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绿卡”获得者致杨建利的一封公开信


2009年5月17日,一位叫杨建利的人,自称是“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在网上发表了《致“六四绿卡”获得者的一封信》。我是“六四绿卡”获得者,由于人老眼花,不常上网,于是朋友介绍我非要读一读这篇文章,朋友说:“你看了之后最好写一篇你的感想。”我说:“我去看,但我不打算写什么,我已经20年没有写过什么了。”

明天就是“六四”20周年,我忍不住决定写一封公开信给这位杨建利先生,表达一下我这位1989年之前属于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的“前民运分子”、1989年后的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成员、兼“‘六四’绿卡获得者”,对杨建利的号召的感想,以了却我20年来的郁闷。

2首先,我要告诉杨家利,我在对美国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的情况是比较了解的,大部分人根本不认识杨建利这名“高级研究员”,认识和了解的人,也只不过了解杨建利是一个“民运分子”,并且前几年到中国去被判过刑。我希望了解,杨建利这名“高级研究元”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中政治号召力如何,我了解的结果是:杨建利在哈佛大学几百的中国学生、学者中不但毫无号召力,连基本的同情都得不到。杨建利如果作为“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就连在哈佛大学的中国学生、学者中间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此人凭什么出来号召十几万当年的“六四”绿卡获得者和家属参与他所主张的政治行动呢?我不了解杨建利、以及支持杨建利的基金会和当前尚存的民运团体,大家会认为杨建利政治号召的希望指数会有多高。

杨建利在《信》中提到全美学自联的时候说:“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产物的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我不想告诉杨建利什么,因为杨建利是知道的,他这样说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目的,但我要告诉不了解的人,全美学自联虽然是因为1989年“六四”的产物,但建立当初并不是一个政治组织,不能称为是“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的产物”。全美学自联是在成立了之后,因台湾政府的陆委会直接通过金钱收买和干涉之后,变成了政治组织,变成了台湾政府控制的“产物”,人数也就因此从万人变成了几个从台湾政府领津贴人掌控一切,开会需要从其他台湾政府控制的民运组织“借人”装场面的“中国民主运动”团体了。(右图:八九学运时,中国留美学生展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示威)

“六四”之后,学自联的许多成员都曾举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唱着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唱得最多的歌曲《血染的风采》,抗议和谴责中国共产党政府在北京武力镇压和平的学生运动。但是,学自联被台湾政府控制和操纵之后,台湾政府不允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不但不允许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并且要求承认中华民国了,那些收买下来掌握和控制学自联的人,几乎个个都秘密地加入了国民党。这样的学自联早已就不是我们原始的团体了,杨建利说的”学自联”当然说的是被台湾掌握控制之后的学自联,因为杨建利就是那个时期秘密加入国民党的民运分子之一。

正象杨建利所说的,我们这些“六四”绿卡获得者当年是“热血沸腾地从各个城市涌向华盛顿,高呼口号,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慷慨捐款,表达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但是,我不知道杨建利是否知道,我们当年的热情是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我的心在中国大陆,我们的热情不是去领国民党的党证、中华民国的护照和新台币,我们的心也不会系在台北。

我们之所以很快不在热血沸腾了,是因为我们的热情被那些领国民党的党证、中华民国护照和新台币的杨建利们强奸了。如果有人要提问为什么我们当年的近10万的中国学生、学者“淡出”中国民运、丧失了对中国民运关心和支持的热情,我要告诉大家:中国民主运动被那些领国民党的党证、中华民国护照和新台币的杨建利们代表了,我们何必还不“淡出”和脱离呢?

1989年之前我只知道中国共产党总是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其“代表”,1989年之后,我在美国终于亲身体验了,当那些领国民党的党证、中华民国护照和新台币的杨建利们要“代表”我们的时候,我们不会象在中国大陆的时候那样只好忍气吞声,我们可以选择“淡出”和脱离,我们也可以选择坚持斗争,绝大部分象我们这样的“六四”绿卡获得者最后承认,在美国,我们没有必要和杨建利们坚持斗争,因为我们的心在我们的祖国,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度,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让美国政府后悔抛弃了台北的中华民国政府而同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

杨建利在《信》中说:“在当年关于六四绿卡的争论中,有人说过,在美中国人员取得绿卡身份之后可以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一直把此言当真......”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事情结果不是这样的原因上面说过了,杨建利不要怪罪“六四绿卡”获得者,杨建利应该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在台湾政府身上找原因。

杨建利在《信》中多处把“六四绿卡”和“人血馒头”相提并论。好,如果要说“人血馒头”的话,我不须指出,最大的吃“人血馒头”的是杨建利们所服务的台湾政府,台湾政府把一个流血却并非反对中国共产党一党独裁、不允许反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毛泽东的89学运,变成了批评美国抛弃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的“中华民国”重返联合国的运动,变成了为台湾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外交上要求国际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封锁制裁的“反共”运动,台湾政府是最大的“人血馒头”吞咂者,杨建利就是帮助台湾政府嘶咬“人血馒头”的伪善的“民运分子”之一。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杨建利在《信》中关于对“六四”死难中国大陆同胞的纪念活动,全部可以归纳到继续帮助台湾政府吞咂“人血馒头”。我可以告诉杨建利,我,以及我们广大的“六四绿卡”获得者,我们是自由民主的热爱者,我们以“融入现实、参与改良、促进变革、渗透中共、瓦解专制、开垦民主”的方式力求在中国大陆和平实现民主变革,我们不会响应你的号召,因为你不能代表我们,你不但不能代表我们,你还在继续代表台湾政府的利益伤害中国民主运动的利益并且侮辱我们这些爱自由民主也爱我们的祖国的“六四绿卡”获得者。

我还要提一提,杨建利这位“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在《信》中算了一笔不知道算什么的糊涂账。杨建利说:“对于在美学生学者来说,‘六四绿卡’至少使得他们第一,免去了几千美元律师费;第二,省却了2-3年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第三,免去了按照中美之间协议回中国服务两年的要求。这三项相加,每人从‘六四绿卡’的获益大约为5万至10万美元。这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还没有包括每人各各不同的后续效应。”我看,杨建利是根据中国农村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最终在美国要取得合法身份所需要的付出来算这笔账的吧?我能理解杨建利在这方面为什么驾轻就熟原因,毕竟,杨建利在美国中国大陆人中间最有号召力的地方,就是那些帮着中国农村偷渡到美国非法一名在美国取得合法身份的人。

如果要验证一下我们和杨建利们,我们两方面谁对自己的政治观点、立场、获得同情和支持更有信心,我在这封公开信之后附上杨建利的《信》在网上传播。杨家利们,你们有信心把我的信附在你们的《信》或者批判文章之后传播吗?这也能验证谁更了解什么是真正的自由民主、言论自由、公平公正讨论,谁是政治控制、政治洗脑和虚伪做作。

附:杨建利:致“六四绿卡”获得者的一封信

亲爱的来自中国的同胞,我的朋友们:


在这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和六四流血事件20周年纪念日越来越临近的时候,有一个词在我脑海中也越来越频繁地出现,这就是“六四绿卡”。每当我与年轻的大学生们提起这个词的时候,他们大多会一脸迷茫,因为在89那个时代他们尚未出生或者出生不久。但是我想,这个词对于我们——“六四绿卡”的获得者来说,无论现在具体的政治立场如何,都是永远不会忘记,想忘记也忘记不了的。

我们还记得,1989年中国波澜壮阔的民众民主运动在6月4日前后遭到中共当局几十万大军的残酷镇压之后,国际社会同声谴责这个暴行,并且给中国的受害百姓予以深切的同情和支持。1990年4月美国总统布什签署了保护中国在美成员的行政命令,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在1992年通过了《中国学生保护法案》,布什总统于10月签署了该法案。该法案规定受布什行政命令保护的自1990年4月10日前进入美国的中国公民在被免除移民配额、优先类别、劳工证明、入境许可文件和两年回国居留限制的情况下,可在1993年7月1日起的12个月中按照移民法规申请调整为永久居民身分。从1993年7月1日至1994年6月30日,大约8万名中国留学生学者及其亲属获得在美国永久居住的权利,取得了绿卡,这就是所谓的“六四绿卡”。六四绿卡的受惠者还包括这些学生学者此时尚在中国大陆、香港或澳门的配偶和年龄未满21岁的子女,还包括这一时期来美探亲、观光、访问及洽谈商务的大陆人士,甚至还包括非法入境者。所以因此直接及间接受益的中国公民实际上超过了10万人,成为美国华人移民史上数量最大的一波新移民群。大家也不会忘记,在这一过程中,作为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在海外产物的全美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学自联)发挥了积极有效的游说功能,美国移民局在这一时期也显示了特别高的工作效率。

我历来对“六四绿卡”这一历史事件持肯定的态度。我认为,这批来自中国大陆的新移民大军为美国华人小区提供了具有高教育水平的人才,为未来华裔影响美国经济与政治发展提供了新的力量。“六四绿卡”这一群体在美国的存在与发展,对于中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双边关系都有好处,同时也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提供一个持久的推动力。时间过得真快,“六四绿卡”大军在美国安居乐业了近20年,而且从1998年开始,很多人陆续加入了美国国籍。大批专业人士在工商、科技和文化教育学术界站稳了脚跟,显示了实力,成为美国社会的中坚和菁英。朋友们有了车子、房子,温暖富足的家庭,生下了一个个美国小公民。也有人因为从事商业活动和学术交流,参梭往来于中美两地,乃至作为“海归”重返中国大陆发展,成为中国大型科技公司或者高等院校年薪几十万、上百万的特聘专家教授。这种现象,与当年美国国会及政府试图保护中国公民回国不受政治迫害的本意相距遥远,这就是历史。异化本来就是人类历史中的正常现象。

在这个时候,我除了向“六四绿卡”的朋友们在专业领域和私人财富积累方面的成就表示祝贺外,还想提请各位回想一下当年取得绿卡时候的激动时刻——可以说,没有当年的这一个基础,也就没有后来成功的一切。

我一向不赞成指责“六四绿卡”获得者是吃“人血馒头”(借用鲁迅小说《药》的故事)的说法。我认为任何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居留地;依据因六四引起的美国法律获得在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中国学生学者,并没有什么可以引为耻辱的地方。在一个巨大的历史变革之后,那些并没有参与或者没有积极参与变革的人享受了变革所带来的利益,这种所谓“人血馒头”事件是正常的历史现象。民运组织并非祇为那些积极参加民主运动的成员谋利益,也要为数量更多,不够积极参加民运活动甚至没有参加民运的老百姓谋利益。作为全美学自联创建者之一的我清楚地知道,1989年春夏在美国的成千上万中国学生学者,热血沸腾地从各个城市涌向华盛顿,高呼口号,以自己微薄的收入慷慨捐款,表达自己对中国民主运动的支持,大批有良知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子弟也参与其中,在那个时候,他们并没有惧怕因此会回国受到专制制度的政治迫害,我对朋友们当年的义举,始终抱有由衷的敬意。

我又深深地理解提出“人血馒头”的说法的朋友们内心的焦虑。人们都可以看到,当年六四绿卡获得者中间确实包括一些中共权贵子弟,甚至参与天安门屠杀人员的亲友;相当一部份人回到中国并不会受到迫害;有些人拿到绿卡后就“淡出”民运,甚至脸不红心不跳地与中共各级当权者建立发展关系,自由进出大陆充任“现代买办”。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当局度过了困难时期,加上人类遗忘机制的作用,一些人更加心安理得地踏着死难者的鲜血公开谋取私利,以“爱国侨胞”的身份成为中共统战部的座上客,甚至与大陆贪官污吏勾结,共发国难财;或者“反戈一击”,撰写出版攻击污蔑海外民运组织和个人的文字,跟着当权者指责惨死在东西长安街头的六四冤魂,向中共强权者扭腰献媚。如果说鲁迅笔下华老栓的愚昧尚且值得同情的话,那么这类现代中共大小帮闲实在是面目可憎。

记得当年有人算过一笔账,对于在美学生学者来说,“六四绿卡”至少使得他们第一,免去了几千美元律师费;第二,省却了2-3年甚至更长的等待时间;第三,免去了按照中美之间协议回中国服务两年的要求。这三项相加,每人从“六四绿卡”的获益大约为5万至10万美元。这祇是一个简单的经济账,还没有包括每人各各不同的后续效应。

我与各位一样,也是“六四绿卡”的获得者,有一点可能不同的是,我至今保留着中国公民的身份。1989年5月25日我带着捐款从美国赶到北京,参加了5月28日大游行,与母校北师大同学一起高歌痛哭;我被6月4凌晨的枪声惊醒后赶到长安街、天安门广场;看到了坦克、机枪,催泪弹,戴钢盔的大兵、燃烧的军车、满脸是血的女孩,缓缓到下的中弹者,被压扁的尸体,冲上去收尸的市民……。6月7日在杂乱中狼狈逃回美国。六四是中华民族的悲剧,也是我心中永远的伤痛,是我始终想要回到祖国为那里的老百姓做些什么的不会消失的动力,因此带来了我2002至2007年在中国5年的牢狱生活。我并不要求“六四绿卡”的朋友对先烈们一定要感恩戴德,但至少要有中国传统的“饮水思源”之情,更不能忘恩负义。通俗地说,做人应该起码讲个良心,就算不必对那些用鲜血和生命帮你换来绿卡的年轻学子心存感激,也不能恩将仇报,跟着当权者胡言乱语吧。

在当年关于六四绿卡的争论中,有人说过,在美中国人员取得绿卡身份之后可以有更好的地位,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支持中国民主运动。我一直把此言当真,也知道在当年绿卡取得者中,确实有人每年6月4日都在家中悼念死难者的亡灵,以自己的收入接济国内民主维权人士。借此机会,我向各位朋友提出如下几点恳求。

第一,告诉你的子女和下一代关于六四事件这一民族悲剧的真相。有时候,你因为有所顾忌可以不说全部的真话,但是绝对不要说假话。由于中共当局的刻意掩盖,六四事件的全部真相至今还是一个谜,对于1989年中国民主运动的许多具体细节,人们也会存有争议。在此,我想借用民运人士盛雪在接受亚衣采访时候说的一段话,为我们求得最大的共识。

“对于一个历史事件、一场群众运动或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人都有权站在自己喜欢的角度评价。对八九民运,何尝不能用负责的、调侃的,亲临其境的、隔岸观火的,赞赏的、批判的——总之任何一个角度去品评论证呢?进退时机、策略应用、正负影响——参照系统很多,占有事实不一,结论自然相悖。但是,对于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政府赤裸裸的暴行,在全人类的文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标准共同而且祇有一个,那就是:屠杀者必须遭到谴责,死难者应该受到悼念。这不是一个需要大智大慧才能判断得清其是非的问题。八九民运的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六四屠杀之罪大恶极,无须讨论。它超越政治派别之争、利益集团之分,社会学说之异。如果还有人类的正义,就应该谴责杀戮;如果还有人类的善良,就应该同情无辜。”

第二,尽可能通过各自可行的方式资助国内的受迫害者,包括以“天安门母亲”为代表的六四受害者群体。如果你过去多年没有来得及对中国当代的民主事业出过力,那么请你现在凭借自己的良知作一点点有益的事情,包括时间、精力和金钱上的支持。

第三,面对自己居住地、工作场所的邻居、同事、朋友,为中国今天的民主维权运动说几句公道话,让今天的中国始终处于国际社会——包括自由国家的政府和民众的人道关注之下。。

我相信,当年“六四绿卡”大军的有良知者能够为中华民族精神未来的复兴,避免重演六四悲剧做出积极的贡献。

过几天,就是六四惨案20周年纪念日。我恳请各位朋友在那天穿上白色的衣服,表达我们对当年死难同胞——包括在广场和长安街倒下的年轻的大学生,被流弹“误伤”的市民,还有在执行“平暴”命令中死去的军人的怀念;驾车者,请把你的车灯打开,照亮中国光天化日的黑暗;在夜晚,让我们点上一支蜡烛,寄托我们海外游子的哀思。

让我们通过各自喜欢的方式为我们的母国祈祷:愿一个人民自由幸福,社会政治清明,经济繁荣富强,为世界的和平、文明做出积极贡献的新中国早日屹立在世界的东方。

谢谢读完我的这封信的朋友们。我祝愿各位未来身体健康,事业发达,家庭幸福,生活美满。

你的真诚的杨建利2009年5月17日



author:   李根富:      source:  投稿:    last updated:  06/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