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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文章】

郭飞熊:中国自由民主制度的操作路径初探

1,现在是2002年秋季,中国历史已经走到了一个节骨眼上,一个新的时代,一个人们预见并憧憬多时的千年未有的大变局,即将正式到来。

在很快就要召开的中共16大上,中共内部正常存在的不同意见将首次浮出水面,并参与到中国政治生活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中。不管人事和政局如何演变,16大都将是中共这一极权力量按照客观存在的思想和利益的分歧进行公开的分化重组的开始。

按照不利条件的多寡进行评判,现在是中国大陆五十年来反对和消解专制的力量最强的时代——在中共上层,已经没有毛、邓这样压倒一切因而可以为所欲为的超级强人,几个不同的派系犬牙交错,达成了事实上的相互牵制,其中,党内改革派、务实派、反腐派、民本派和强国派等积极健康力量的实力相当强大;在民间层面,知识界、农民、工人、市民和实业家阶层,已经或者正在就政改、民主、人权诸问题形成某些全民共识。

他们之间协同行动的可能性和数量级,要超过任何时代。

经历了1980年代的惊涛骇浪之后,人们普遍认识到,要珍惜1997年以来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稳健行事,步步为营,切忌盲动过火,再次出现大起大落。

这一代人已经具备了足够的操作智慧,根据现有条件,正式稳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就是,由我们的手中,实实在在地把真正的完整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大陆给操作出来。

2,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真理,就象太阳和月亮一样明亮。它的光明灿烂的影响和浩浩荡荡的声势,逼得它的反对者们也不得不反躬自省。

2001年中期,中共总书记江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倡导对共产党的社会基础进行改革。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值得关注和肯定。但是,它究竟是政治家对民主自由大潮的真诚回应,还是政客式的伪装顺应以在新的形势下以新的手法巩固权力;它究竟是进一步阶段性地导向有序的政治改革,还是到此为止、畏畏缩缩、浮言惑众,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在必然到来的自由民主革命中,希望第一阶段能够由共产党内健康积极力量,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启动运作。希望中国共产党在这场革命中不要崩溃解体,而是放下屠刀,成功转型,和平长入民主社会,由一手遮天的极权党,一步一步蜕变为法治状态下的现代选举党,成为多党政治中的重要一极。

希望当代中国能够创造一个奇迹,全民族能够以正义和平的方式,稳健坚决地进入自由民主社会,不同的政治力量之间按照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进行建设性的公开竞争。

希望这一代人能够告别暴力革命,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实现自由民主革命。

这样阻力最小,后遗症最小,对中国普通民众的伤害最小,也最符合民主自由的真谛。

这将是中国土地上的光荣革命。从已获得的资讯来看,这也正是绝大多数人们企望的转型方式。它是我所说的业已形成的全民共识之一。

3,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政治转型的起始阶段,当内部争论公开化、人民力量走上政治舞台时,还存在着6+4重演的可能。陷入了偏执和恐惧怪圈的实力派,有可能使用暴力或者暴力威胁。果真如此,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和平演变将转为暴力革命。

一位有影响的学者预言,再次开枪,人民将抵抗到底。

如果再有第二次6+4,不可避免地,在中国大陆将诞生加邦神父(俄罗斯,1905年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和列宁式的风云人物,他们将向人民直接发出1905年那样的呼吁——“亲爱的兄弟们,帝国士兵的枪弹已毁掉了我们对沙皇的信任。让我们向他和他的整个家族复仇,向他的所有大臣和俄罗斯土地上所有的剥削者复仇。去吧,去劫掠帝国的宫殿!所有杀死我们无辜的妻子儿女的士兵和军官,所有的暴君,俄国人民所有的压迫者,我要用教士的诅咒惩罚你们。”

在中国这艘航船上已经流了够多的血,到此为止吧。不要再流人民的血,象6+4那样。也不要再流大人物的血,象法国革命、十月革命那样。“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这样的人生哲学应该划上句号了。至少,你们的后代也将和我们一道生活在同一条船上、同一个地球上,又何必结下血海深冤。为什么不可以一道和平长入新时代,按照文明的游戏规则共处?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缅甸民主派领袖昂山素姬说过,“如果我发现需要暴力,如果暴力是我能够获得的唯一方法,我会毫不迟疑使用暴力。我受过战斗的训练,如果有人试图对你施行暴力,我不会背对你的惨叫夹着尾巴逃跑。那是胆小鬼的行为,是卑劣的。我也不会坐着祈祷(内观),期望我的仁爱可以化解面临的严酷考验。我不是圣人。我会尽力保卫你。现在,我不喜欢使用暴力,但是,我绝不保证我会完全放弃它。甘地也说过类似的话。”

4,从操作的角度来看,需要为当事人卸下包袱,解开6+4情结。

不要让6+4包袱挡住了中国的和平演变之路。在今日中国大陆,正式地不可逆转地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比为6+4平反更重要。

我一直认为,6+4问题是个正义与非正义的问题,而不是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历史对大是大非早就作出了判断。平反话题暗含着对政府主导的默许和期待,而自由民主革命乃是人民主导历史进程和自己的命运。不需要向政府寻求合法性的认同。

民主之路要研究操作的效率,6+4问题完全可以适当地放一放。1937年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时,就没有去讨论对1927年4.12以来的大屠杀的平反事宜。在今天的中国,当务之急是不浪费民主化的时间,越向后拖,中国社会伸缩的弹性空间越小。

毫无疑问,在和平演变的中途,将产生一场民族大和解。希望这场和解不要牺牲正义和人民,仅仅变成强人们又一次的幕后交易。这场和解如若发生,一定要高扬正义和法律,要让苦难的承担者得到最大的慰解,要让世世代代的人类知道什么是可以饶恕、什么是不可饶恕的。当然也不能以怨报怨,要在正义的法律行动之后研究宽恕。帮助贪官污吏和大奸大恶消除恐惧的最好方式,就是废除死刑,对一切人,包括罪犯,保障人权。这已经是整个文明世界的共识。

这一代人也有足够的智慧,象国共斗争中经常发生的那样,分化瓦解专制阵营,欢迎一切染有血迹的人通过为政改和民主化立功来赎罪。

5,1989年6+4屠杀罪孽的最大承担者是邓。然而,邓又是二十年来为中国人民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改革家。历史从来就是这么复杂。历史人物无法脸谱化。

对历史人物采取全盘否定的方式,是五十年来的专制后遗症。就象毛一代把1949年以前的非共历史抹成漆黑一团,部分民运人士又把毛一代抹得漆黑一团。毛的专制传统,已经在非毛者的头脑中刻下了毛式印模。

自由民主精神反对激进主义和独断主义,主张温和地保守历史传统中的多元价值成分。当这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兴起之时,应该抛弃文化权术主义任意涂抹历史的做法,代之以堂堂正正、大气磅礴地直面历史的真实,为后代树立正道而非诡道的游戏规则。

毛是不能全盘否定的,他统一中国、削平战乱有功,在历史上反复了数千年的土地问题在他那一代手中得到了根本解决,在经历了百年屈辱的历史后,在毛的操作下,中国作为世界强国再次得以崛起。这一切,都不会因为他施行暴政、直接或间接导致数千万人死亡而被抹杀。

邓的功罪为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耳闻目睹。

江当然与毛邓不处在同一个档次,但作为十年来中国政府的领导人,也值得我们臧否是非。

江对于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有贡献的:1992年在邓南巡形势压迫下,他与朱联手首倡市场经济;十四大前夕参与发动倒杨成功,割掉了可能的军事专制毒瘤;1993年他与朱结成联盟实行宏观调控,使中国经济软着陆,在世纪末成功避开亚洲金融风暴。在朱掌管经济的赫赫威名中,有一部分即是江的功劳。

但是,1999年中江愚蠢地发动打击法轮功的运动,可谓铸下大错。自1999年江主演国庆阅兵以来,民众的人权每况愈下。江最大的失误,莫过于从1998年至今,迟迟不启动政改,反而对民间反对力量实施不必要的镇压。由于政改的严重滞后,中国社会转型积累的危机越来越深重,出现了恶化溃烂的不祥势头。作为首脑,江对此要负主责。

现在是需要江向人民证明自己政改的诚意和做事的魄力的时候了,时间已所剩无几。只有真诚坦荡地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建功立业,才能合法地谋取个人和集团的安全与利益,确立自己的历史地位。与此相反的选择是极其不明智的。

1931年以来“不抵抗将军”的称号,曾逼迫着张学良通过发动西安事变,一举洗刷耻辱,上升为中华民族的千古英雄。1989年6+4以来的国内国际铺天盖地的谴责声浪,曾逼迫着邓在1992年通过南巡推动新一轮经改大潮。正义的民间舆论压力,可以逼迫天良未灭的政治家通过为国为民干实事创奇迹将功赎罪。政治人物的口径可以很硬,但身与行却不可一错再错。

6,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和平演变的思想潮流诞生于6+4之后。

在1989年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中,政府的合法性面具彻底脱落,为了挽救自己的独裁统治,邓 不得不直接使用坦克对付无辜的民众和学生。

6+4血腥镇压并不是1980年代浩荡历史的终结,而是一个新的开始,从那以后,由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一代代传递过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丛林法则,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和平演变”的人道法则,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开始了历史性的较量。我们这一代人,不可避免地活在这两大社会思想体系的较量之中。

“和平演变”的思想精髓,就是要用文明、人道的法则去驯化丛林野性,用宪政民主去驯服强权统治者。

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的“以暴易暴”的传统,“以杀戮和迫害为特征的野性残余”(刘军宁用语),将在它的作用下彻底结束,成为永远的历史古董。

一部新的柔弱胜刚强的历史传奇,将在中华大地上重演。在延续了四分之三世纪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信仰破灭之后,中国社会又诞生了新的信仰,这就是1989年诞生的对于自由民主的开放性信仰,这一代信仰者的实力随着岁月的演进逐渐生长。1989年之后,在坦克的压迫下,他们被迫来到了人生斗争的丛林,但是,只要有可能,他们就将尝试用文明法则去驯化丛林野性。两大社会思想体系的较量最终仍将落实到实力层面,文明的伟力将愈来愈磅礴,极权的蛮力将逐次分化衰落。较量的结果,不是你死我活,而是两大思想体系影响下的双边

人士的共赢,是强权世界向着文明世界的集体昄依。

1989年之后,在中华大地上,开始了文明驯化野蛮的新试点。中国人民将用实力逼迫强权者与我妥协,交出它所垄断的绝对权力,实行宪政民主。这是和平演变的根本指向。

7,对于一切国内强权政治的反抗者,我都抱有真诚的敬意。

在1989-1991,以及1998,中国大陆曾经掀起过自组织和组党浪潮。自由民主的信仰者尝试通过集群的力量向极权制度发起反抗。他们的精神可歌可泣。

但是必须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的重大变化。

不可能用革命党对抗革命党。自由民主主义与极权主义之间的实力较量,不可能是两大集权的政治力量、两大隐形或者显形的中央集权之间的较量。

自由民主主义以保障个人的独立人格、尊严、人权和自由为目标,它反对那种要求人们让渡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给予组织的集权形式。捍卫独立人格和出让个人自由是不可两全的。所以,自由民主信仰者集群的实力生长方式,是独立个体之间的松散联合。可能的集群行动,将建立在相互间的同意和严谨的契约基础上,集群本身尽可能少地产生权力,并被置于严格的约束和监控之下。

集权党的时代已经结束并且必须结束。自由民主主义的斗争方式,将是为极权主义所嘲笑的乌合之众的方式,它必然地表现为自由民主思想的传播普及,表现为对人心变化的促进和等待,表现为全民共识,表现为对独裁和压迫的反击而非主动的进攻,表现为全民大联盟和全民直接行动。自由民主主义的胜利,主要是人心的胜利和思想的胜利。在胜利之后,曾经的民间反对力量和全民大联盟,将分化重组为一个个独立的选举和压力集团。

在人类政治斗争史上,这是一个由集权党走向选举党的历史演进过程。如果认不清这一历史大势,又何必谈论什么民主政治。1989年天安门广场学运组织内部的丑闻,1994年以来海外民运的分裂和瘫痪,都和产生了集权而无法制约的力量有关。

8,长期的极权统治使人民中毒,普遍染上了专制偏执症和权力崇拜症。不择手段的人生哲学催生的恶性竞争,宿命般地不断重演着。

民主自由的游戏规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新鲜事物。这一代人都面临着学习运用文明社会的游戏规则的任务。追求民主的过程,同时应该是学习民主的过程。启蒙别人和启蒙自己,不过是同一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只有自我率先垂范,才能真正影响社会。

在可能的民主阵营内部,必须把防止集权、防止专制、防止出现新的枭雄作为一级战备来抓。只有自身进化到了比较文明的阶段、获得了必要的公信力之后,才有资格引导全国民众学习运用民主,才有足够的人格魅力,教会那些强人、猛人们以及与他们抱有相同的强权哲学的人士按照文明的游戏规则争雄竞势。

由于中国的民主运动似乎不成气候,一些好心人开始呼唤伟人,呼唤中国的哈维尔、瓦文萨、昂山素姬出现。十几年来,中国没有诞生出类拔萃的民运领袖,这的确有几许遗憾,但无关紧要。

当下的中国,最需要的不是伟人和英雄,而是一代人的成熟和文明化。这是一个自治和学习自治的时代。

不仅仅是社会制度需要转型,而且整整一代人都需要转型,他们急需学习民主,尝试自治,用文明的游戏规则自我疗伤,铲除头脑中的专制毒瘤,熟练掌握一般社会活动、学术活动和初级政治活动的基本民主程序。而不是被领导和被组织起来,主动去进行冒险性的斗争。

这一代人将更可能通过百家之口而不是一人或数人之口,通过相对被动的反独裁反镇压的斗争,在历史上发出自己的声音。

9,从大的历史尺度来看,1989年6+4事件发生的更深层的意义,是极权制度在受到来自民众的强大挑战后不得不祭出制度的最后镇山之宝——暴力机器扑灭挑战之火。残酷的镇压之后,社会存在着由改革的后极权时代向着乌托邦的极权时代倒退的趋势。

但是,1992年,在承受了国内外正义舆论的空前压力并陷入部分倒退引发的深重的经济衰退数年之后,为了扳回自己的历史地位,邓以88岁的高龄,在坚持政治专制的前提下,在经济领域实施了革命性的改革——结束了计划经济时代,开始建设市场经济。

这证明了改革是一条不归路。历史继续沿着消解极权主义的方向前进。

中国共产党在1992年以来的作为,使中国政府在因为6+4屠杀失去了统治的合法性之后,重新获得了一种可疑的“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合法性”。它以赋予人民以空前的经济机会的方式,极大地消解了6+4以来的严重的政治对抗,它还以共产党人的方式,消解了杨家将军事政变的可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当时集聚的暴力革命的可能。

形势似乎更为复杂化了。但其实质,正是向着更有利于和平演变的方向演进。当然,它的全部意义不是和平演变可以涵盖的。

市场经济所指向的经济自由,是人权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对于民众来说,在各种人权中,经济自由更具有比较优先的意义。我们最崇尚的独立人格,就建立在经济自由的基础上。每个人的个性和才智的充分发展,

也有赖于自我独立的经济力量的支持。所以,1992年开始实施的市场经济的合法化运动,是中国社会的一次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权解放。它并没有冲淡人文精神,反而构成了建设一个人文主义的文明社会的基础部分。

经济自由必然导致政治民主,道理很简单,经济自由将加强人民的实力。人民在实力强大起来之后,必然要求真正地主宰自己的命运。政治民主乃是充分享有经济自由的人们的必然指向。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一指向的途中。

在今天的中国,由于各种无法解决的危机因素的聚集和冲撞,中国政府所拥有的本就十分可疑的“以经济增长为基础的合法性”,业已摇摇欲坠,时势将迫使它去寻求“以选举表达的民意为基础的合法性”。这一点,只有真正的充分的政治体制改革才能给予满足。

曾经给人类社会做过乌托邦的两大主要实验区之一的中国,其后极权时代的历史走势乃是,在初步消解了经济管制之后,又将进一步走向对政治管制的逐次消解。

10,对极权主义体制进行全面彻底的消解,实质的工作乃是重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自由民主革命要最终给予根本解决的核心历史任务之一。

1950年代经由乌托邦实验建立起来的新型中央集权,乃是一个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体的超级国家巨毋霸。它渗透并控制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它的无所不在的管制侵蚀下,自古以来长存的民间社会被吞噬,独立的个人生活冰释雪融。这是一个标准的极权主义体制。

马克思主义的人民革命论和乌托邦理想所以与极权主义思潮结盟,从学术上来看,根源于马克思完全没有洞见到,在个人(这个马克思心中的万恶之源)的对立物——国家和社会这两者中,有着根本的质的区别。自从国家诞生之日始,社会就作为国家的反制者存在,用其自发的、相对松散的、建立在公意基础上的类群集合力量,抗衡着国家的政治集约组织的侵占和强制。按照马克思主义乌托邦+极权主义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实质上乃是把自古以来长存的民间社会几乎完全地淹没的国家主义,一个完全与社会对立、对社会实施严酷的压迫和管制的超级国家巨毋霸。

乌托邦实验的失败和乌托邦信仰的破灭,给了它的伙友极权主义以致命的打击。1978年邓启动的经济改革,开始了中国的后极权时代。国家放松了对社会经济生活的管制,在毛时代几乎被压成窄缝的民间社会开始复苏。到1990年代,随着物质生活的丰饶,尤其是经历了1992年市场经济合法化运动的养育,中国大陆的民间社会开始比较正式地恢复到自生自发的半自然状态,它的羽毛变得丰满起来,足以与国家对峙。

在经济改革和市场经济合法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是一种比人们津津乐道、吸引了大部关注的民间反对力量要重要、要伟大、要深远得多的社会存在。它本是民间反对力量生长的母体,而民间反对力量只是民间社会一个动态的部分,即政治化的那部分。

遗憾的是,许多人仍然拘泥于英雄史观,他们狭隘的视野,只是集中在政治、集中在精英、集中在所谓的风云人物身上,而没有把真正的关注投向人民,投向人民群居的大自然——民间社会。

人民的命运和民间社会的变迁,才是本时代的真正主题。在自由民主革命中,国家与民间社会将按照法治的规范分权划界。国家按照程序化的民意选举组建政府,政府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严格约束,只为民间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服务,而民间社会自身以自治为主旋律,对于它所授权的政府享有有效的批评、监控和更换权利。

民间反对力量只有从民间社会中生长出来,才是经得起考验的。民间社会与国家之间的政治互动,表现为在野党与执政党的政党更替。要避免前民主力量和前民间反对力量上升为新的专制力量,除了实行真正的法治下的三权分立,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操作路径,那就是培植独立的自治的强大的民间社会。要从制度建设上使公共权力无法侵蚀民间社会,要让民间社会充当最可靠的永恒的政府制衡者。

11,中国后极权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由全面专政体制变形为国家主义体制。在意识形态上,它表现为打着爱国旗号的国家至上主义,用来替代业已破灭的乌托邦信仰。在经济上,它表现为对于国有经济主导权、垄断权和资源专有权的强行维护。在政治上,它表现为以“需要政府加强管理调控”为理由,提升中央集权的集约度和控制规模。

在市场经济背后,站立着一个民间社会。市场经济的旗帜,有力推动了民间社会的发育。中国大陆1978年以来民间社会的兴起,首先表现为由政治社会向经济社会的转型。

在今日中国,民间社会事实上发育得很不完全,因为它还被套着一部分极权的枷锁。同样地,市场经济也事实上发育得很不完全,因为它还被套着一部分国家管制的枷锁。

在1990年代中,中国社会出现了裙带资本主义泛滥成灾的苗头,对此,吴敬涟等严正提出反对,提醒人们注意分清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这对社会具有积极意义。但是一个同样严重、也许是更加深层次的问题却为人们严重忽视了,这就是——还应该更加注意分清完全的市场经济和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在裙带资本主义背后,还站立着更为可怕的国家至上主义和后极权主义,它使得今日中国实行的市场经济,不仅含有很大的道德上“坏的市场经济”的成分,而且还是结构上严重残缺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1992年,中共正式宣布经济领域以建立市场经济为目标,但是仅仅过了1—2年,当权的那些市场主义的真诚倡导者,就实行了收权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加强中央财政汲取能力的分税制。作为邓—胡—赵的后继人,江—朱显然没有能够理解自1978年以来所实行的在经济领域放权让利等压缩和消解极权主义的战略性努力,未能认识到中国改革背后大尺度的历史走势。实用主义的短视,使他们选择了一条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思路,可想而知,它乃是中央集权主义和市场经济妥协媾和的产物。

虽然极权主义的经济管制逐渐退位,但通过国有资产运作和政策法律限制,国家仍然控制着社会经济的主要资源。今日中国政府,本质上,既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又是市场经济的竞争参与者之一。它以“中华国有企业总公司”这一超级经济托拉斯的形式,扮演了一个垄断、霸道、为所欲为而又虚情假意的资本家的角色,在中国经济中享有一系列优先权,把电信和高速公路这样所投必赚的肥缺抢在手里,在航空、铁路、矿山、油气资源方面永久性地享受着超额垄断利润,宁愿十年二十年碌碌无为,也要排拒民间资本进入汽车、粮食销售等行业。信息时代的核心,信息的精华集散地和原创地——新闻出版网络影视产业,更被它当作禁脔,或者是作为共产党统治的两大基础之一——所谓枪杆子和笔杆子这两杆子中的后者——意识形态行业,实施着最严酷的管制。

在这个畸形的半拉子的市场经济中,国家资本主义处处享有特权和优先权,而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却受到层层有形无形的制约。他们享有的经济自由非常有限,他们的私有财产得不到法律的根本保障,在贷款和市场准入等方面遭受了极大的歧视。处处存在的国家力量的事实垄断,使得整个经济环境无法营造出自由市场下的充分竞争。这是一个不正义、不平等、严重缺乏人权、严重缺乏法治的不完全的市场经济。

今天的中国人表面上似乎获得了参与市场经济的合法权利,在现实中却处处披枷戴锁。这就足以说明了,为什么今日中国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沿海和内地两极分化,大批工厂开工不足,千百万私人经营者和投资者裹足不前,大批工人下岗失业,出现严重的三农问题,整个社会有效需求乏力,社会出现深层次的乱象。

实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实现一个正义的、机会均等的、削平了特权和垄断的、向所有公民完全开放的、拥有严谨的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还人民以充分的经济自由,这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根本所在。它需要通过法治和程序化的运作方式,对超级国家巨毋霸的过多过强的权力进行有力的削减,需要极大地扩张民间社会的空间。

这就需要真正的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所以,经济问题到了深层,实际上就是典型的政治问题。

12,1990年代实施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的政治后果之一,乃是中国本已足够强悍的中央集权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加强。

这一对1980年代邓—胡—赵放权让利改革的重大历史倒退,其始作俑者,是1988年的治理整顿。1993年江—朱实行宏观调控,在正确地对金融领域实施严格管制的同时,却武断地把这种管制推广应用于全局,形成了国家主义导向和市场经济导向的畸形藕合。从治理整顿开始的加强中央集权的倒退的列车,由此得到了添火加速。

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1988年以来中国政府机构规模急剧地膨胀。这在基层县乡政权表现尤甚。中央政府能够理解的农村现代化模式,依然是加强对农村、农民和农业的权力控制、强制管理和实力引导。这是一个标准的国家主控模式。庞大的党务系统,政务管理系统,税收系统,计划生育管理系统,还有公检法系统,在国家主义加强管理和控制的导向下,象一个生长失控的怪物,可怕地向县乡扩张。迟迟不进行政治改革因而对之无法实施有效监控的行政系统,理所当然地被特权阶层所操纵,他们将关系网不断编织进这一政府及公共服务体系,使得机构膨胀的问题更为恶化。从1988年至2000年,仅仅十余年间,农村县乡政权的规模增幅普遍达十倍以上,一般地,一个乡镇的工作人员由毛时代的十几人、二十几人发展到今日的一百多人、二百多人。这中间还不包括教师队伍。

人们往往道德性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下层官吏的贪污腐化、胡作非为和关系网的扩展上,而看不见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制度运作这一结构性因素对于机构膨胀的首要影响。

今日中国大陆压得底层民众喘不过气的“吃饭财政”,乃是鼓吹加强中央集权下的管理控制的国家主义市场经济路径的必然产儿。加强管理的建构取向(国家主义)和不受监控的绝对权力(特权阶层,不过是国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另一衍生物)两极藕合,必然导致政府体系(包括政府机构、公用事业和政府控制企业)的结构性膨胀。

13,中央政府实施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的运营成本,以及为推行国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所制造出来的连它自己也不愿意接受的怪物——“吃饭财政”的开支,主要压在中国底层民众,尤其是农民身上。

在加强全面管制的同时,国家主义的中央政府还在1990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加强中央财政汲取力度,以扩充自己的转圜和进取空间。在城市财源很大部分被中央政权抽走后,省—市—县—乡官僚体制在财政上受到

了很大压力,它们既要承担不断膨胀的吃饭财政,又要解决特权阶层自身按指数增长的高消费需求。有几十年来的惯例可依,它们成功地把财政困难巧妙转移到农民身上。刚刚从极权主义金字塔压迫下获得历史性解放的中国农民,仅仅享受了十年的生活改善,又被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压在赋税的大山之下。

在国家主义的庞大中央集权体系中,如果说,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和特权阶层经济贪欲的省—市—县—乡官僚体制,是世纪末严重的三农问题的直接制造者;那么,中央政府的宏观决策思路与财政汲取—分配政策,则是催生三农问题的深层动因。

后极权时代的国家用“发展优先”的残酷资本主义,代替极权主义时代的“重工业优先”的残酷的高积累政策,作为自己对农村暗中不断抽血、公开拒绝履行义务的理论依据。制定了九年制义务教育法的中央政府,一直拒绝承担义务教育的开支,反而把这笔巨额负担压给地方和乡村。一般地,义务教育支出大约占去了乡镇财政的50-70%和县级财政的40%左右。国防负担中的很大的一头,即义务兵役制下退伍军人的安置,也被主要推入不断膨胀的吃财政饭的队伍,国家迟迟不开展兵役制度改革,由此而来的巨大成本,就这样用隐形的方式转由农民最终承担。

多年来,中国中西部十几个省的农村地区受到了中央集权体制超额的经济盘剥,其直接交纳税赋份额,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许多朝代末期。农村人民被迫以工补农,把农业收入的大部交给政府,而把打工和副业收入用来补贴家用,勉强得以应付苛捐杂税的压力。

这些税赋主要用于吃饭财政和义务教育,国家每向农民收取一百元税赋,就有九十几元作此用途。其结果,是中国从事着最落后的农业生产的农民,反而承担着最大的重负,占国内经济总值不到15%的农业,要养活70%的人口,每年还要另外承担3000亿的税费。致使在经济高速增长的1990年代,农村社会居然发生了明显的停滞(全国经济年增长8%,而农村只有2%,中西部农村不到1%,如果挤掉众所周知的水分,从统计数字上就可以证实人们的直接经验),部分地区农民再次走向贫困。而中西部县级政权也普遍陷入严重的财政困境,全国乡镇政权负债达2000亿左右(李昌平估测),几乎频临破产,这些财政窟窿最后还得用农民的血汗来填补。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却超出预期地高速增长,2001年中央财政增收达2000亿。这些明显的数字对比,最好地说明了“三农”问题的制度根源。

14,在邓-胡-赵1980年代改革给中国农民以极大的政治解放和经济提升、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城乡差距、形成了城乡间生产—消费的良性互动之后,1990年代末中国社会又出现了新的城乡二元分化。不用说,这当然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功劳。

据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援引的统计数字,以2001年数据匡算,城乡人民真实的收入差距大约为6倍。

2000年农民人均货币收入,只相当于1990年城镇居民的水平,整整落后10年。

10年来,中国大部农村没有能够分享到城市高速度增长的好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后几年把前几年曾经分享的好处几乎全部吐出),相反,从1979年到1997年,国家和城市又从农村拿走2亿7千万亩土地,用于城区扩容、修路、建工厂和开发区,这笔土地乃以极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买走,中间又被国家汲取了6-10万亿以上的“剪刀差”(见《新财经》2000年9月号,陆学艺文)。这笔剪刀差,同1953-1979年间国家为了高速工业化所汲取的7000亿剪刀差相比,考虑物价因素,数额之巨,几乎不相上下。

城市社会和沿海地区在享用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特有的廉价劳动力的同时,还从民工的血汗钱中强行收取暂住证、务工证、计划生育证等费用(每人每年数百元),每年总额达数百亿之多。如果说前者还属于市场经济下的自愿交易,政府“仅仅”在民工的人权保护和劳动福利方面偏袒资本家和城市社会的话,那么后者则是赤裸裸的政府操作下的、带有强烈的阶级歧视的强制汲取。

乌托邦时代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政策,在国家主义时代又得到了延续和创新:中央政府所实施的许多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比如统计失业率,只统计城镇,而把广大的占人口70%的农村令人吃惊地排斥在外。至于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等现代文明社会普及的基本福利,更是与数亿中国农民绝缘。今天中央的教育拨款的92%是用于占人口30%的城市,而占人口70%的农村教育只得到8%的中央财政支持。

这些数据(包括前面讲到的中国农民每年上交的3000亿税费等),足以说明中央集权的超级国家,在正式亮牌的市场经济时代,仍然用行政手段对农民进行盘剥,用集权体制和宏观政策将国民财富集中于大城市、沿海和中央,这是造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的根本原因。

很明显,这是人为制造的国民财富的分配不公。这一分配不公,是改革开放以来继1888、89前后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之后的第二次。这是极大的不正义。

40年前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引发了三年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口,为所欲为、目空万古的极权主义导师和巫师们,受到了大自然的严正警告。那么,今天对中国农民阶级施加的极大不正义,如果持续下去,将引发怎样的危情呢?一意孤行地排拒民主自由的国家主义的强人和猛人们,又将受到大自然怎样的警告呢?

15,打击已经悄悄降临,首先受挫的,是国家主义放在第一位的“发展”指标。

当农村收入长期下降,整个社会70%人口的有效需求不足,直接导致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厂生产的大量的初级消费品卖不出去。雪上加霜的是,它又引发了新的恶性循环:生产厂家、流通商家和凭地租分利的城市社会,因此而收入严重下降,大量工人下岗失业,城市低收入群体扩大,致使城市消费市场也出现了萎缩。这一实际存在的不景气,在外向型经济数据掩不住的地带,在政府工作报告之外,公然地蔓延。

中国经济发展在地理上的不平衡性,决定了经济发展水平的梯级分布,也决定了生产—消费链条必须在不同的梯级间保持良性循环。只有底层民众的收入不断增长,推动着底层消费市场不断地发育升级,才能在此消费导向下,推动厂家不断地扩大生产规模、提升产品质量、创造新型产品。这是实现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必由之路。

1990年代末出现的城乡巨大的收入差距,造就了城乡巨大的消费断层,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消费市场的发育升级、持续跃迁造成了深重的内伤,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国规模巨大的内需型初级工业生产的停滞和萎缩,严重破坏了中国社会“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内在节律。

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乃是透过购买力杠杆,对贫富差距进行自发的最笨拙的调节,在一国统一市场之内,富者之富,只能建立在贫者之富的基础上,贫者买不起富者生产的商品,富者也就无法实现其利润,只能停下来,等待贫者收入的提升和购买力的升级。

纵观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除了外向型经济、外来投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的流通与地租分成等造成的局部经济高速增长外,在辽阔的内地,广大的中小城市社会和庞大的初级工业,都处在停滞和萧条中,等待着中国农民和其他底层民众的富裕。

严重的贫富两极分化和经济局部停滞,已经使天下骚动,给国家主义的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的冲击。如果它持续下去,引发一场全局萧条,那么,中国政府从发展这一“硬道理”获得的可疑的合法性,将受到根本的动摇,那又将意味着什么?

大自然对于强梁者惩罚的悬剑已经君临头顶。如果那些发展优先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信徒们能够直面真实,及时转轨,时局还存在着和平演变的可能。

16,在危机的压力下,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政府近年来在安徽农村进行了并税制税费改革试点,改革方案是把按农民人均收入的5%的征税额度提为7%,实行“一道税一口清”。

研究农业问题的权威人士指出,农村税费问题,根本不是多收点少收点的问题,而是整个制度设计对头不对头的问题。修修补补的改良没有实质意义。7%的新指标和一条鞭的并税法所代表的治标不治本的操作路径,按照“黄宗羲定律”(秦晖用语),长久以往甚至将成为引发农民负担更迭上升的通道。

问题的根本在于:有什么法理依据,要对每一个农民身份的公民,包括百岁老人和刚出生的婴儿,按照一个地区所谓的农民人均收入5%或者7%征税,而不是按照对于城市社会成年公民所实行的同样的标准,按照800元或者1200元月收入的下限征税?这样的制度设计运作的结果是那样的荒谬:中国相对富裕的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不到50元,而贫穷的中国农民每人每年平均交纳税费却在200元以上。

从法理角度而言,中央集权体制在农村实行的税收制度安排,实质上设计的乃是一种歧视性的人头税,它是对于中国最弱势的农民阶级的无理汲取,强迫他们承担着中央集权的统治成本和现代化构图的实验成本。

整个农村税收的制度设计,乃是不正义的,没有充足的法理依据的。所谓的税费改革,严格说来连改良都算不上,不过是沿着不正义的道路所做的一点后退而已。

当局者的双眼似乎被云翳遮蔽,旁观的民间思想界对此则洞若观火:

对于如此严重的、全局性的农村危机,需要一揽子解决计划,需要一步到位,直接抵达大本大源。

解决农村问题的根本出路,首先在于拨乱反正,根除中央集权体制对农民所施予的长期的粗暴践踏和强制抽血,归还农民不受侵犯、不受盘剥的真正的公民权利,赋予农民参与市场竞争的完全的经济自由。人权+经济自由——这应该成为一切真诚的农村改革的出发点。

中国最大的人权问题,绝非对异见者的打压,而是对9亿农民的制度性歧视(刘晓波用语)。必须废止对于农民的身份歧视和阶级压迫,彻底地解放农民,一步到位地让农民享有真正的充分的人权,对于施加在农民身上的就业、教育、迁徙和纳税等任何制度性歧视或宏观政策性歧视,必须给予根本取缔,违者以法律治罪并支付巨额赔偿。

必须从法律上确立农民与国家共同享有土地产权(一般不可买卖),改变土地公有所暗含着的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剥夺乡村干部的“模糊产权意识”和强势话语,至少应该宣布土地承包100年不变,使农民拥有保卫自己土地财产权并在土地上进行投资的信心,从而“改变农村社会关系的力量对比”(党国英用语)。

必须停止对于农民的强制汲取,逐渐放弃对高投入、几乎没有了收益的农业生产的征税。必须在分配上向农民倾斜,把涉农领域(比如金融、保险、水利、供销、批发、农机等等)完全放开,让农民合作组织免税地进入,获得足够的利润以组织自发自愿的规模经营(温铁军用语)。必须对于农民就地从事的非农经营实行三年免税,用放水养鱼的政策取代今日的杀鸡取卵的政策。

必须从宏观角度,巧妙运用各种经济杠杆和加权辅助,想方设法促使农民收入同经济发展的水平同步增长,让农村与城市一道分享现代化的成果,让农村通过消费杠杆反过来战略性地推动整个中国“充分市场化和充分工业化”的进程,让农民由现代化的“弃民”重新回归到世世代代就属于他们的大地主人的位置。

17,除了上述路径,要从根本上解决“三农”危机,把落后的农村建设成为现代化的文明社会,还必须从现在开始,分阶段地在农村地区推进全面的现代福利体制的建设,把义务教育、失业救济、最低保障、医疗服务、养老保险、法律援助、公共体育与文化娱乐推广到全部的农村地区。

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两极分化问题的必由之路,不仅农村,而且城市,整个中国,都必须走上这条道路——建设现代福利国家。这是现代中国社会必须实现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中国政府必须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相应的制度设计。

有人认为,现在提福利国家为时尚早。恰恰相反,现在开始起步正当其时——这既是实现必需的分配正义和人道文明,帮助每一个公民过上不失尊严的生活,保持稳定以推进和平演变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培植大多数人口的有效需求、促进生产——消费的链条在不同经济梯级之间保持良性循环、维持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需要。

当然,这不是一蹴可就的,而是需要10——15年才能完成的社会工程。

当然,这一现代福利体制的制度设计,必须吸取欧美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要防止出现福利养懒的病态局面,注意运用各种杠杆对劳动、进取、自立、奋斗进行机制性的激励。

在现代市场社会,人们能够接受而且应该接受合法的合理的建立在劳动能力和业绩的差异基础上的结果不均等,但是,必须以起点上的机会均等(如真正的人权和完全的经济自由)为前提,必须对终点的差距进行福利平等的补偿和矫正。

如果说市场经济社会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的话,我们不要官僚、特权、裙带资本主义,不要残酷的原始积累的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是正义的、人道的、平等的资本主义,需要的是福利资本主义。

福利资本主义在欧洲一般被社会民主主义称之为社会主义,就其精神实质而言,可谓名副其实。

几十年来在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在实质上,是一种不仅比资本主义的欧洲福利国家,而且比资本主义的美国的福利成分还要少的社会主义,它是一种虚假的挂羊头卖狗肉的社会主义,它的真实面目是残酷的以牺牲绝大多数人民的正当的必要的个人利益为常态的集权主义。

这一切业已成为历史。后极权的国家主义无法抵御人道文明和福利平等的正义呼声,它将越来越成为中国后极权政府面临的最大压力之一。

18,停止向农民抽血,放弃每年3000亿税费中的大部,反过来在国民财富的分配上为农村大笔输血,用于建设基本福利,是上述“人权+市场经济+福利体制”的农村社会改革方案中的经济基础。

这样做,特权阶层不会同意,国家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不会同意。这样做了,3200万县乡吃财政饭的人员的开支从何而来?谁来替代他们,在这个似乎处处充满不可靠成分的农村社会维持统治秩序?

但是,已经有充分的理由证明,非得这样做不可。为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现行的中央集权体制,是无法用来推行真正的政治改革的,因为要改革的正是中央集权体制本身。

在由中央政府首倡力推的农村村民自治问题上,已经显示出,中央集权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实质性改革是坚决阻挠的。因为真正的村民自治必然削弱乡镇对村庄的控制,与中央集权制产生结构性的冲突。所以现今的村民自治效果可想而知。

真正的政治改革,不是中央集权体制框架下狭隘的“机构改革”,它的核心,是给象村民自治和中央集权制之间发生的结构性冲突这样实质性的矛盾以一种根本的制度解决,从法律角度厘定国家与社会的主要关系。

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是国家和社会分权划界的历史大潮的一个主要部分之一。是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的。我们不能被改良主义的话语所误导,在“村民自治”这个局部的狭小的空间着力,我们应该一步直抵大本大源,研讨实现整个农村社会的民主和自治的操作路径。选举应由村庄推广到乡镇,推广到县城。这必然地要对中央集权体制伤筋动骨。

真正的选举(包括村官选举),直接改变了权力的合法来源:当选者的合法权力,乃是由选民授予,而不是由中央集权体制中的上级授予。在选举所及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权力命令失去了合法性。选举每上达一个层次,就意味着本层次中央集权体制的冰消雪融。

这不过是通过实例显示出民主的一种题中之义:民主首先解决的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来源问题。从政治管理系统角度来看,民主是作为选民的人民自下而上的授权,它与中央集权体制自上而下的授权乃是根本对立的。所以,民主的实现必然地意味着中央集权的解体。

在中国实行民主,不仅是对于1949年以来的极权的或者后极权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而且是对于秦朝实行郡县制以来的中央集权体制的革命。这是地地道道的二千年未有之变局。

看了今天中国农民被中央集权体制盘剥和践踏的真实状况,就知道中国古代王朝是怎么崩溃的。幸亏有了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历代王朝末期大崩溃的惨局,还可以避免解放前那种残酷的阶级斗争,通过和平演变根治农村危机。

只有实行民主政治,才能制止中央集权体制向农民的强行抽血,才能“牺牲”掉以从事“不劳动的劳动”和“反劳动的劳动”为主业的县乡机构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

在民主政治中,县乡政府将象村民自治中那样实行直选。在乡镇政权中,可以采用临时性的各村村民代表和农会的联席会议,对于乡镇长的财务和业绩进行监督,将监督结果逐月公布,并代表农民主持乡镇长一年两度在全乡镇选民大会上的述职。在县级政权中,将民选出一个县议会,用于代表本县人民掌管财权,并监督民选的县政府的行政运作。

民主政治将剥夺县乡政权“管”农业的权利,让政府成为法治下的有限政府,把资源集中用于推进现代社会福利体制建设,用于公共道路、社会治安、土地管理、水利管理、公共建筑等社区公共服务。

民选的县乡政府将成为民间自治的大社会中的“小政府”,许多政府原来僭越的经济事物和社会事物的权力,将交还给农民自治组织——农会、各种专业行会、合作经济组织、社会服务社团等。民间组织将越来越在农村社区生活中唱主角。

通过民主政治,县乡政府的合法权利将来自农村选民,中央集权体制以前非法和过度集中的权力将让渡给民间社会,这是继联产承包制消解极权主义经济(当然还需下一步“土地共有+人权+经济自由”给以完全消解)之后,消解极权主义政治的关键步骤之一。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自由民主革命,将再次从农村首先开始,层层向上递进,实在是实际的迫在眉睫的需要使然。这样操作,也更加稳健,更容易让社会接受。

19,在中国进行政治改革,实行民主政治,第一步要做的,乃是放开报禁和建设共产党内的民主。

放开报禁,实行完全的新闻出版自由,毫无疑问是民主化进程最重要的一步。它可以一次到位地实现人民的言论自由权利,让长期生活在信息封锁和愚民政策中的人民能够接触到充分的真实资讯,学习现代文明的基本常识。

新闻出版自由被称为在三权分立之外的第四权利。这第四权利属于民间社会,是人民用来监督政府、用来文明地自组织的最有力的武器。

在现实操作中,共产党这一超级强大的政治力量,从政改一开始就必须实行民主转型,否则专制势力将以它为依托,不断地兴风作浪,将中国社会拖入血腥的政治对抗深渊。

共产党必须退出国家系统,必须把一体化的“党国”按照法治规范予以分割,使“党”独立于“国”,退回到民间社会。要推动共产党由极权党走向选举党的进程。要通过法律程序,合理地为共产党划出一份必要的合理的党产。即使共产党仍然通过选举合法执政,它作为一个选举党的存在,其主体部分,也必须民间化,必须完全处在法治的严格约束之下。

军队当然必须国家化,否则一切实质性的政治改革都没有保障。

多党政治并非民主进程初期的急务,它是政治改革缔造出基本的多元格局、社会出现良性循环而非恶性对抗之后的自然产物。

如果由改革派和务实派主导的中央政府来启动中国的政治改革,中国民主政治可能的进程大略是:

第一步举行县长直选,乡镇长直选,县议员直选,城市区长直选,区议员直选。

第二步举行全国议员和省、市、州议员直选,总统或总理、省长、市长、州长,将从议会选出。

第三步举行总统或总理的全国直选,省长、市长、州长的地区直选。

这一过程可能持续8——10年。

如果中央政府在初期即失去主导权,那么这一进程的完成周期将大大缩短,其核心内容可能是,一开始就将举行全国议员的直选,总统或总理从全国议会选举产生。然后,总统或总理的全国直选也将大大提前。

如果发生暴力革命,全国政权可能落入某一个政治家—军人集团、全国人大或者一个临时的全国自治联合会的统领下——后者将是1789的法国国民议会、1917年的俄罗斯苏维埃的部分重演。

不管怎样,一套比较成熟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至少需要20年以上的时间才能定型。在此之前,中国社会恐怕不能免于充满不确定性的变动。

20,民主政体用于取代中央集权制的,是联邦制+民间自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间接民主+直接民主。

县(区)以上政治单位要实行的,将是代议制的民主体制。县(区)以下的乡镇长直选、村长直选,将是直接民主,因为他们将接受当地全体选民大会的直接监督。

而民间自治,则可以说是一种社会民主意义上的直接民主。由基层人民直接掌管社区公共事务或行业公共事务的主导权和决定权。

民主是用来做事的,是可以用来间接而有力地促进经济和社会事务的解决的。

通过改革中央集权体制,稳健地实行有序的民主政治,来保障和推进农村经济和社会改革方案的实施,从而根本解决农村危机,对于中国大陆社会,仅仅是一个开始。进一步地运用民主手段,辅助“完全的市场经济”路径,来解决城市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国有企业屡治不愈的恶疾,也是完全可行的。

在城市社会,包括整个国家,实行真正的完全的有序的“人权+经济自由+现代福利体制”配套改革后,许多根深蒂固的矛盾将迎刃而解,比如私有财产的神圣不可侵犯问题,民营企业的市场准入、经营无禁区问题,弱势阶层的经营免税、金融或技术扶持问题,等等。

解决国有企业的制度建设,是一道关键性难题。事实证明后极权的国家主义对此已经束手无策。连欧洲一些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也拿国有企业的低效运作毫无办法。所以1980年代对于国有企业实行私有化的撒切尔主义才风行一时。

中国的国有经济,应该从竞争性领域尽可能地退出,不能让国家与民争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退出、私有化等工作,必须发生在民主政治建设已经相当成型、既得利益集团的腐败力量已经受到法律机构和民间

社会强有力的监控之后。否则,私有化将成为既得利益集团大肆侵吞无主的国家财产的黄金机会。

在适度的私有化和完全的产权改革之后,国有企业已经全部转变为股份公司,有国家股、职工股、社会流通股各自不等。这时候,就可以将“社会民主”体制引入国有经济的事务管理。

工会可以发挥强大的作用,与企业监事会一道构成企业的“微型议会”,加入到企业程序化的监控运作。

企业董事会负责聘任职业管理家做经理或总裁,经理或总裁要受到监事会的程序监控。监事会由工会代表、政府代表、社会贤达、职业监理人士、董事会代表组成,监理会的的主要工作,相当于一个理财委员会,负责监督企业财政开支情况,并对原材料的采购价格等进行检查。监理会要向工会负责,要向工会定期报告企业的财务支出状况,工会对于监事会的报告具有否决权,对于监理会成员的任命具有否决权,对于不称职的监理会成员,随时具有停职或撤职权。对于严重渎职的经理或总裁,可以在工会主导下,召开企业全体员工大会,如果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数投票通过,就可以提请监事会和董事会予以罢免。另外,工会将在员工的人权状况和劳动保护问题上享有主要发言权。

这是一条创新之路——国有企业的财务由工会、社会和国家共管。企业内的程序化的直接民主,将对国有企业的腐败进行决定性的制衡。民主将产生高效率。

当痼疾解除,国有经济产生巨大的生产力之后,国家所分得的红利,将主要用于建设现代福利体制。除此而外,政府削减三分之二以上的冗员后节省的财政开支,以及在联邦制度下的全国统一税收机制从发达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摄取的大笔财富,部分可以用于向中西部贫困地区的福利工程作转移支付。分阶段地建设现代福利国家所需的资金,是不难筹备的。

正如民主选举必然地导致联邦制,在现代文明时代,选举社会必然地意味着要以建设现代福利国家为目标。道理很简单,不赞成建设现代福利国家的政团和个人将无法赢得选举。

用社会民主——直接民主参与企业事务管理的操作方式,可以推广应用于众多的公共事务管理。比如,农村村民大会监理村长,乡镇选民大会监理乡镇长,某些公共机构,如学校,专业行会,水利工程,道路建设工程,等等,都可以引入工会这样执行着直接民主程序的民间组织,来监理其财务、工作质量和效能。

当代议制在中国大陆全面铺开之后,如果行政首脑和议员们在任期内互相勾结,甚至和当地三权分立的司法机关互相勾结,贪污腐化,共同分赃,使互相制衡的体制遭到严重破坏(就象民主的印度所发生的,具有长期专制传统的新张民主国家时常陷入这样的困境),人民应该怎么捍卫自己的权利?

已经组织起来的民众有着现成的反抗路径。人民应该在民间组织的旗帜下,运用宪法赋予的权利,发起坚决的和平抗争,直到制衡机构得到应有的程序许可范围内的净化,重新履行职责,邪恶势力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为止。一旦功成,民间组织就应该退出政治生活。切忌在民间组织——工会、农会、各种自治会——中建立政治性的集权。即使在与暴政发生大规模对抗、不得不如此之后,也要及时地在完成使命后解除集权。在全国法治框架内,民间组织将由立法机构设计其运作的合法程序,从制度的角度排除集权的可能。

中国人民这一次组织起来以后,永远不要放弃自治组织。不管任何英雄或者伟人引诱或者强制,都不能放弃民间自治组织的独立性,要永远防止任何执政者或者任何集团、以任何理由来解散独立的民间组织。这是反抗政府权力和国家强力的最后一道可靠的实力屏障。中国人民千百年来被压迫、被管制的命运,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应该彻底结束了。

不仅全面学习运用间接民主,而且按照严格的法治精神和严谨的法律程序把直接民主——社会民主灵活地运用到公共事务的各个领域,这是中国社会实际需要决定的,不如此,将无法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复杂问题和根深蒂固的痼疾。在这种学习和探索中,将有许多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创,通过中国人之手奉献给全球人类文明。

21,当前改革的最大阻力,来自以特权阶层为核心的既得利益集团。为了维护他们的必然地要被触动的私利,必然地要被取消的特权和垄断,他们阻塞或阉割了众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的改革,把市场经济扭曲变形为裙带资本主义。

特权阶层、既得利益集团和裙带资本主义必须被消解,使之退出历史舞台。

但是,运用阶级斗争理论,无法真正地根本性地解决问题。用“特权阶层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模型,不能透彻地说明中国当下困境的实质。

核心问题是制度问题,是厘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特权阶级不过是极权和后极权制度的衍生物。核心是根本改造极权和后极权制度,设计出能够对特权的起源——政府权力和国家强力——进行有效监控的三权分立的制衡体制,培植作为反抗国内强权政治的最后一道实力屏障的民间自治。

因为要和庞大的中央集权及其衍生的特权阶层作战,所以人民必须组织起来。必须组成由独立的工会、农会、各界自治会、人权委员会,和民间反对组织、反对党,以及共产党内改革派、务实派、反腐派、民本派和强国派等参与的全民大联盟。

在肯定人民的尊严和权利高于一切、肯定人民的实力和直接行动决定历史走向的同时,不要把人民神话,

不要轻视长期受专制制度及特权阶层的不良诱导在人民身上多多少少可能存在的强权崇拜、特权渴望和暴民情结。

我们不能再次重复被压迫者在反抗胜利后沦为新的压迫者的悲剧。

在人民的力量兴起,运用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形式,向特权阶层发起全局性的肃贪运动之时,要防止失控,防止暴民专政,防止类似文革中对于一些官员滥用暴力现象的重演。必须让人民的组织与行动置于严格的法律约束之下。不能为了美好的目的而无法无天,必须法律至上,人权至上,对于任何人,包括特权阶层中邪恶的贪官污吏,都要待之于他所应该享有的人权,任何人都不能代法律说话,不能未经独立的公开的司法审判、剥夺任何人的人身自由。

为了使人权和法律不受损害,我们宁可牺牲民主进程的高速度。路子从一开始就不能走歪。

22,我要向曾经受到暴政压迫的一代呼吁,不要沉溺于复仇主义,要用正义的尺度和文明的游戏规则对待对手和敌人。

不要学习毛式教条——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

不要否认“我们”和“敌人”之间共同利益的存在。不要看不到“敌人”将一批一批地向“我们”转化、最后几乎全面变成“我们”的大形势,这当然发生在“我们”掌握了决定命运的主导权之后。

投鼠忌器,器为中国,不要为了反对暴政、消解极权,而使中国的国家利益受到损伤。大家其实都坐在同一条船上。船翻了,对谁都没好处。这只船就是中国。不要为了民主自由,把中国这条大船弄翻了。换乘一条小船,13亿人口的经济需求是无法解决的,那样又能有多大的作为!

疆独、藏独、台独正在等待着中国大陆因为民主化出现大规模动乱的机会,好乘机冒险一试。他们希望那一天到来时,发生在前苏联和南联盟身上的事,同样发生在中国身上。

自由民主的信仰者们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要防止中国发生象前苏联那样极端的事例——由少数几位政客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对于13亿人民关于国家统一的共识,有着基本的尊重,才能让人相信你是真正的尊重民意,真正地能够按照文明社会基本的生存发展规则,去严肃地对待国家大事,而不是为被压迫者可能产生的病态心理之一——一切都推倒重来——所左右。

要在互相竞争的不同力量之间达成基本共识,必要时采取一致行动。要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不能把共产党人业已取得的经济成就和上升势头弄丢了,不能把强大的具有丰富的战斗传统和胜利经验的军队搞挎了,不能把中国这艘航船开翻了。

尤其是在进行联邦制的制度安排时,一定要精心设计,如何在边疆地区坚决而谨慎地实行民主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导权落入任何形式的分裂势力手中。要设计出一套实质性的、实用的、安全的、有张有弛的联邦制度。

23,在推动中国的强国进程方面,不能性急。要在建设出一个世界超强、享受超强的荣耀之前,先让世世代代受够了压迫和贫穷之困扰的中国人民先过上有尊严的和基本富庶的生活,享有充分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

富强之路,富在强先。建设一个公民至上的现代福利国家,是今日中国需要优先考虑的国家目标。至少在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主要精力和能量不得不用于整合内部。

但是,必须有长远眼光,谋未来于现在,谋万世于一时。中国经济的现代化,必将催生一个超级庞然大物。由于市场经济的天然全球性,中国的国家利益已越出国境,伸展到世界主要的市场、能源和航道上,中国面临着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制衡市场和资源的配置、变动,以确保中国市场经济和全球贸易的可持续性发展能力的问题。中国军事力量的战略重心,将由国土防卫,转移到保卫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经贸权益上来。

中国的军事实力,必须足于捍卫自己的核心国家利益,拥有遏制战争爆发的能力。在发展与赢得制空、制海、制天、制电磁权密切相关的高科技和战略产业方面,中国急需补课。

台海危机可以勉强算作是坏事中的好事,它将为中国的未来定调,避免再次诞生一个肥羊民族。

统一台湾,既是维护领土完整的需要,又是确保中国的出海口的需要。从地缘政治上,不能让别人把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之内。

中国大陆绝对不能犯以专制打民主的历史错误,只能以真正的“开放民主”打“偏狭封闭侵权的民主”。

不管局势如何演变,先在内部启动民主进程,再对付台独,是为要诀。在和平手段没有用尽之时,绝不轻启战端,况且台湾内部的统一派民主力量大有可用之处。万不得已之时,可能需要用武力阻止台独。一旦开战,不管是速决战,还是持久战,不到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决定性地巩固统一不能停止。同时,要尽最大可能防止美国南北战争时期胜利的北方对失败的南方大肆烧杀的惨局的重演。一个没有受到粗暴和血腥对待的台湾,才不会沦为未来台独残余分子的游击基地。

内在的需求,决定了中国必须走向世界超级强国。当中国强盛起来之后,将会选择行王道而非行霸道的国家战略。这要在一开始就进行设定规范。叶利钦说,一个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本身是不幸的。有俄罗斯、日本和德国20世纪的历史为证。

中国内部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状况,将决定对国家的战略、军事、情报等强力机构进行民主法制建设和有效制衡的状况,也将决定强力机构在对外行动中受到限制的程度。

当自由民主在中国实现之后,我们希望“民主国家不开战”的规律能够在中美、中日之间应验。

中国将奉行以正义为导向、以实力为基础、“有所不为,有所必为”的战略和平主义。

一个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基础上的超强中国,将成为制衡美国霸权、维护世界和平的新保障,将使世界和平的水准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梯。

自由民主制度将焕发惊人的爆炸力,使中国的国势跃迁到一个更高的数量级。先把一个富足尊严的自由民主社会给操作出来,然后,再把一个奉行战略和平主义的超级大国给操作出来,是中国一代或几代人的使命。

郭飞熊 2002 年 8-9 月 于中国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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