最终没有达到走上济南街头的目的。但这次游行如死水微澜给校园里投下跃跃欲试的种子,一些活跃的组织者成为校园内的焦点人物,对稍后的学生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5月13日,天安门广场的绝食活动开始,此时的官方传媒,尤其是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以较为积极的态度介入报道,消息传到济南,5月14日,中文系博士研究生傅谨、哲学系硕士研究生马良等人在新校和老校两个校区同时组织募捐,表达对北京绝食行动的支持和声援。之后校园又一次陷入沉寂。

5月16日,绝食进入第四天,全国各地高校相继举行游行示威,山大的同学终于按捺不住了,下午,哲学系赵广明等同学在新校,科学社会主义系部分同学在老校分别组织声援绝食的签名,签名现场气氛热烈,人群逐渐聚集起来,演讲和张贴引导著校园的气氛,校园在新校部分青年教师发表演讲后,签名活动正式演变为游行示威,当新校的游行队伍走到老校门口时,老校的队伍刚刚集合起来,两支游行队伍在老校门口回合后折回老校操场。在操场上,几千名学生对当夜或第二天举行大规模游行产生意见分歧,但是不久,立即走出校园游行的意见占据了上风。

5月16日晚间的游行是“八九民运”中济南市的第一次游行。我虽然没有参与这次集会的策划(因上次流产的游行后被校方盯死),但仍在游行一开始就积极地参与了组织工作。我们借鉴了八六年上海学生运动的经验,很快由自愿者组成了纠察队,我并和哲学系的周中华等三位同学骑车赶到山东师范大学,演讲鼓动了山师一大批同学来到山师校门聚集。很快山东大学的游行队伍喊著口号,来到山东师范大学的门前,但山师的校园紧闭,学生被挡在校园内,山大山师的学生开始合力摇晃山师大铁门,正在现场的山师领导看学生的力量势不可挡,怕因人群过度拥挤出事,只好下令开启校门。山大和山师学生合于一处,沿文化路向西进发,与山东工业大学的学生会合后,冒雨向北面行进,从西门走上泉城路,最终到达省政府门前。沿途口号声一阵高过一阵,道路两旁的居民纷纷鼓掌喝彩。

在省府门前,密集的人群要求省政府领导出来接见学生,表达对绝食行动的支持。但只有低级别的干部出来敷衍学生。激动的学生试图冲入省府,但被我和赵广明等前排的同学劝阻。

午夜过后,我带领部分同学继续在省府门前静坐示威,赵广明等带领部分同学返回校园开始策划罢课。当夜,在哲学系的学生宿舍中,赵广明,杨春梅,王续涛,杨宽兴,孙志敬,徐华等人召开会议,讨论成立山东大学学生自治会筹委会的事项,并连夜书写标语,宣布5月17日下午在新校八角楼召开会议,举行选举。

5月17日的筹委会举行选举,哲学系赵广明,中文系杨春梅等五人当选自治会常委。这次会议对自治会内的工作进行了分工,并商讨了5月18日大游行的活动安排。

5月18日,包括山东大学在内的各驻济高校举行了济南89学运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约十万人的游行。这一天,连官方媒体也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兴奋和热情,对有关学运的消息进行报道;山东省委书记姜春云也突然来到山东大学与校方指定的“学生代表”举行“对话”;气氛突然变得宽松起来,这使得这天的游行带有庆典的味道,学校和部分系领导也半公开地对游行表示支持。

大游行结束后,自治会派出包括科社系八七级的杨宽兴,江波,刘梦溪,法律系八八级的赵洪顺,社会学系八七级张继军和我在内的二十名赴京请愿代表与送行的同学乘坐学校提供的车辆到达济南火车站,代表们上车后,送行的近两千名同学也突破车站的阻拦,成功地踏上北去的列车。山大浩荡的队伍于5月19日早晨抵达北京天安门广场。记得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场上的悲壮和宏伟的气魄让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那时绝食同学的抗争已进入到了第七天,广场上聚集了上百万声援的学生和北京市民,演讲声,口号声,歌声夹杂著时时响起的救护车为抢救绝食学生的凄厉警报声,把绝食以来所凝聚的“要民主,争自由”的民众的呼声推向了最高潮。

根据“北高联”的安排,山东大学的声援队伍驻扎在广场东南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历史博物馆之间的一片区域。未料到我们到达北京的当日夜间,广场突然传出军队正在进军天安门,北京即将实施戒严的消息,气氛骤然紧张无比。当时山大自治会指定的赴京主要负责人,时为山大研究生的李宏岩临阵脱逃,给我校近两千名同学造成极大混乱。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法律系学生陈权,赵洪顺,社会学系的张继军,科社系的杨宽兴和我等人主动承担起了组织和服务工作。后来上述几位同学相继返校,而我则在科社系江波,刘梦溪等和社会学系骨干同学的支持下,在广场上和山大坚持留下的三十余位同学坚守到“六四”清场的最后一刻。

在广场上的第一个夜晚,是我们最紧张的时刻。虽然已有北京市民将部队阻挡在郊外,但仍不断传来军队从各个方向试图进城的消息。山大有大批同学志愿和北京学生,市民一起,开赴北京市郊的各个交通要道,围堵军车。很多山大同学在临出发前头扎红绸带,有的更留下遗书,慷慨前行,让人感到了“风潇潇兮易水寒”般的悲壮。而留在广场上的山大人,因为要担任广场东南角的纠察,和面临可能迫在眉睫的清场,便将队伍由外及里组成严密的队形,将女生紧紧地围在中间,每一个人都准备了一条毛巾或手绢,以应付催泪瓦斯或毒气弹,并约定在无论任何情况下,都“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记得有一位娇弱的女生,忘了是那个系的,坚持要坐在第一排,和身强力壮的男生在一起。这种平凡人在危难时显示出的超凡勇气,在那一段日子的北京城中俯首皆是,是八九民运中最动人的风景。

在以后的连续三个夜晚,山大的同学们都是在这样紧张得令人窒息的氛围中,紧挨着坐在一起,直到黎明前才昏昏入睡。这期间有不少同学向父母和亲友写下遗书,有不少于五位山大同学因紧张过度引发间歇性精神病。记得有在“五二零”之夜,有一位同学突然亢奋起来,高喊“打倒邓小平”等口号,而且开始语无伦次。他周围的几位同学想把他按住,让他安静下来,不料他却越发兴奋。我冲向广场边的救护站高呼“救护车”,并和同学们手忙脚乱地把这位同学抬上了车。

春夏之交的北京,在黎明前的黑夜异常的寒冷,而山大同学们在广场的前几天,由于没有足够的衣物,往往和著单薄的衣服在冰冷的地板上入睡,醒来时常常冻得全身发抖,牙齿打颤,要活动好久才能回过神来,体质稍差一些的同学,包括几位学生领袖与骨干,都因此不得不先后返回济南。在五月二十三日那场骤然而至的狂风暴雨中,山大同学们众志成城,手挽着手围成一个大圈在临时买来的雨布下躲雨,很多同学浑身淋得透湿也不愿撤离广场。那种青春的至情,执著和同学之间的相濡以沫,让人永难忘怀。而北京的广大市民,也对我们这些外地学生给予了亲人般的关怀,不但主动给我们送来了御寒的棉衣被套,还常常一家人扶老携幼给我们送来热气腾腾的面条,包子和粥。

在学校方面,就在李鹏宣布戒严令之后的20日,有消息说赶赴北京实施戒严的部队即将通过济南,留在校内的同学在自治会的组织下,赶到济南白马山火车站卧轨,以阻止戒严令的实施。与此同时,各种规模的游行,演讲活动在校园内此起彼伏。大量的传单通过学生自治会的印刷机构大量向社会各界传播。社会各界纷纷捐款捐物,对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给予有力的支持。在这一段时间里,留在校内的严志鹏、赵广明、徐华、刘林,任志宏、周中华、周建林、尹祥春、兰恒敏、张志杰等人担负著组织联络工作。但自治会内部的人员流动性较大。5月29日以后,从北京返回的杨宽兴、陈权等人加入改选后的自治会,继续组织罢课、游行和对外联络。

作为除天津高校外赴京声援人数最多的学校,山大始终把自己定位在协助北京学生坚守广场的独立地位,财务由从济南带来的市民捐款自理,饮食或到广场指挥部领取,或山大自己采购,有时由各院系及各同学个人自理,不卷入广场日趋激烈的各学生组织之间的内斗,但积极地配合和执行广场指挥部每一项合理的任务。坚守天安门的山大同学参加了广场纠察队,并相继参加了北京5月25日和5月28日的大游行。我和山大同学还亲手在广场南面靠近毛XX纪念堂的山大营地上搭起了香港学联捐赠的帐篷,并成为住进这个用帐篷组成的“广场大学村”的第一批村民,结束了在广场餐风露宿的日子。

我作为山大的外联代表,参加了五月二十三日深夜在天安门广场北面一辆大客车前举行的各高校学生代表会议,就在那一次会议上表决成立了后来举世闻名的“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由“绝食团”的柴玲任总指挥,“北高联”开始退出广场运作,结束了戒严初期广场上由“北高联”“绝食团”成员交替执勤,指挥较为混乱的局面。这之后每天晚上十二点我都参加在纪念碑上举行的例会,并将例会的决议及最新消息传达给本校的学生,并通过回济南的同学将广场最新消息带回山大校园。公平地说,以柴玲,李禄,张伯利,封丛德,郭海峰为主的广场指挥部,在维持广场包括纠察,财务,医疗,广播站,食品等方面的正常运作和组织广场学生抗议和对进京戒严军队的宣传方面,起了非常大的凝聚作用;而“北高联”和北京各高校学生自治会及外地赴京高校基层学生领袖,骨干,普通学生和广大北京市民自发的,不记功利的积极参与和齐心协力的支持,是广场指挥部能够正常运作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广场指挥部通过每日的例会和日常运作与驻广场各校建立的紧密联系,使坚守广场的广大学生在直到大军压境的最后时刻都临危不乱,保持了和平,理性,非暴力和良好的秩序,这也使得清场部队得不到武力镇压的口实,绝大多数的同学和市民在六四清晨能得以从广场全身而退,可以说是“六四”不幸中的万幸。否则,以当晚戒严部队清场的部署看,中共高层是做好了黎明前在广场大开杀戒的准备的。

这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在大约二十五日左右,我基于广场上信息混乱的状态,联系了从山东济南,青岛,烟台,聊城各高校的十余名代表开会,当时的目的只是想促进山东高校间互通信息,互相帮助。未料其中有几位同学雄心勃勃,不但要坚持成立“山东驻京高校学生自治会”,甚至有一位参加会议的邱惠敏女士(当时她声称是山东中医学院学生,后被证实是济南公交公司的售票员)在私下谈话时竟流露出要“争取”广场指挥权之意。我考虑到这种准学生组织不但形同虚设,而且极易在未来极可能的清洗中授人以柄,因而竭力反对,差点被众人逐出会场。未料在“六四”以后的大清洗中,我的担心不幸成真,参与此会的主要成员很多因这次只有成立大会一次聚会的“非法组织”遭到山东各地方入狱(如青岛大学和烟台大学代表)或开除学籍(如聊城师院代表)的严惩。邱惠敏也在济南被关押半年。

从“五二八”大游行后,很多山大学生开始返回济南,而山东省政府也派出山大政工人员,采取个人面谈方式威胁利诱,将一部分学生劝离广场。加上广场指挥部也要求各外地高校精简在广场人员,以便更灵活机动地长期抗争,所以,在六月二日以后,山大在广场的学生约剩下包括科社系,社会学系,外文系,物理系学生在内的30余人。

从六月三日下午起,广场的气氛开始紧张起来。先是人民大会堂西面涌出一大批军队,和劝说的北京市民发生冲突,被打伤的市民捂住血流如注的头,到纪念碑报信。在我和几位纠察队员赶到时,冲突已停止,但当我们走入坐在地上的士兵中进行戒严真相宣传时,仍感到军队士兵和军官中相当大的敌意。这时我无意中犯了一个也许影响我一生的错误。那时在围观的人群边有一对年轻夫妇,象普通的北京市民一样为学生鼓掌助威。当时我象广场上的许多外地学生一样,将我的学生证用别针别在我的上衣口袋,以便有突发事件时,可以辨别身份。所以当那对“夫妇”自称是我的校友,要看我的学生证时,我不加思索地递了过去。后来我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在山东内部通辑的两名学生之一,(另一位是在广场上很活跃的山东曲阜师范大学的许泉),有幸上秦城监狱(狱友们戏称“秦大”)暂时居住,相信部分归功于这对“夫妇”的努力。

我从大会堂西门回到广场山大驻地约是七点钟左右,天色已经有些昏暗了。我看见科社系刘梦溪等同学不知从哪里找来好几根大木棍,拿在手中,一问才知他们在回广场的路上碰上一个便衣,那便衣流着泪告诉他们赶快回家,今天晚上一定会动手。便衣为了证明他自己的身份,甚至从身上掏出了对讲机。所以这些同学才决定准备木棒自卫。我好不容易才劝阻他们放下这些无用的“自卫武器”,因为道理很简单,对方是拥有自动武器的军人,就算你可以打他一棍,他一扣扳机可以打出至少十发子弹,扫倒一片人。这时,广场指挥部需要纠察队换守位于纪念碑下的广播站,于是包括外文系孟祥成等同学在内的十几名山大人成了几乎是清场前广播站的最后一批纠察队员。

象所有当时坚守广场的同学一样,我感到广场今晚将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风暴。但或许是心里知道这一天迟早要到来,或许是在“五二零”戒严的前三天的紧张氛围让我们鄹然间成熟了很多,总之,我心里有着前所未有的平静。我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送走还留在广场上的包括山大外文系的张映红,物理系的张雁等在内的七,八名女生。未料我和她们走到长安街才得知公共汽车已停驶;于是我要她们自己坐地铁到北京车站,然后直接乘车回济南,但这时这群柔弱的女同学全部坚持要留下来。无奈,我只好把她们重新带回到广场。

这时大约是晚上九点过,北京的西边已传来阵阵的枪声。我刚开始以为这是爆竹声,因为声音大而密集。直到旁边有一退伍军人肯定地说这是枪声,而且是包括自动武器和机关枪扫射。广场所有的学生和市民都预感到最后的时刻来临了,大家逐渐地围拢到纪念碑周围,人挨人坐在纪念碑的台阶上,静静地等着清场的来临,没有慌乱,也没有嘈杂。有几对情侣还亲昵地相偎著,互相鼓励。他们身后是灯光投射下在夜幕中显得愈加巍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这是一幅我一生中见到的最美丽,具有史诗般震撼性的画面,永远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那时山大的纠察队已值完班,所有的山大人都紧挨一起坐在纪念碑的东侧阶梯上。最后坚持在广场的三十余名山大学生面对广场通宵广播戒严部队命令要求立刻撤离广场,否则将用一切手段处置的威胁,面对戒严部队的枪口和刺刀,没有一个私自离队。后来清场时是由东面开始向东南角辙离,山大人因此能打着校旗,手牵着手,较早离开,而无一伤亡。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是真正的英雄,是山大永远的骄傲;他们和所有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八,九千名学生和市民一样,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我把山大的女生安顿后,便拿着小话筒向广场北面长安街走去。我象很多当时的普通学生一样,习惯在有冲突时主动站出来调停或维持秩序,而当时北京市民非常服从学生的组织和指挥。此时长安街上,一辆坦克和一辆壮甲车已被愤怒的群众点燃,天安门前已是雄雄大火,我还看见国旗杆附近“工自联”有人拿着火把点燃帐蓬。市民和我们学生纷纷把隔离墩抬到长安街中间设置路障,而长安街西边的枪声已逐渐逼近,不断有市民和学生把奄奄一息,混身是血的人抬来,送到广场中心的救护站。这时有几个从长安街西面撤回来的工人模样的北京市民变得无比愤怒,到处找石头和棍棒要和士兵拼命,我上去劝他们放下石头,他们向我狂吼:“他们杀人了!你知不知道?你害怕就滚开!”其中一个工人还要上前来揍我,被其他市民拖著。我也拿着小喇叭向他们大吼:“我们现在要尽量避免冲突和流血。你们现在请赶紧回家,我们现在没有任何可以抗衡军队的武器,我们要尽量保存实力,总有一天会血债血还!”当时感觉是人群有些混乱,有些市民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便开始撤离。我的小话筒也不知被谁抢走拿去喊话了。随着军队从长安街西边逐渐逼近,大部分人群被迫向东节节后退,而这时从天安门西侧也涌出大队防暴警察和士兵,他们列队从金水桥直逼长安街。那几个愤怒的工人勇敢地冲上前去向黑压压的士兵扔石头,但渐渐地被士兵大队逼着往西长安街退去。我和几名“北大特纠”的同学和经贸大的一名学生退到广场历史博物馆的西北角(也及广场的东北出口),继续设立纠察线,劝北京市民撤离,并警告出广场的人前面有士兵。

在军队从金水桥向东长安街推进的过程中,前后有两辆带连体车厢的公共汽车向部队冲去,显然是北京市民要同戒严军队拼命,却在中途被打停(后来得知学生领袖郭海峰就在其中的一辆车上,他是“六四”被捕的第一名学生领袖)。为了避免被流弹打伤,我们几个学生都躲在电线杆后面,不料还是有一个站在我附近的市民被流弹击中肚子。我赶紧跑到广场去叫医务人员,把他扶到了广场急救站。

戒严部队在广场长安街对面的隔离墩后一排排坐了下来,还在离广场东面大约一百米的长安街设了一条警戒线,救护车也被拦在外面。整整一夜我听见警戒线外排山倒海的人群怒吼声,不时夹杂有间断的枪声,显然是外面的北京市民和学生要想突破警戒线,声援困在广场上的学生。大约深夜两点以前,警戒线是只许出不许进,到后来就全部的关闭了。大约三点左右,有几个香港学生说自己身上带了屠杀录像带,要出广场,那位经贸大学的同学自告奋勇领他们出去。当时任何人想要靠近戒严部队的警戒线,都会有生命危险,而这位不知名的同学却义无反顾地带著香港学生前去了。大约在四点左右,我看见一辆救护车从广场内驶向警戒线,然后停了下来,不久以后又折了回去。(后来知是候德健等前去与戒严部队谈判)然后戒严部队似乎开始有所行动,先是向我们这边打了几个响声惊人的催泪瓦斯,我赶快用毛巾捂上口鼻,但已经吸入的毒烟还是让我头晕脑涨,眼泪直流。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24小时没有睡觉了,睡意开始止不住地往上涌。接着一队防暴警察向我们冲来,我吓得一下子钻进历史博物馆边上的小树林里,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我听见脚步声在我不远处搜来搜去,然后听见领头的喊了声“撤”,一队人迅速撤走了。过了没多久,天安门广场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一直坐在长安街北面的一排排士兵全部站了起来,开始挥舞着棍棒,发出一阵阵打杀声,在燃烧的坦克火光的照映下,显得格外恐怖,狰狞。我知道大事不好,看来很快就要开始清场了,便和北大同学开始撤回广场。在经过历史博物馆东门前的小树林时,我由于连续24小时没有睡觉,加上一夜的紧张,头实在又晕又困,于是决定在小树林前躺下先休息一小会儿,以便在清场时头脑清醒些,否则在黑暗中晕晕乎乎反应呆滞,很容易被误杀。一起的北大学生劝我先回广场,我告诉他我打一个盹就来。那知这一躺,使我无意中成为在“六四”天安门清场中,最后一队撤离广场的队伍中最后一个归队的学生!

印象中我只睡了一小会儿便被冻醒了,哪知睁眼一看,天色已经转亮。(当时我的电子表显示是七点十分,但我不能确定表是否准确)。然后我便有一种极不祥的感觉,似乎什么地方不对头,突然间明白广场上往日嘈杂的人声和喇叭声完全没有了,代之的是令人悚然的静寂。由于被历史博物馆前的临时厕所挡住视线,我站起身来往历史博物馆面向广场的西大门方向走去,以便绕出小树林。非常幸运的是,我看见一个北京市民模样的人,在树林边向广场内张望(我至今不敢确定他是便衣还是普通市民),而历史博物馆西大门的阶梯上,坐满了一排排士兵。那位市民见我骤然从小树林冒了出来,显得非常吃惊。我急忙问他:“你知道学生都上哪去了吗?”他指着东南角说:“学生都从那边撤走了。刚才那边还剩下最后一队,不知道还在不在。”我一听大为着急,赶快装着病了捂著肚子向广场东南博物馆前临时厕所方向走去。这时我的左手方是博物馆前阶梯上坐着的虎视耽耽的一排排士兵,右面是天安门广场,广场北面停满了坦克,南面士兵将广场上的拆毁的帐篷,衣物和杂物堆在一起,燃起了好几堆大火,浓烟滚滚,(当时我还想:“完了,我的衣服和钱全被烧掉了”)。而离我不远处有几个军官和士兵正拿着水龙斗冲洗地面。其中一个军官抬头见了我,愣了一下,然后有点气极败坏地大喊:“你知不知道广场已经戒严了?”我回答说:“我知道,我马上就走”。

走到博物馆南段临时厕所前,我看见一队学生和一些穿白大褂的医护人员约几十人坐在地上(后来知道以北医大学生和红十字会的医护人员为主),其中还包括两个躺在担架上的重伤员和好几个头部扎着绷带的学生。我赶紧加快步子走到队伍中坐下。尽管队伍的两旁都是挽着袖子,手握木棍(很多都明显是从桌子上拆下的桌腿)的恶恨恨的士兵,我心里还是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我低头悄悄地问旁边的一男生“其他的同学呢?”他轻轻地说:“出去后再说”。显然当时周围的士兵敌意很浓,看样子一不如意就要对我们棍棒相向。而队伍中有的学生脑袋还缠着绷带,上面渗透着新鲜的血迹。有一个穿白大褂的四十岁左右的大夫,镇定自若地在和一个军官进行交涉,全然不顾自己身处非常危险的境地。(在这里,请允许我向当年所有参与广场和北京救援的大夫,医护人员和救护车驾驶员致以一个天安门学生最诚挚的敬意。你们在枪林弹雨中坚持救死扶伤的使命,是我们时代真正的“大医”)。大约过了十来分钟,看来终于达成了协议,军队让出了一条通道,我们就在市兵和放暴警察的“夹道护送”下,从广场东南角走出了广场。

我的眼泪,是在刚一出广场,见到戒严部队尽头街道两旁聚集的北京市民们用疯狂的掌声迎接我们平安归来时,才静静地从脸上滑落下来。有一些女生更是失声痛哭。广场在我们这最后一队学生,医生和伤员混合的队伍撤离后,开始完全封锁戒严了。但我心里从未这样坚信:我们,天安门一代,一定会有一天回到广场,回到我们心灵的家园!

北京屠杀的消息通过外国电台传到山大校园时正是深夜。一位同学站在宿舍顶上,用撕心裂肺的声音高喊:“他们开枪了!”同学们先是怀疑,继而是震惊和愤怒。抗议大屠杀的游行在济南市展开,山大的游行队伍先后汇合山东师范大学,山东工业大学,山东医科大学等高校的学子,集结到省政府门前,举行抗议,标语传单贴满了济南市的大街小巷。傍晚时分,以社会学系学生为主的游行队伍,在邓新强、李鼎等人的率领下,抬著花圈来到西门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学生和市民被政府的粗暴行径激怒,部分市民愤怒地推倒并烧毁了一辆汽车,冲击历下区公安分局。参与这次行动的济南市民中,有一位青年因在下班路过示威人群时递打火机给抗议的市民点燃汽车,竟被从重从严判处死刑,被枪决时年仅19岁。

6月6日,山东大学的学生联合其它驻济高校举行了最后一次规模宏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在这次活动之前,山大,山师,山工,山医等学校的自治会共同召集会议,选举成立了济南市学生自治联合会,并选举领导机构,山东大学法律系学生陈权担任常委之一。6月6日的游行是在“六四”镇压两天之后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抗议,学生和市民在解放桥,天桥等地阻断了交通,号召社会各界起来抗议屠杀。活动获得了空前规模的民众支持和参与。

此后,成功镇压了民主运动的邓李政府开始抓捕学生领袖,气氛越来越紧张。同时,在全国高校范围内,掀起了“空校”的浪潮,大部分学生陆续离开学校,但在离校之前的繁忙的日子里,依旧有大量的演讲、大量的传单和从北京带回的大屠杀照片向社会各界扩散,将自由和启蒙的种子在社会的各个角落布下。

在“八九民运”的整个过程中,虽然山东大学的学生运动在山东高校中作为领头大学表现突出,规模也最大,若放在全国范围内来看,并没有特别的标志性事件。但是,一场声势宏大的民主运动,不可能因为武力镇压而消逝于无。八九民运是一场关于民主的启蒙运动,无论此后受到迫害的学生骨干,还是一般的参与同学,都在深深地思考中国的现实问题,“六四”是一代人觉醒的开始,也是一生探索与追求的开始,到今天为止,这种探索与追求依旧在进行。

山东大学的有关校系领导陈之安、张乐岭、张象钦、公庆来、赵明义等政工干部缺乏起码的道德底线,积极参与对学生领袖,骨干的追究与迫害。(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学工部长张象钦,此君因积极罗织罪名诬陷,迫害学生而得以升任山大副校长,与其安插在学生后勤处的老婆狼狈为奸,大肆贪污,并用贪污的钱将自己的儿子送到他最“痛恨”的美国,直到山大新生在学生公寓的“新被套“中发现烂棉絮才东窗事发。)一所百年名校就在张象钦这样的人渣,陈之安(时任山大党委书记)这样的党棍,潘承洞(时任山大校长)这样的学阀手中变得乌烟瘴气,日益堕落。参与学运的学生赵广明、杨春梅、马良、傅谨、徐华、严志鹏、周建林、周中华、孙志敬、陈权、杨宽兴、张继军、赵洪顺,任志宏,张志杰、周进、王强等于1991年3月受到行政处分,其中86级应届毕业生被迫在学校检查,推迟一年毕业。有些处分还一直追随到已毕业学生的工作单位。严志鹏和周中华同学甚至在分配工作后被警方从工作单位拘押回济南,以“破坏公共秩序罪”判刑半年。山大作家班的一名女学员因在济南街头搭灵棚,手书挽联“弟弟妹妹死了,妈妈您在哪里”,披麻戴孝祭奠北京死难学生和市民,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关押超过半年。我于六月二十日返校时被捕,六月二十五日被济南警方押送回北京,在秦城监狱被非法关押八个多月。1991年5月,山东大学将已经回校继续念书的我和杨宽兴以“莫须有”的罪名开除。

后记:

我对“八九”民运的几点思考与澄清(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1。“八九”民运的最大败笔,是当时的整个知识精英阶层放弃了自己的道义责任,不但没有从整体上为学运提供一个战略性的,理性的思考和引导,反而在煽起学生的激情后,可耻地扮演了一个旁观者,从属者,甚至中间调停者的角色,还有很多人企图从中渔利。在“六四”大屠杀后,也没有人能站出来勇敢地承担失败的道义责任。(王军涛先生判刑时在法庭上有一个精彩的发言,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但那是他在逃亡途中被捕之后)。

2。“六四”十五年来民运的失败是学生领袖,民运领袖和“八九”普通参与者共同的失败;一方面,学生“领袖”,民运“领袖”中的很多人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和投机心理,在民运高峰时心安理得地享受因广大学生和市民用巨大牺牲换来的国际声誉和荣耀以及随之而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利益,在民运低潮时却以“个人选择”为借口放弃自己作为领袖应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广大的普通参与者也借口政府的高压和一些民运,学运领袖的不当言行,来为自己的彻底放弃反抗,甚至成为政府的帮凶作辩护,完全忘记了作为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自己和这些“领袖”们负有同样的道义责任。在一个有着从海内到海外,从中央政治局到社会底层人员上亿人广泛参与的全民民主运动,且以那么惨烈的局面收场,十五年的今天在海内和海外却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坚守者,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一代人乃至所有中国人集体的耻辱。相比之下,以丁子霖为首的“天安门母亲”在痛失亲人,周围民众冷眼相向的绝境中,始终保持了高贵和不屈,在中共的高压下秉持“六四”英烈理念,永不言放弃,实为我中华万世之楷模!

3。关于广场撤与不辙的问题,十五年来有见仁见智的争论。作为当时广场上坚定的“坚守派”,我只想说中共在建国后历次运动中残害死几千万同胞,而其专制政权却几乎毫发无伤。而“八九民运”最后对广场的坚守,是普通民众和学生中的精英分子在中共几十年的统治中第一次主动地以自己可能面临的巨大牺牲,来换取对中共暴政最致命的一击。这种非凡的勇气和执著是足以惊天地泣鬼神的。可以说,“六四”屠杀,使共产主义信仰在中国甚至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中完全破灭,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用几十年的谎言,欺骗,遗忘和暴力建立起来的合法性,也造成了中共内部的分裂。“六四”之后,中共的灭亡,便只是迟早的问题了。也许有人说,广场坚守的学生太激进,不懂得民主就是妥协。但同样的指责,可以适用于捷克的“布拉格之春”,韩国的“光州惨案”,台湾的“美丽岛”,甚至罗马尼亚巨变前夕的群众集会。历史告诉我们,正是这些“激进”的民主运动,为以后的和平变革或一举推翻暴政积累了丰富的道义资源和经验。

这里顺便澄清一下,很多人都以“八九民运”中有名气的学生领袖无一人死伤来证明他们让别人流血,自己逃跑的卑鄙行径。但事实上,在六月三日当晚几乎所有的北京市民和学生都相信天安门广场会是最危险的地方,所以很多学生领袖都和普通学生,市民一样勇敢地呆在广场上,直到最后清场。我们可以对其中一些学生领袖后来的表现有非议,但对他们在广场上的表现应有公正的评价。

4。我象所有的善良中国人一样,希望中国有不流血的,和平的社会转型。但中共的暴虐和从来以一党之私利为最高准则的历史告诉我们,他们在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受到哪怕是一点点威胁的时候(即便是这种威胁只是基于统治者变态的心理幻觉),是从不惜对民众大开杀戒的。近年来江泽民对完全和平而与世无争的法轮功炼功者的群体灭绝,就是最好的证据。所以,怎样防止中共的强硬派在未来社会转型期中狗急跳墙,并使他们在孤注一掷之时成为其走向灭亡之时,是需要大家认真研究的非常现实的问题。有很多人会说,变革最好是从共产党高层内部开始,这样代价最小。且不说这样的可能性究竟有多少,即便有,这种变革的理想模式也有一个先决条件:那就是有一个强大而成熟的反对派的存在。否则,在没有外部的压力,统治者的权力未受挑战时,任何人身在高位的第一选择便是维持现状。西方有一句名言:“自由不是免费的”(FREEDOMISNOTFREE)。但似乎我所遇见的中国人,都在梦想免费的午餐。

5。十几年来的民运和异议人士对中共的各种奇谈怪论批评得多,对民主运动建设性的,策略性的论述较少;对民主运动从理论上高屋建瓴的多,研究民主运动具体操作层面的少;对中共挑战动嘴的多,实际付诸于行动的少。在这一点上,王丹先生,王有才先生,杨建利博士,王柄章博士,魏京生先生等(恕不一一例举)是不多的几个例外。他们都身体力行地用自己的行动来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即便是身陷牢狱也在所不惜。未来的中国民主运动,需要一批象他们这样既具备领袖能力,又具备领袖的责任心,还具备在任何困境中都不言放弃的真正的领袖人物来领导真正的民运。

6。对抗中共这样以国家暴力作后盾,以十几亿人为人质的专制政权,真正对中国的未来有负担的中国人必须精诚合作,建立现代政党型的反对党,用团队的力量和智慧与中共抗衡。个体的,零散的,地方性的反抗和异议,对中共政权的整体威胁几乎为零。中共显然最清楚这一点,所以它可以容忍许多独立的异议人士出格的言论,却绝不容忍“新青年学会”四君子用最温和的方式建立起最原始的组织雏形。在中国大陆目前的高压下,大规模地建立全国性的反对组织的时机尚未成熟(王有才,徐文立先生和其他中国民主党人为此作出了令人尊敬的尝试和牺牲),但在海外的自由环境中,却早已具备了这样的条件。清朝末年的辛亥革命,就是因为清政府在国内大肆捕杀“乱党”,孙中山先生在日本建立以留学生为主的“同盟会”作为全国性的领导,支持机构,并在清朝行政系统崩溃时迅速填补了权力真空,避免了因社会转型可能带来的大规模的社会混乱和失控。而一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民运面临的同样的任务和同样的困境。而海外民运今天的组织和动员能力,与当年的“同盟会”不可同日而语。

7。在“六四”悲情之外,我们应当记住十五年前的北京是人民狂欢的节日。被中共暴政统治了几十年的中国人,在那短暂的假日里终于可以自由地欢呼,自由地哭泣,自由地集会,自由地批评。两辆自行车相撞了,大家相视一笑;一个人摔倒了,周围人一起关心;小偷罢偷了,倒爷罢市了,个体户骑著摩托到处去支援学生,一家人扶老携幼到广场去走“亲戚”。北京人从来没有象那段日子那样和善,友好,相敬,互爱;中国人也从来没有那样活得自由,快乐,尊严,自信。“六四”的枪声击碎了我们的梦,但我们永远不要放弃爱,盼望和信心。

8。中共暴政是华夏文明几千年发展史中面临的最大劫难,不但使中国痛失融入现代文明社会主流的良机,还从文化上完全破坏了中国人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礼,义,仁,智,信”的道德根基;不但撤底毁灭了后代子孙得以持续发展的生态底座,还使中国在将来的社会转型中面临可能分崩离析的绝境。所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我们只有撤底铲除中共这颗“借马列之尸,还专制之魂”(辛颢年先生语)的毒瘤,建立起以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为目的的民主制度,实行三权分离,政党轮替,新闻独立和军队国家化,让每一个中国人拥有自由,尊严和选择,才有可能实现华夏文明的真正复兴。

最后,我想用陈与义[临江仙]的下阙来结束回忆,并表达自己在“六四”十五周年到来时,痛感青春生命之易逝,悲欢离合转瞬成空的心情:

十五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二零零四年五月“六四”十五周年前夕于美国

(鸣谢:山大校友杨宽兴等提供的帮助,部分文字和细节出自他们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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