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解释为什么是“道听途说”。其实我只是自己不能拿这个钱，别人拿不拿我能反对吗？老万和你的想法一样，在还有机会时问我能不能支持他出面拿这个钱。

我告诉他；1。他能拿我当然支持，这是最佳方案。2。恐怕除了我，别人拿他们都不会给。我感觉这钱是用来封我的嘴，而不是用来封别人的嘴。

因为别人没我这么可怕，随之而来的 PNTR 之战证明了这个预计。如果没有我，克林顿不会是险胜，肯定轻松过关。参加过这场战斗的政治家（正反双方）都这么认为。这次谈话有人在场作证，老万也不会否认。

这之后老万企图和刘青，吴宏达合作，碰了壁。刘青直接问；是不是外国人召集的会？听说是老万受我委托召集的，干脆地说；你召集我去干嘛。差点把老万气死。老吴也想说服我和他一起拿，我回绝了。他问；他自己拿我会不会反对。我说我不反对。也有证人在场，老吴想来也不会否认。

为什么我不能拿，是因为主持此事的美国人起草的条文中有一句话我要求去掉。“使用此款项的组织和其成员，不得议论美国的对华政策”，我坚持去掉这一条。而且坚持这个基金会要由中国的几个民运组织组成的理事会支配，美国人的肯尼迪基金会仅仅帮基金会管钱，起监督作用。

经与南希波罗希和福兰克沃尔夫协商，同意更改条文。但主持人说最好在我们中国人开理事会时改。我特意和他当面说好了；理事会由五大民运组织各出两人组成，并给了他名单。开会前一天我收到了章程草案和理事会名单，草案没变，名单全变了。有一半人是“中国人权”的人。

我立刻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找到这位克林顿的律师（也是肯尼迪基金会理事，莱温斯基案的律师），问他；说定的事为什么变了。他说；你理解错了，美国人的钱当然是美国人说了算。我说法案里写得清清楚楚；钱全部是用来支持中国人的海外民运组织，你们只负责监督使用的合法性。

他不同意，再说什么也不重要了。我只好说；请你把我的名字从名单中去掉，你的理事会和我无关。他笑眯眯的说；你不用，我们会给别人用。你不怕你的组织越来越小吗？这是一种明显的威胁，我也笑一笑答道；我如果没事干了，就住到那个把钱给别人的议员的州里去。谁破坏中国民运我会记得他，你知道我是说到做到的人。我们相对笑笑就告别了。

最终谁也没拿到这笔每年二百万的钱。但我们保住了独立发言的资格，否则几年来我们靠什么去说服别人呢？非洲一个小国的“民运”就可以拿几千万美元，但他们影响过“西方的政策”吗？除了那个骗美国的伊拉克人之外。我们第一靠的是背后有十三亿人（达赖喇嘛语），第二靠的是说话的信用。现代中国人倾向于不把信用当回事儿。可我不这么看，事实证明我是对的。