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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正义党申请加入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全文)
09/10/06    石磊    正义党

各位发起人、筹备人:

我叫石磊,我目前在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担任组织宣传部长和网站技术总监。我代表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申请加入你们发起的、即将完成筹备工作的“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

首先,让我简单地向各位介绍一下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的一些特点。

一、我们的组织结构

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在美国实际上是一个帮助在中国大陆建立一个民主政党的工作服务机构,而不是一个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政党组织。

我们这个组织没有“主席”一职,没有“最高领导人”。虽然我们组织内部有一个对内和对外都很少公开的“核心会议”,但我们组织各个工作部门,一般称为“部”或“组”由部长负责,各部在决策和经费等重要方面实行“自治”。

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的各“部”或“组”的工作形式差异很大,但各“部长”或“组长”之间在组织内部没有权力大小之区别,有区别的只是工作绩效、个人影响力、跟从者多寡和获得捐款的能力,等等。

二、我们的政治立场

虽然中国民主正义党在海外属于“民运”,我们组织的最终目标是要在中国大陆实现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大陆追求实现开放多党竞争执政地位,政府各级官员由人民选举产生并接受人民监督,政府尊重保护人权和尊重保护私有财产,等等,但我们的政治立场还有以下一些特殊的具体表达:

(1)对国家的立场

我们认同的“祖国”是“中国”,我们认同的国家名称是1949年10月1日在中国大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2)对“中华民国”的立场

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为主,由各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参与通过武装革命在中国大陆推翻暴力专制和极度腐败的“中华民国”政权是正当的。

(3)对中共的立场

我们认为,中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实行一党独大,在和平时期更进一步用其“宪法”规定了一党独裁(1982)是不正当的,按照过去“四项基本原则”还没有被写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来看,中共当前在中国大陆的一党独裁是“非法”执政。

(4)对暴力革命的立场

我们认为,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尝试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使中国政治民主化。但是,如果中国大陆的人民因为中共政府的暴力专制和极度腐败决定通过暴力革命的途径结束中共的一党独裁统治,我们坚决地站在人民的一边。我们认为人民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一个暴力专制和极度腐败的政权是基本人权之一。

(5)对经济制度的立场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应该全面实行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制度,我们反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6)对“民主”的立场

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民主”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自由民主”(西方式的),我们所说的“民主”不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经济基础,主张“物质公平”的“不自由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我们认为“民主”必须保护“少数”(保护基本人权),我们反对以“民主”的名义侵害和掠夺“少数”的“多数专政”(人民民主专政)。

以上六条政治立场决定了中国民主正义党在海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区别于任何其他“民运”团体。

三、我们的政治观点

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政治立场决定了我们在海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区别于任何其他“民运”团体,也决定了我们就某些具体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问题方面持有我们特殊的观点。

(1)对中共“中央集权”的观点

在看中国大陆“上访”和“维权”问题上,我们首先坚持用“有利于加强中共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还是有利于“削弱中共中央权力高度集中”来作为衡量标准。我们认为,中国大陆当前大部分群众“上访”和“维权”活动“有利于加强中共中央的权力高度集中”,不利于“削弱中共中央权力高度集中”。

(2)对“人权”和“特权”的观点

我们还认为,在“维护基本人权”的名义下,中国大陆很多“维权”活动不是在维护“基本人权”,而是在维护中共曾经给予他们的“特权”--这些“特权”包括了一些被征地的农民认为对杀死地主而抢夺来的土地拥有“权利”,包括了在“物质平等”思想下一些城市房屋拆迁户对开发商今后高额利润追求分配的“权利”,我们认为这都些都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公民权利”,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理论下才说得通,如果说这些是“权利”的话,只能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曾经给予的“特权”。另外一种在“人权”名义下的“特权”包括了一度被中共承认“不是宗教团体”而允许在中国大陆广泛从事信仰传播活动的法轮功组织的“修练”权。

(3)对“地方主义”的观点

我们认为,政治和经济的“地方主义”有利于以地方自治为结构特点的民主制度的形成,反对“地方主义”则有利于中共“中央集权”的加强。

(4)对“民族自治”的观点

我们认为以中国大陆的“少数民族”在某个地区的人口比例来划分行政上的“自治”是错误的,我们主张在中国大陆全面实行各级政府的“地方自治”才是正确的。

(5)对宗教信仰的观点

我们认同政府必须严守“政教分离”的原则,但中国民主正义党作为一个团体,我们鼓励和推崇传播爱和积极人生的宗教信仰(如基督教等),我们反对和批评宣扬仇恨和绝望人生的宗教信仰(如法轮功等)。

(6)对中国“民众”的观点

我们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众”长期受到“社会主义民主”教育,许多中国大陆“民众”所认识的“民主”并非我们所说的保护少数的自由民主,而是带有浓重的“多数”侵犯和掠夺“少数”的“社会主义民主”。因此,作为成员主要生活在西方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国家的海外中国民运组织的成员,负有学习并向中国大陆“民众”提供关于“资本主义”和“自由民主”教育的义务和责任。

(7)对海外民运的观点

我们认为,海外的中国民运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追求在中国大陆实行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在海外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下,我们不能、不应该为取得经费支持而去牺牲自身在中国大陆民众和海外侨胞中的认同。我们反对海外的中国民运成为台湾国际外交利益或者台湾国民党的“反共复仇”情结的政治傀儡,我们反对海外的中国民运参与“邪教乱中国”的政治活动之中,我们也反对通过在中国大陆故意制造“人权事件”、无辜牺牲国内的民主力量来“反共”。

(8)对海外民运“领袖”的观点

我们认为,海外的中国民运团体的“领袖”应该以组织领导能力和政治影响力为审核标准,我们反对将一些人在中国遭受过多少中共的政治迫害来作为其“领袖”地位的审核标准。我们还认为,涉及在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的时候,在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屡屡被中共当局侦破从而导致自己和他人遭受中共当局迫害的人,不应该继续在海外从事“领导”中国大陆从事秘密活动的指挥者。

(9)对组织成员的观点

我们认为,我们的任何立场和主张,如果有这样的机会和需要,必须首先从自己的身边做起,这包括我们的成员在对待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务、在对待自己身边的人,对于任何政治事件的观点,其中包括对于台湾政治和政党活动的观点,都必同我们所说的政治立场和我们所表达的政治观点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这其中要包括如何对待自己的家庭成员,包括是否在组织成员利益需要得到保护的时候挺身而出,包括如何同其他海外的“中国民运”团体和人士交往,直到包括如何评价“仇共”也“仇扁”的台湾国民党的政治动机,等等。

四、对“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的看法和期望

我希望,通过以上的简单介绍,各位“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的发起人和筹备者能够对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的基本轮廓特点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下面,请允许我谈一下对“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的看法和期望,其中有些看法在我们组织中有过讨论,有的则是我个人的。

(1)在不同立场和观点之间寻找共同之处

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海外组织已经运作了8年多,如果将历经海外民运风风雨雨达20年之久的王炳章博士的经验和影响以及跟从者考虑在内,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立、独特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虽然我们的最终目标与许多人完全相同,但如何实现这个最终目标,我们有着自己既定的策略,我们组织内部存在和容纳不同的观点,但是不同意我们组织基本政治立场的显然不能算作是我们组织的成员,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组织内部容纳“异议”是有限度的。

“同盟”不同于我们这个组织,“同盟”不但准备容纳不同的观点,也准备容纳不同的立场。因此“同盟”的任务看上去会非常艰难。“同盟”需要找出不同立场和观点之间的共同之处,在大家有共同立场和观点的地方各组织相互合作以提升大家共同的主张之政治影响力和工作效率,其实这就是建立“同盟”的主要目的。

但是仅仅依靠这些共同之处来维系“同盟”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并不够,我们还需要让各个“同盟”遵守一个原则:“同盟”会员组织不得试图通过“同盟”来从事改变其他组织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活动。这一方面,“同盟”的筹备者们应该研究出一套具体的规定。否则,“同盟”可能难以达到发起建立之初的目的。

我很高兴地听说“同盟”的发起人愿意就“我们认同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正义党的基本政治立场进行讨论。但是,我也听说正在参加“同盟”筹备工作的某些人员对正义党的这项基本政治立场表示反对并表示了“非常反感”。既然“同盟”的意图是在不同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的海外中国民运团体之间架起一座“不倒的桥梁”,我认为任何一个加入“同盟”的会员团体都不应该因为“同盟”其他的会员团体的政治立场和观点与自己相抵触而向“同盟”的发起人、筹备人和将来的领导人施加压力。如果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以不参加“同盟”或者参加之后退出相威胁的话,我认为这样的团体不适合成为“同盟”的会员团体,因为这样的行为不符合建立“同盟”的目的。

(2)“同盟”的理事会“议席”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同盟”由发起人发起建立,我们愿意申请参加,这本身表示我们同意“同盟”发起人的目标和主要的运作规则。我们虽然很愿意向“同盟”提供各个方面的建议,也有能力、人员和资金对“同盟”建立和今后的工作提供个方面的帮助,但我们无意改变“同盟”发起人所注重和坚持的任何想法和做法。“同盟”的会员团体依然是独立的团体,“同盟”没有意图让会员团体统一为一个团体,“同盟”也不是为了推行某一特定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而希望采取统一行动为目标的,因此“同盟”在成立之初并无必要设立一个每一个会员团体都有一个“议席”的“理事会”。

在“同盟”成立之初,发起人及其参与发起和筹备的人组成一个工作小组负责制定规则、联络沟通重要决策,如果工作能够正常推进则不必急于组建“理事会”,如果工作遇到问题,发现问题了再解决问题为时并不晚。

我这里的看法是根据我在海外民运组织中18年的工作经验而来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建立至今已8年多了,我们只有一个成员基本不公开的“核心会议”,这个“核心会议”并非一个权力和决策机构,它只是一个交换意见的机构,美国“核心会议”的人总是试图说明自己的意见并企图说服别人同意自己,“核心会议”结束,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见做自己的事情,“核心会议”不具有“统一意见”的功能,也不具有“统一行动”的功能。

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之所以这样即是“顺其自然”形成的,也是因为我们这个组织没有中央统一控制的财政所决定的。在海外作为一个民运组织,我们虽然经常作出一些口头的或文字的协议和规定要求成员或干部来遵守,但在实际上谁也没有按照协议和规定来对违反协议和规定的成员或干部进行惩罚,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不设象征“权力”的机构和职称的原因,因为设了这些象征“权力”的机构和职称也只是摆设而已。

(3)“同盟”的财政

以上我已经对正义党不设“中央财政”做了简单说明,我没有听说“同盟”的发起人和筹备者准备代表会员团体统一对外募捐,我同意“同盟”发起人寻找途径独立解决“同盟”运作经费想法。

有人提出“同盟”会员团体以成员的人数作为团体会员的会费标准来解决“同盟”运作的经费需要,那么这必然导致人数较多的团体要求在“同盟”中有更多的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利,否则就会觉得不公平了。中国民主正义党如果参加这个“同盟”,首当其冲地就会遇到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同盟”的发起人和筹备者要有勇气通过经商和办实业来独立地解决“同盟”的财政问题,这些商业和实业必须是私人的而不是“同盟”的,中国民主正义党有经验和能力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为今后的“同盟”提供信息和帮助。

我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如果建立起来的“同盟”今后集中依赖某个政治团体或者某个特殊“捐款人”提供运作资金,这样的资金就必须由“同盟”的一个权力机构来负责管理和使用,这样“同盟”就必须建立一个权力机构。“同盟”如果出现这样一个“权力”机构,那么就会出现为“权力”和“利益”的人事斗争,伴随这种“权力”和“利益”的人事斗争而来的将是外部的政治势力的干涉、收买和控制--“同盟”这个“鸡蛋”的裂缝就会越来越大。因为作为海外的中国民运团体无法在成员或干部违反协议和规定而采取有效惩罚措施,因此在海外的中国民运团体消除团体内部的“权力”和“利益”无规则斗争的唯一办法就是:没有“权力”机构,也没有“利益”可争。这样,团体的经费来源就应该是分散地由私人来提供,而通过“私人”的商业或实业经营而取得的资金,他人无“权”去争斗,解决了一海外民运团体不断出现的内部严重分裂和斗争的严重问题。中国民主正义党之所以8年多来能够生存下来并且继续不断内部完善和发展,其中一个最主要的秘诀就是--没有中央财政。

(4)对“小团体”和“独立知识分子”的看法

根据我的了解,在海外生活的中国大陆留学生、短期访问人员、新老移民,并不管在国外是否有合法居留身份,他们中间很少有人会支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实行独裁统治的。然而,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人对“海外民运”是持不满、批评态度的。其中,很多与我们的主要政治立场和观点完全一致的人,并不愿意参加现有的“海外民运”团体中来,他们试图根据他们自己的想法建立独立的团体以同“名声很臭”的“海外民运”保持距离,也有人自称“独立知识分子”而其实有着一个由观点接近的人所组成的“小圈子”。

我认为“同盟”应该理解这个现象,不管他们这些人对“海外民运”有多少误解和有多少批评,尽力让他们了解“同盟”的目的,无论这些人所组成的团体有多小或是否已经形成有形的组织,“同盟”主动接近和吸收这些“小圈子”进入“同盟”会有助于“同盟”的健康发展,他们可以即参加“同盟”,同时继续批评“海外民运”。虽然这样,“同盟”却很好地发挥了“桥梁”的作用。

(5)在国外从事政治活动的首选问题

中国民主正义党根据目前的运作策略和重点,也根据组织成员的特点发挥自己的优势,我们侧重“网络宣传”。从原则上讲,我们并不反对和排斥在国外从事抗议游行集会和大型研讨会、报告会之类的政治活动。但是,我们认为,在国外从事抗议游行集会和大型研讨会、报告会的目的必须是为了在国内外,特别是对国内,提高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或者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加压力。为了这样的目的,在国外从事抗议游行集会和大型研讨会、报告会并不是值得首选的形式,“网路宣传”不但已经证明可以取得更好的效果,而且“网路宣传”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充分挖掘。

如果“同盟”建立起来的主要任务和活动方式之一是在国外从事抗议游行集会和大型研讨会、报告会,中国民主正义党即使参加了“同盟”作为团体会员会感的失望,我们不会鼓励我们的人数优势被用在不能最好地发挥人员特长的政治活动之中。许多中国民主正义党的成员相信,在国外从事抗议游行集会和大型研讨会、报告会的目的不是主要为了针对国内提高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也不是为了给中国共产党政府压力,这些活动大部分是针对活动所在国政府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有的是为台湾政府的国际外交服务的,有的甚至是为了台湾某个政党在台湾的政治斗争服务的。

为了海外具有自由民主和保护基本人权思想的个人和团体,能够在“同盟”的架构下,针对国内提高个人和组织的影响力、号召力、吸引力,为了给中国共产党政府施加强大的政治压力,我认为“同盟”有一件非常值得研究去做的事情:让更多的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士公开地站出来反抗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在互联网上,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士反抗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的很多,但公开站出来的很少。在国外华人集中的社区里,私下几乎人人都表示反对中共一党独裁,但公开站出来向中共表示反抗的却很少。中国民主正义党无力单独承担让更多在海外的中国大陆人士公开地站出来反抗中共一党独裁的政治制度的任务,但是“同盟”应该把握机会把这一艰巨而特别有意义的任务向前推进,如果“同盟”就此议题作出决定,中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将与“同盟”所有其他会员团体全力合作。

五、申请加入“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

以上简单介绍了中国民主正义党的一些特点和我们对即将建立的“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的一些看法。我代表中国民主正义党正式以书面的形式申请加入“海外中国公民政治同盟”。

这份申请将在我们组织内部向党员作出充分说明与解释之后适时对外公开。我们静候你们的答复。

石磊

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组织宣传部 部长

2006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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