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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义党参与的维权案例实战经验介绍
02/03/06    李香农    正义党

“老严怎么几天不接电话,出事了?”纽约这一头是中国民主正义党的特派联络人。

“是啊,老严住院吊点滴三天了。”福建那一头是某过去大型国营企业的退休职工。

老严,今年65岁,据说20多年来没有过伤风感冒,就连牙都没有掉一颗。原来他在企业中是一名技术干部,他九年之前退休,退休之后买下了单位职工楼的一套公寓,他的老伴过去来自农村,后来的医疗福利一直依靠老严的职工福利,老严退休之后也是如此。老严老两口的退休生活算比较有保障。

2000年,这家国营企业改制了,新的承包经营者削减了退休职工的医疗福利和其他补贴,退休职工怨声载道,但也没有办法,2005年老严决定代表自己和其他退休职工“维权”。年底因为老严带领退休职工“维权”成功,地方法院判决企业完全依照承包合同补发和赔偿退休职工,大家掏钱席开30桌,老严就在这天晚上因为“吃撑”而病倒了。

老严的“维权”之路并不顺利,而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总部又是怎么在其中充当顾问角色的呢?

2005年初,中国民主正义党一位来自福建的党员,她在美国的一个亲戚的母亲透露了该企业50多名退休职工因为退休医疗福利问题“大闹厂长办公室”,其中一名退休职工当场心脏病复发出现险情,企业承包者和当地公安局威胁如果闹出人命问题,将追究“维权”活动的组织者--老严很可能是被追究的对象。

中国民主正义党海外总部决定了解情况。很快,大批有关申诉信、投诉信、合同、通知、文件、医院证明、“现场目击记”和中央文件精神之类的报刊文摘,等等,通过传真和互联网集中到了正义党的海外总部。

一、这件事现在没有必要上网

“整理一下上网。”

一开始,这不但是大部分在福建的那些退休职工和他们家属的意见,也是正义党海外总部大部分参与讨论这个事件的党员和其他有关朋友的意见。

“认为应该把这件事弄到网上去的理由是什么?目的是什么?”

这是正义党海外总部网络总监石磊提出的问题。福建和海外分别有不同的回答。

来自福建退休职工和他们家属的意见主要是:不把事情闹大,不给企业经营者和政府一点压力,问题是不会解决的,特别是在企业经营者和当地公安局用威胁的口气试图阻止他们“维权”的情况下,他们认为把事情公开、把事情闹大就可以得到上级政府重视,得到舆论支持,这样他们就比较能够保护自己,这样那些被企业经营者贿赂和买通的公安局就不敢对他们乱来。

来自正义党的意见除了同意福建退休职工和他们家属的意见之外,还包括了:正义党网站首发有关事件的情况并进行追踪报导,一定可以帮助提高正义党网站的知名度和正义党对国内“维权”活动的政治影响力,等等。有人提出正义党网站暴露直接卷入会造成对国内人士不利、甚至导致有人受到逮捕迫害的危险时,大家基本同意可以通过有关内容在国内网站首发,然后正义党网站立即转载等变通手法来运作。

石磊不同意把这件事上网。石磊认为,正义党如果介入这个“维权”事件,目的是要让参与“维权”的人今后知道,正义党能够帮助他们用最小的代价最大程度地获得他们想要达到目标,正义党必须通过证明我们的策略和方法切实有效来提高政治影响力,正义党不是通过对外公布介入国内的“维权”事件或者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开发表意见就能提高政治影响力的,透露不该透露的信息,作出错误的评论和知道,不但不会帮助正义党提高政治影响力,还会让正义党的政治影响力受伤害。而正义党网站提高知名度,石磊认为这不能以对国内“维权”活动和“维权”人士不负责任的方式获得,更不能以给国内“维权”活动造成失败和给人员带来危险为代价,否则正义党网提高的将不是什么知名度,而会变成“臭名昭著”。

石磊的意见一直是“少数”意见,这个事件最后没有上网,最直接的因素是因为石磊控制着正义党网站,石磊决定“这件事现在没有必要上网”,正义党网站就发表不了有关文章,网站的管理和编辑完全独立于正义党海外组织的其他组织运作,“外人”插手不得。石磊不同意把这件事情上网,正义党海外总部成员许多人表示失望,但也没有人愿意冒犯石磊用其他方式把这个事情弄到网上去。

二、说服福建退休职工

正义党海外虽然服从了石磊的决定,但是国内福建的退休职工和家属一再催问海外有没有帮助上网和呼吁。正义党海外总部指定了一个“福建人”向国内传递了如下指导性政策:

(1)你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应有的福利,“把事情搞大”并不是你们的目的,要理性,意思是始终想着目的做事,不要受情绪影响。

(2)如果没有明确证据,不要轻易去说企业承包着贪污了退休职工的福利经费,也不要轻易指责企业承包者贿赂了公安局帮助他们。也许你们的猜测是对的,但你们没有证据就不要提这些问题,你们的目的是要得到应有额福利,而不是“反腐败”群众监督。一个活动只能有一个具体的首要目标,不要在追求这个具体的首要目标的过程中把次要的目标,因为“也是好的”,而转移了目标,更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去追求抽象的目标。

(3)尽量正面提出合理的要求,如果不是因为经济困难,就不要用经济困难说话来取得同情,听话的人自有自己的同情尺度。指出你们的要求是合理的,合法的,有依据的,这是最重要的。指控对手贪污、盗窃、贿赂、阴谋,如果不是有确凿的证据,而是“大家都认为”、“一看就明白”、“人家说”之类的,一般不会对自己有多少好处,其可能带来的敌意和麻烦可能伤害到你们要达到的目标,其效果往往适得其反。

(4)只要有合作的可能性,与企业承包者、公安局、企业主管政府单位、市政府单位、特别是司法单位等等,尽量合作,千万不要在还没有非常必要的情况下用舆论和用上级来施压,特别不要用中央文件说事,用中央文件说事,地方各级政府都会反感,用中央文件说事,地方上就没有政府单位会同情帮助了。

(5)先软后硬,应该解释为软的办法用尽了再用硬的办法,不能理解为软的办法用过了就用硬的办法。一种软的办法无效,换一种软的办法再来。所有软的办法都不行,非要用硬的办法,首先是要用司法制度中的硬的办法,而不是首先去用舆论和集体抗议之类的硬的办法。

(6)所有一切不利于达到目标的说法、做法都要克制,因为你们“维权”是有具体目标的,不要离开目标,不要转移目标,不要伤害达到目标的机会。

(7)始终保持给地方政府、地方主管单位、地方司法单位一个表现“正义”和“公正”的机会,不要轻易堵死这样的机会,要让他们认为你们真心地相信他们是可以做到“公正”和站在“正义”一边的。地方领导如果说了空话,你们就是相信他不打算做,做不到,是敷衍你们,你们也要对他们的空话表示期待和赞扬,不要表示出怀疑、不相信、不满足,把这些负面的想发藏起来。这样有利于唤起他们良知的觉醒,相信每个人都有良知,不要相信所有当官的人都是坏人。要知道,当我发现你认为我是一个坏人的话,即使我是一个好人,往往我也不打算对你好,这是人之常情。

三、发现一个问题、指导一个问题

七条指导性政策传到福建退休职工中之后,很快得到了正面的、积极的响应,之后变成没一个具体的“维权”步骤,包括怎么说话,诉状递交之前,福建退休职工都要设法让正义党海外“顾问”一下。当然,在福建,没有一个人知道海外参与“顾问”的是正义党,他们只知道他们其中某人有个亲戚在海外“脑子很好”、“水平很高”。

在承包企业的经营者坚决不让步的情况下,为了减少敌意,正义党海外总部指导国内不要去说承包企业经营者的坏话,而是有计划地散布说这样的话:承包者从他们的角度来说也有他们的道理,他们要改变已经作出的决定也不是哪一个人同意了就能办到的,他们其实同意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这一指导的目的是软化承包企业的“斗争士气”,同时也对影响更多的缺乏“维权”斗争取得成功信心的来积极参与的作用,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让人们对成功充满希望,而不是要人们对成功表示绝望。(有人要想发动革命,那当然就最好让人对事情越觉得绝望越好。正义党没有打算利用“维权”活动在中国大陆发动革命。)

在进入司法诉讼过程中,有明确证据表明承包企业的经营者企图勾结司法系统的官员作出对他们有利的判决,但是不是存在贿赂的情况,退休职工没有明确掌握证据,都是一些猜测和“肯定是这样”,“用脚想就知道”之类的说法。正义党的指导的是:有计划地散布相信法庭判决会对退休职工“公正”、有利,并用具体的这个法庭的过去判例来说明为什么他们这样相信。同时,他们相互传某些地方政府领导对他们这个案子是如何关心、说的话多么富有同情心、多么合理、他们多么能够理解,等等。但决不提什么“中央政策”、“温家宝讲话”之类拿中央压地方的话。

正义党为了让“维权”的退休职工理解我们的指导性政策,专门撰写了一个短文,用来说明中国人的一个文化缺点:拿对手的上级或者比自己更狠的人来压对手的思维和行为方式。这个短文说:“你要让你的对手知道是你不好对付。如果你让你的对手认为是他的上级不好对付,或者是你的朋友不好对付,你的对手首先会想道,他的上级和你的朋友并不是你所能控制的,你认为这样对他施加了压力,但实际上起不到多大的压力作用。”短文用了比喻的方法说:“如果你面临一个准备把你拎起来摔倒在地的大个子的时侯,你说:‘你把我摔倒,我就咬你的腿。’这个大个子可能会犹豫,因为他知道你确实有能力咬他的腿。他可能考虑放弃。如果你说:‘我爸爸是公安局的刑警。’他不知道你爸爸是不是公安局的刑警,他怀疑你爸爸是公安局的刑警究竟能拿他怎样,他还会想道即使你爸爸确实是公安局的刑警会帮你报复他,他也许那个时候已经逃到别的地方去了。另外,你拿第三着去施压,对手认为你是胆怯和懦弱的,他认为对你威胁是有可能制服你的。但如果你说你有能力做的事情,比如“咬你的腿”,他相信你真会这样做,起码你不是胆怯和懦弱的,他也会觉得威胁并不能制服你。”(有关短文没有公开发表)

不要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打扰或给第三者增加麻烦可能是在“维权”活动中最难做到的一件事情。这类事情反复出现,反复纠正,最典型的是去年12月底法庭公开开庭审理的之前的几天。大部分“维权”退休职工准备到法庭和法院外聚集,他们认为集体的姿态和力量能够帮助确保法庭“不敢作出不公正的判决”。正义党的的指导正好相反。正义党海外总部几乎用“传令”的方式告诉“维权”退休职工和家属:决不要在法院外聚集,也不要组织过多的人去法庭,去法庭的人不要在法庭内有任何动作或语言上的表现。正义党海外总部“传令”说:“法官和人民陪审员天然有表现‘正义’和‘公正’的欲望。你们要给法官和人民陪审员表现这种欲望的机会,要给他们作出‘正义’和‘公正’判决是他们个人意志下作出判断的表现机会,如果他们觉得如果他们作出对你们有利的判决是因为屈服了你们的压力,那么他们作出‘正义’和‘公正’判决对他们个人的意义就不一样了。在这样的问题上,你们不要过高地、片面地、凭想象地估计你们集体声音所起到的压力作用。”

另外,正义党海外总部也解释了,公安局为了防止出现群体事件,对法院门口大规模聚集和法庭内的聚集都会十分敏感,这中情况下,“维权”退休职工不应该把法院内外当作表现集体力量的秀场,公安局有公安局的任务,你们要让公安局能够顺利地做好他们的工作,如果你们与公安局发生纠纷和冲突,结果公安局或者市政府,出于不能鼓励可能造成“社会秩序混乱”和“动乱”的目的,干涉司法判决,结果你们本来可以获得“公正”判决的机会结果失去了。

正义党的指导没有被所有的人接受,不过法庭开庭审理当天,在法院外聚集的人数不多,公安局干涉之后人群就散去了,退休职工没有和公安局发生任何冲突,也没有人对公安局的干涉发泄不满。

四、正义党的作用,见仁见智

官司赢了,很快法庭还对该承包的国营企业发出了强制执行令。在福建的这些退休职工中,有人认为没有海外的指导他们不会最好赢得这场官司,因为类似的官司,多数赢不到或者还“损兵折将”(有人被殴打、被拘捕、甚至被判刑)。也有人认为没有海外的指导最后的结果会是一样的,还有人认为官司虽然赢了,气还没有出够,老严每一步都按照海外的什么亲戚的指导来做,使得本来大家要求的赔偿结果没有力争而没有得到,等等。另外,在整个快一整年的“维权”过程中,正义党海外总部对两个具体问题的指导出现了错误,不过这些错误很快就在弄清了之后纠正了。

相信通过这个案例,我们把自己的经验公开介绍给大家,大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评论,我们希望这样的介绍能够提供国内“维权”活动一些有价值的参考,毕竟我们没有机会,也没有可能卷入更多的“维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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