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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上海拆迁维权情况的看法
02/05/10    胡沈颖    正义党

Hu Shenyin我来自上海,我家里在上海的房子也拆迁了,据我所知,拆迁,对绝大部分的上海居民是一件期待和兴奋的事情,不满的恰恰是等待拆迁而失望的居民。这话怎么说呢?就拿我们家来说,一家三口,按照三个人的户口,我们因为拆迁得到了120万元的拆迁补偿,这钱,就象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有了这个钱,我们得以在另一个地方买到了象样的公寓,居住条件立马得到了改善。如果没有拆迁,我们一家三口只能继续去住破烂的房子,由于房子基础很差,花钱装修,居住条件也不可能有多大改善,父母的工资加上我的工资收入,永远也不可能买得起我们现在居住的公寓房子。

绝大多数的上海拆迁户和我们的情况差不多,我们不但没有不满,我们还很高兴。当然,这里需要指出一点,我们从来没有觉得我们过去破旧的房子下面的土地属于我们,因为在中国,土地是国有的,不管过去土地的所有权是如何变更的,今天的中国,土地不存在私有的问题,对我们来说,我们只有居住的房子条件如何的概念。

对于少数上海拆迁户来说,他们把房子下面的土地当作私有的,也许过去是他们私有的,但这种土地私有权早已不存在了,如果他们认为土地还是私有的,那么他们反对的是现在的土地公有制度,而不应该是拆迁补偿的问题,当他们把土地当作私有来计算的话,而不是把拆迁前后居住条件是不是相当或者改善来计算的话,他们当然很不满意。我认为,他们有权利按照他们自己的看法向政府提出要求,但是他们的要求政府肯定是不会同意的。这一部分人,我说了,是少数,或者说是极少数。

我认为,无论这后一部分人是少数,还是极少数,他们有向政府提出要求的权利,政府也必须尊重他们的基本人权,这两点都很重要,我们反对“多数”就可以对“少数”实行“专政”,我们主张“少数”应该得到保护。

按照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中国是社会主义,土地不是私有而是国有的,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并且不准备反抗这个制度的时候,遇到房屋拆迁,我们头脑中有关“合理”的基础就是:拆迁之后的居住条件是不是有所提高,如果相当我们就觉得接受,如果有所提高,我们就高兴了。

但是,中国也实行市场经济,许多资本主义的规则也同时在中国同时运行,在房屋拆迁问题上,就很容易让一些人把土地当作私有来对待,他们并把“合理”的基础建立在拆迁之后的居住条件是否相当或者有所提高上,他们凭借土地本身的市场价值要求“原拆原迁”(在拆掉的破旧房子的原地得到盖好的新房子),或者按照政府将土地使用权给与开放商的价格获得补偿。他们提出的要求是不是“过分”了呢?按照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他们提出的要求是“过分”的,政府不可能满足他们,但是按照资本主义的概念来看,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问题是,中国还不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他们建立在资本主义土地私有化基础上向政府提出要求,当然会得不到满足。

在这个矛盾中,我们看到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作为百姓有权利提出他们的要求,他们也有权利在要求得不大满足的情况下继续坚持自己的要求,走司法路线争取自己的要求,和用抗议的形式表达自己的要求,政府应该是允许和保护百姓的这些权利。但事实不是这样,坚持自己的要求遇到的强迫拆迁,政府不让法院受理政府认为“不合理”要求的诉讼,抗议是要镇压的,表达的自由限度也非常有限。这是一个政府是否尊重和保护百姓的基本人权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土地私有化的问题没有实现之前,把土地当作私有,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拆迁补偿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因此矛盾并不是政府给的拆迁补偿是不是合理,矛盾是土地公有制不合理,土地私有才合理,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百姓内心中认可和希望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矛盾。

因此,站在我们中国民主正义党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如果改变了,变成了土地私有,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上面的矛盾就不存在了。这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还没有改变之前,在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和法律之下,老百姓只能象我们家那样,遇到拆迁只看居住条件是否在拆迁之后相当和改善。而作为“少数”的把土地当作私有来提出拆迁补偿要求的百姓,如果他们把为了得到更多的拆迁补偿而作的抗争努力变成改变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力争中国实现土地私有化、政府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尊重和保护基本人权,力争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那么他们很可能就不再是“少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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